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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表明:中國人最大的共識是“生活得更美好”——

今后一個時期社會心理取向與引導

楊宜音 王俊秀

2016年01月11日08:16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今后一個時期社會心理取向與引導

社會心態各成分的結構功能關系示意圖

社會心態反映的是彌散在整個社會的社會共識、心境和情緒狀態,它來自社會成員個人的知覺、感受、價值觀念、情緒體驗,經過與大多數其他實際的和想象的社會成員相應的心理活動匯集融合后,重新形成個人社會心理活動的底色或背景。社會心態正是這樣一個有著內部結構的心理力量或心理資源,其特點是彌散性、變動性和互動性,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內容之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都將因社會心態廣泛深度連結,但這些也是輿論引導的用武之地。(楊文)

楊宜音 王俊秀

“十三五”期間,社會關系的調整、社會沖突的發生和化解將進入常態化階段。在完善法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同時,應明確把社會心理建設納入治國方略,在全社會形成和諧共處、奮發進取的社會心態,使全國人民滿懷信心、充滿活力地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十三五”時期我國社會心理主要特征

(一) 社會心理需求狀況

1.新常態下生活滿意度在持續上漲后出現下降趨勢。我們新近完成的幾個大規模抽樣調查顯示,從2012年開始居民生活滿意度出現了小幅下降。國外研究也發現人們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並不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持續上升。生活滿意度的不增長或下降與人們需求水平及層次的提高、需求內容的增多之間存在緊密關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多數民眾的溫飽需求已經基本得到滿足,但是居民生活滿意度卻在經歷了一個時期持續的上漲后不再增長或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2.民眾需求層次多、標准高、問題多。“十三五”期間首先要面對民眾基本生理需求標准提高的問題。潔淨的空氣、無污染的水、改善的住房條件、高水平的醫療條件、宜居的自然環境、通暢的交通等成為迫切的需求。同時,民眾對安全的食品、安全的交通、安全的生產環境、有效的災害防范等也有更高的要求。從近年來的調查看,安全成為民眾最迫切的需求。

其次,在社會性需求上也有新的特點。伴隨人口結構變化、職業和地域流動性增大以及相應社會觀念的變化,家庭養老育幼的負擔和難度增大,生育意願減弱,家庭的穩定性降低。同時,在陌生人社會和職場壓力下,原本由家庭化解沖突、提供支持的功能被轉移到社會和政府身上。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過程中,原有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源的作用降低,人們的歸屬需求、社會支持需求得不到滿足。相形之下,陌生人社會必需的契約誠信精神在市場經濟建設中還沒有形成。

再次,隨著民主法治建設不斷深入、信息化步伐不斷加快,民眾的社會參與需求也同步增強,民眾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政治參與意識不斷提升。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當人們認為自己對社會“如何改變”、“是否改變”無法介入,那麼社會和國家就不是“我的”,而是“他們的”、“你們的”社會和國家。這不僅可能導致社會疏離感,社會成員對所在社會漠不關心,還可能使社會、政府、國家成為宣泄負面情緒、責任推諉,甚至是攻擊的對象。

(二)社會價值觀基本狀況

1.個人和人際層面的價值觀在發生著變化。隨著現代化進程,個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變化,近年的調查發現:(1)強調佔有物質的物質主義價值觀趨於增強。(2)青年人傳統的性觀念和傳宗接代觀念淡化。(3)家庭中傳統的親情為核心的價值觀變得更加多元,表現為突出的利益權衡特點。(4)民眾的權利觀念增強,權力監督的意識和公共參與意願增強,不滿於權力等級區分造成權力距離拉大,認同縮小權力距離的觀念,呼吁約束公共權力。(5)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隔膜,因此,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仁愛友善的人際關系。(6)人們的公平正義觀表現出自我中心和自我服務的特點,即認同公平正義的價值觀,也認為社會是比較公平正義的,相信整個世道是合理的,但他人的遭遇是理所當然,唯獨自己的遭遇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7)雖然受環境條件限制,多數人仍認為自己的命運可以改變。(8)市場化進程中人們對於契約觀念的認同程度在逐漸提高。

2.社會道德觀念和法制意識有待提升。西方道德心理學家認為道德包含五個基本方面:關愛、公平、忠誠、尊重權威、節制和純潔,而相反的方面,傷害、欺騙、背叛、顛覆和墮落,就是不道德。中國傳統道德規范強調仁、義、禮、智、信五常,提倡良善、剛正、恭敬和守信。這些都是各民族、各階層、各類別人群應該持守的道德基准和底線,而人們從現實生活中不斷發生的惡性社會事件中看到的卻是道德底線的一次次失守,道德滑坡幾乎成為世人普遍的印象。盡管人們在譴責道德缺失,呼喚道德的回歸,但是在很多人看來這種訴求是對他人的要求,往往不是自己的身體力行。

