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庚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黨和國家的“政策好”是“社會好”的標杆和准繩,是“生活好”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証。人們普遍認為,某個歷史階段,社會之所以和諧穩定,發展迅速,主要是因為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制定得好,落實得好。隻要把中央的“好政策”貫徹好,執行好,生活就會更加幸福,社會就更加和諧。可以說,人民群眾對各個領域具體“好政策”的出台寄予了厚望。
“好政策”符合人民意願。“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群眾公認的“好政策”,往往能夠“恰逢其時”、應運而生,登上歷史舞台,發揮重要作用﹔往往能夠滿足當時人民群眾最為迫切的需求,推動社會發展。“好政策”必須以人為本。習近平總書記說:“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社會的真正主人,因此衡量政策好壞要看政策是否滿足了大多數公民的意願和需求。我國歷史出台過的一些“好政策”,往往代表了一個時期、一個階段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反映了群眾最迫切的呼聲、意願。例如,新中國成立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滿足人民擁有基本生產資料的願望。1978年恢復高考的教育政策,滿足了廣大知識青年渴望追求知識和真理的意願。即將實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也滿足了人們生兒育女,安享天倫之樂的迫切願望。當然,“好政策”作用遠不止此,它既是送給群眾溫暖、福祉的“陽光”,又是涵養公民良好品性和素養的“土壤”。“好政策”不僅僅滿足人民意願,而且深刻影響黨風、民風、世風,影響公民內在的精神世界、心靈世界,滋養公民的理性、德性。
“好政策”滋養公民理性。“理性”是一種冷靜理智思考分析問題,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科學審慎地處理問題的原則和態度。“理性”意味著不完全受感性欲望的支配,不意氣用事,不沖動盲從,不狹隘任性,不走極端﹔“理性”是科學的思維方式,崇尚“理性”是秉持科學精神的表現。公民理性是公民社會成熟的標志之一。隻有大多數公民具有了普遍的理性,大家才能合理表達訴求,通過正確的途徑解決矛盾,整個社會才能建立良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保持穩定和諧的狀態。“好政策”會促進公民養成理性精神和科學的思維方式。國家出台“酒駕入刑”的政策,禁止公共場所吸煙的政策,都促使公民實現“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培育公民自覺克制自身欲望,不妨礙和危害他人的理性精神。一些干部喜歡搞迎來送往,講排場、體面,熱衷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國家及時出台了反對“四風”的一系列規定和政策,糾正了這種形式主義的歪風邪氣,倡導弘揚求真務實的理性作風。落實八項規定精神改變了過去農村婚喪節慶日大操大辦的社會風氣和盲目攀比、跟風的文化陋習。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政策更是有效地抑制了人性種貪婪自私,縱欲享樂的低級趣味,營造出風清氣正的社會風氣。過去“限塑令”政策則培養了公民環保意識和生態理念。証券行業即將出台的上市公司“注冊制”,將引導股民崇尚價值投資的理念,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精神。政策約束規范了人的行為,改變了思想觀念,使公民理性精神、科學觀念進一步生根發芽。“好政策”有效地發揮了激濁揚清、懲惡揚善的價值導向作用,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淨化、改變了人的精神世界。
“好政策”滋養公民德性。“德性”是公民思想道德修養的水平,也是公民社會成熟的條件和標志。政策是精神文明的旗幟和風向標。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會對公民的品德修養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好政策”能把壞人變好。“壞政策”能把好人變壞。“好政策”能激發人性中至美至善的部分,抑制邪惡貪婪的部分。一些領域“實名制”政策的推行,使人們習慣於對自己的言論、行為負責,培養了人們責任意識和規范意識。一些財務報銷政策的實行,增長了人們的廉潔意識和節約觀念,而設立“見義勇為獎金”、獎勵“道德模范”等國家政策,使得“好人有好報”,則直接地激勵人們的善念、善行。“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的“扶貧”救濟政策則奠定了部分公民道德養成的物質基礎,使貧困人群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和誠意。公務員考試錄用政策、干部遴選政策則打通了人才流動的渠道,提供了公平的競爭平台。這些“好政策”都非常有利於傳播社會核心價值觀,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對於我國特殊國情而言,“好政策”意義重大。某些關鍵領域的“好政策”已成為了人民群眾期盼的“甘霖”“雨露”﹔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牽引機”、“助推器”和“加速器”。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比較穩固,而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某些政策調整的余地和空間更大,也較為靈活,因此發揮政策的價值導向作用,涵養公民的理性和德性,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良好條件。“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好政策”對公民的理性、德性具有春風化雨般的滋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