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毛澤東研究的宏觀脈絡

　　毛澤東作為一位世界性的歷史偉人，是國外中國學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西方毛澤東研究是國際學術界毛澤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握西方毛澤東研究的宏觀脈絡，有助於審視西方毛澤東研究的認識框架及發展趨向，汲取其有益成果，辨析其錯誤傾向。

　　以新聞報道和傳記為標志的初始階段。這主要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記者的報道。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既有西方記者關於毛澤東的直觀感性描述，也有其精到的分析判斷。在關於毛澤東的宣傳報道方面，埃德加·斯諾作出了突出貢獻，他通過實地採訪發表了關於毛澤東的一系列報道並出版了《西行漫記》，引起世界范圍的轟動效應。《西行漫記》打開了西方了解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窗口，成為西方毛澤東研究的經典參考書。在費正清看來，斯諾給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歷史學家們隻得較多地依賴旁觀者寫的報道，尤其是那些曾經在30年代中期特許從共產黨領導者那裡採集資料的新聞工作者所撰寫的報道。在那個時代裡的所有記者中，埃德加·斯諾是出類拔萃的。”羅斯福閱讀了《西行漫記》並約見斯諾，了解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繼斯諾之后，大批西方記者進入延安和其他根據地，“其結果是帶來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材料和對中國共產黨極為豐富的公開贊譽。”尼姆·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哈裡森·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類的五分之一》《中國人征服中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岡瑟·斯坦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等新聞報道式的調查著述相繼出版。這些著述呈現了新聞報道的直觀和敏銳。這一時期關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宣傳報道，為西方毛澤東研究和中國研究提供了豐富生動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學術富礦。

　　以系統學術論証和學派論爭為標志的發展階段。這主要是20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一時期是西方毛澤東研究從新聞傳記向學術論証轉變的階段，涌現出一批代表性學者，如費正清、本杰明·I·史華慈、斯圖爾特·R·施拉姆、莫裡斯·邁斯納等。費正清把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取得許多重要學術成果。費正清的學生史華慈1951年出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首次提出並界定了“毛澤東主義”這一分析范式。1952年，費正清和史華慈合編了《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21—1951）》，收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正式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文章，開始運用歷史文獻來論証“毛澤東主義”的形成過程及其獨創性。目前學界通常認為，這兩本書的出版是西方學者對毛澤東系統研究的開始，西方毛澤東研究從此進入到文獻解讀、歷史敘述與分析評論相結合的研究模式，標志著西方毛澤東研究從“新聞傳記”走向“學術論証”。這一階段西方毛澤東研究的學者分成三個學派：以魏特夫為代表的右派，以費正清、史華慈、施拉姆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理查德·M·佩弗、安德魯·G·沃爾德為代表的新左派。他們之間分別展開了兩次大論爭：第一次論爭是右派與自由派的論爭，論爭的主題是毛澤東思想有沒有獨創性的問題。第二次論爭是自由派與新左派的論爭，論爭圍繞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理論地位，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傳統文化的關系展開。

　　以再認識和專題拓展為標志的深化階段。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科學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為西方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參照。同時，中國大量有關毛澤東的著述編輯出版，為西方學者重新認識評價毛澤東思想奠定了文獻基礎。1982年，施拉姆發表長文《毛澤東：初步評價》，標志著國外對毛澤東研究深化拓展的開始。這一階段，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通過毛澤東紀念活動深化和拓展毛澤東研究。如1986年紀念毛澤東逝世10周年，《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發表了“紀念毛澤東”專輯﹔1994年《中國季刊》春季號推出“毛澤東百年”專欄﹔200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為“毛澤東再認識”的國際學術研究會﹔2006年，在毛澤東逝世30周年之際，澳大利亞《中國研究》開辟專欄。這一階段西方毛澤東研究的重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毛澤東的專題研究更加凸顯。加強了對毛澤東的生平研究特別是關於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加強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並在這一過程中深化對毛澤東思想深層理論的解讀。二是關注毛澤東的遺產與當代中國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毛澤東研究與當代中國研究相結合，反映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一種新趨向，這種新趨向無疑豐富和拓展了毛澤東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三是注重毛澤東研究的方法論反思。一些學者對毛澤東研究的傳統“經驗主義”范式進行總結批判，為西方毛澤東研究新的理論生長點的發掘與全新理論圖景的開啟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作者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人民日報 》（ 2016年01月04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