社會法制體系的建立雖然成效顯著,但是,作為法治社會最核心的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卻遠沒有形成,在社會缺乏公德意識的情境下,公民的法律行為養成困難。

3.社會價值觀更加多元。社會價值觀是隱含在社會結構和制度中的,具有社會控制和社會規范的功能。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盡管人們大都同意中國社會應更鼓勵集體主義,但集體主義價值觀在不斷弱化。2013年調查顯示,集體主義在所列的19種“好社會”的價值觀中位列末位。新的生態價值觀在逐漸形成,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人們開始摒棄“人類中心”的價值觀,這將有利於形成命運共同體意識。

社會價值觀變化的突出表現是價值觀念更加多元,對同一件事能聽到不同的聲音,並得到不同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支持。

(三)社會情緒基本狀況

1.社會情緒總體上是積極的。社會情緒的基調是正向的。2013年調查結果顯示,居民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情感體驗是積極情感,體驗到憤怒、擔憂、悲哀和厭惡的消極情感相對較少。典型積極情緒者的比例佔被調查者的13.5%,典型消極情緒者佔8.7%。年齡越大典型積極情緒者比例越高,“50后”及年齡更長者典型積極情緒所佔的比例最高﹔“60后”在兩種典型情緒人群中比例相當﹔“70后”典型消極情緒比例最高﹔“80后”極端消極情緒略低於前三組,但典型積極情緒所佔比例也較低。“90后”兩種典型情緒體驗比例都最低。

2.負向情緒的引爆點降低,指向性明確。社會轉型中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斷凸顯,社會情緒是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核心。一方面,社會矛盾的表現是激烈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社會情緒又成為這些矛盾、沖突的動力成分。大量負向情緒的累積成為一種社會情緒氣氛,一旦出現誘發因素,情緒強度迅速攀升,成為助推社會事件爆發的情緒能量,使得事件升級。

(四) 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社會心態特點

1.社會不信任成為群際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溫床。連續三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一般信任下降,隻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以信任。群體間的不信任表現為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之間的不信任,也表現為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

2.階層意識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近年來調查發現,民眾存在比較普遍的底層認同、弱勢群體認同,對社會進行兩極化分層的現象。一些按照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應該歸屬於更高階層的人認為自己屬於底層。自認為底層的民眾感到更不安全,更不公平,感到獲得的社會支持也更低。較高比例的底層認同和弱勢群體認同成為一個社會隱患。

3.社會群體更加分化,群體摩擦增加。改革開放以來廣受關注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分化,而共同的底層認同使得網絡或民間總是出現一邊倒的聲音或行為。對他人進行極化分層,非貧即富,非下即上,非左即右。上下無貫通,中間少過渡。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分化,不同利益、身份、價值觀念的群體間的摩擦、沖突也會相應增加。

(五) 對社會狀況的感受與預期

1.對未來生活和社會發展持積極預期。調查發現,生活滿意度與家庭生活滿意度和個人狀況滿意度相關最高,也與工作、社會保障、環境和就醫滿意度具有極其顯著的相關關系,此外,社會公平、社會信任和社會支持也與生活滿意度存在極其顯著相關。自我階層定位越高生活滿意度越低﹔對過去改變的評價越高生活滿意度越高﹔對未來預期越高生活滿意度也越高。將近2成居民認為未來5年生活會有較大上升,大約一半居民認為略有上升。

2.感受到社會的分化,存在沖突的潛在風險。盡管人們對社會貧富分化、干群關系多有不滿,但調查結果顯示,二者並未達到極為嚴重沖突的境地。調查發現,人們對老板與員工、本地人與外地人、不同民族群體之間、不同宗教信仰群體之間感受到的沖突整體上不太嚴重。

■“十三五”時期社會心態調節和輿論引導的建議

在“十三五”期間,社會結構調整、不同群體和階層的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進入了一個常態化階段,應明確地把社會心理建設、社會心態培育納入治國方略中,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調動社會心理資源。

(一)從滿足民眾需求入手,激活全民奔小康的心理動力,引導民眾修身齊家,守法有德,有序參與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心理建設

1.以“讓我們生活得更美好”為理念,激活民眾追求幸福的心理動力。調查數據支持這樣的判斷: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人最大的共識是“生活得更美好”。它能夠最大限度地彌合各階層、各類別之間的沖突。民眾的多種需求可以概括為:一要保障生活安全﹔二要社會平等相處﹔三要體現自我價值﹔四要未來充滿希望。改革開放初期的15年間,中國有市場經濟起飛階段全民動員的經驗,說明社會發展的內部動力在於脫貧致富、建設小康社會的強大需求。應將內部動機充分調動起來,形成中華文明下的“中國精神氣質”,以此作為實現中國夢的社會心理動力源。

2.從“修身、齊家”著手,培育健康公民人格,重塑社會道德,樹立個人法制觀念,培養規范意識和守法行為,鼓勵公民參與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中國人生活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家和萬事興。圍繞“讓我們生活得更美好”的主題,利用多種媒體和小環境輿論,強化家庭美德、家庭幸福的價值。要以契約觀念、法制觀念、倫理觀念,處理好群己關系和群際關系,即從“家庭”認同延伸到“家園”認同(社區、社團、城鎮、都市、國家),從家庭親密延伸到社會凝聚。

重塑社會道德首先就是要完善公民人格,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使得青少年能夠養成良好的個人習慣和健康人格。推動全社會的私德培育和公德養成,從家庭關系、代際關系等入手培育每個公民具有健康的人際關系,形成勤勉、自制的社會風氣,激勵每個公民養成自我修養、自我道德完善的“修身”習慣。

個人法制觀念的建立也是公民人格培育的重要內容。公民意識隻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養成,全社會,特別是大眾傳媒的任務,是要讓每一個公民通過公共參與深刻理解公民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全社會形成對於遵守道德和法律行為的褒揚氛圍,鼓勵公民的公共參與行為,為公民參與提供有效保障,使他們體會到作為公民的自尊和自豪感,體會到公共參與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的效能感。

(二)引導社會共享價值觀念建設,多途徑營造共同感,形成社會共識,增強社會凝聚力

以平等、民主、誠信為社會價值觀建設定位。教育、主流媒體以及政府管理部門要大力倡導優良的個人價值觀,形成全社會倡導包容、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在法律和制度層面制定嚴格的職業規范和法律,逐步強化個人職業道德和規范,推動全社會形成優良的職業價值觀,使得個體成員逐步成為合格的社會成員,使得社會逐漸形成共享價值觀,提高社會凝聚力。

在“十三五”期間,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營造共同感,提高社會凝聚力。

1.文化共同感。社會共識有助於共同感的形成,反之亦然。文化的自豪感、獨特感、成就感,會形成群體的文化尊嚴和共同的情感體驗。一方面,同文同種,同甘苦共命運,最容易形成內群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最容易啟動對外群體的文化辨識和區隔。

2.命運共同感。要使民眾認識到風險社會下無論是自然環境風險,還是社會風險,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因此,人們必須團結一致,共同面對。以合作的力量感、共鳴的一體感共克時艱。

3.發展共同感。要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共擔發展的風險和代價。在這一點上,沒有人可以獨享好處,也沒有人命中就是替罪羔羊。通過公正分配資源,縮小貧富差距,縮小權力距離,縮小社會距離來重拾信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同甘共苦,共建家園。

(三)以中國夢作為全民共同的未來預期,調動文化心理資源,適度預期,形成生生不息的發展源泉

預期是中國文化心理的特征之一。中國文化的時間取向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縱向傳承。因此,對比今昔的思維方式,可以讓人滿足,也讓人期待。中國人勤儉持家,為孩子是最大的生活動力和行為理由。預期孩子會比自己生活得更好,是最朴素的願望和最大的生活動力。中國夢,一定要定位於中國人家庭的夢,隨后逐漸從身邊開始,培育超越家庭的夢想,而不要直接定位於民族的夢、國家的夢,要大而化小,小大關聯。

要適度預期。預期過高,承受力小,不滿情緒強。預期過低,得過且過,缺乏動力。適度預期的形成需要橫向比較,也要縱向比較,要讓數字說話,讓體驗說話,讓普通人說話。要讓民眾了解,社會發展一定有局限,有困難,有階段,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摸索、借鑒、配合、妥協、協商、忍耐、等待。這樣的預期才有助於形成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四)通過新媒體引導社會心態,注重研究社會心態

互聯網使用者基於獲取信息的需求,形成加工信息和發布信息的需求。這種高一級的需求偏好群體更能接受間接的、陌生的、公眾社會的信息,更能信任制度和專家,也更懂得使用共享的信息,成為信息消費群、信息依賴群和信息加工群。他們從內容和發布對象上選擇性地整理信息、評價信息、傳播信息。他們把市場信息化,社交信息化,娛樂信息化,在一定的條件下,更容易形成多元、包容的心態,更具有自由意志,也更容易受到感染和動員﹔更容易透過信息網絡得到信息而被連接為網狀結構,也更容易各行其是。簡言之,更容易凝聚,也更容易四散。引導社會心態要從新媒體使用群著手,摸索新媒體引導規律。

要重視社會心態的研究和監測,對於不同群體和階層的社會心態研究進行跟蹤和實時的監測,了解社會心態變化特點、規律和內部機制,在制定社會政策、公共管理和教育中能夠納入社會心態的視角。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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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朱書緣、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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