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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國史研究要重視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

2015年12月23日11:13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 要﹞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尤其重視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由國內外敵對勢力鼓吹和散布,以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以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為核心,以偽造、篡改、歪曲、“惡搞”歷史為手段的政治思潮。這股思潮在國史學領域的表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虛無新中國建立的歷史正義性、合理性、合法性﹔虛無新中國的成立及其對中國乃至世界發展進步的偉大意義﹔虛無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一致性。我們要認清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實質,樹立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自覺性,增強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韌性。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一定會取得最后勝利。

﹝關鍵詞﹞歷史虛無主義 國史 十八大

﹝中圖分類號﹞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5)06-0009-07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尤其重視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國史研究者要進一步提升自身水平,要繼續發揮資政育人護國的作用,要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做貢獻,就要響應黨中央和習總書記的號召,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積極開展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

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理論界、學術界、新聞出版界、文藝界以及社會輿論界都有表現,在國史學領域的表現尤為突出。其表現,我認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虛無新中國建立的歷史正義性、合理性、合法性,美化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歌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反而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誣蔑為外因造成的,違反了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發展。例如,說凡是被帝國主義“租借”、“割讓”、“佔領”的地方經濟發展都快,如果中國早些被殖民化就好了,如果再當500年殖民地就更好了﹔說中國的地主是勤勞儉朴、善於經營的農村精英,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等都是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而被人為丑化的,其實他們都是對農民很好的大善人﹔說近代買辦是溝通中西交流的橋梁,是歷史的進步力量﹔說蔣介石是中國現代第一偉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並沒有對中國經濟進行壟斷,也沒有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相互勾結﹔說中國共產黨是少數知識分子在共產國際秘密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是靠拿盧布、搞陰謀、耍詭計、竊情報而取勝的﹔說新民主主義不僅不應當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且它本身就有問題,是和“憲政民主”、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等等。

第二,虛無新中國的成立及其對中國乃至世界發展進步的偉大意義,否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進步性,抹殺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別,誣蔑共和國領袖和烈士、英雄、模范人物,夸大新中國歷次運動中的缺點、錯誤,把新中國歷史描寫成一連串錯誤的集合。例如,說1949年10月1日不能作為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標志﹔說“一邊倒”的政策是在國際斗爭中的錯誤選擇﹔說美國出兵朝鮮是反侵略,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耽誤了國內建設和解放台灣,得不償失﹔說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反右斗爭更是一場陰謀﹔說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是中國經濟長期落后的根源,計劃經濟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是領導人主觀意志的產物,公私合營是對私營工商業者的無理剝奪,實行這些舉措使中國走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岔路﹔說肯定“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經濟、科技、國防、外交戰線有成績就是肯定“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搞“三線”建設是勞民傷財﹔說支援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是“打腫臉充胖子”,20世紀60年代與蘇共的爭論是為了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沒有是非可言﹔等等。

第三,虛無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一致性,或者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或者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例如,說中國歷史隻有帝制時期和后帝制時期,改革開放前也是帝制時期﹔說1978年的改革開放如同1840年的鴉片戰爭一樣,是劃分中國歷史時期的標志性事件﹔說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是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使中國回歸了世界文明﹔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說毛澤東、鄧小平都是所謂專制“皇帝”,毛澤東使中國陷入普遍貧窮,鄧小平則把中國引向兩極分化﹔等等。

如果按照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歷史的這些敘述和解釋,不僅中國近代史、現代史要推倒重寫,而且進步與反動、正義與邪惡的觀念等等都要被顛倒。其結果,隻能是剝削有理、壓迫有理、侵略有理,而革命有罪、勞動人民有罪、中國共產黨有罪、新中國有罪。那樣,還有什麼讓中華兒女感到驕傲的在中國5000年文明史中最為輝煌的人民共和國史?還談得上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我們的國史研究是在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史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國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是千千萬萬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是國家有主權、民族有尊嚴、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我們研究國史的目的,是為了給人民創造美好未來提供寶貴的歷史經驗,是為了讓中國通向美好未來的道路不被動搖和顛覆提供充分的歷史依據。這就決定了我們在進行國史研究時,不可能不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發生矛盾和沖突,不可能回避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下面,我談幾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要認清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實質

歷史虛無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思潮?對這個問題的判定,涉及同這股思潮斗爭的方針、策略和方法。

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的“一五”重要講話中指出:“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1﹞這一重要論述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歷史虛無主義,並非什麼學術上的不同主張、不同學派、不同思潮,而是一種由國內外敵對勢力鼓吹和散布,以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以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為核心,以偽造、篡改、歪曲、“惡搞”歷史為手段的政治思潮。我們同這股思潮的斗爭,也不是什麼學術觀點之爭,而是要不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要不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之爭。

我們當然不能把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的人同操弄這股思潮的人混為一談,對受影響的人要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由於歷史研究具有向公眾敘述歷史、解釋歷史的功能,所以往往與維護或推翻政權的斗爭有著直接的關聯,不能不帶有強烈的政治性。無論要維護還是要推翻一個政權,斗爭雙方總要爭奪對歷史的敘述權、解釋權,用以說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以及對方行為的不正當性、不合理性。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之所以泛濫,就其根源來說,就是早已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打倒的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殘余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在國內國際的新形勢下,聯合各種反對新中國的敵對勢力,妄圖用歪曲、篡改歷史的方法,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的勝利成果,丑化新中國的領袖以及一切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做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瓦解人民心中對新中國歷史的一切美好記憶,從而為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營造輿論氛圍。這是我們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性質。把受這股思潮影響的人與制造這股思潮的人加以區別,不等於要模糊這場斗爭的性質。

我們也不能把對新中國歷史的缺點、錯誤所進行的研究,不加區別地籠統看成是歷史虛無主義。我們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並不是要掩蓋和回避新中國歷史的曲折,更不是拒絕對新中國的歷史教訓進行反思。相反,我們要高度重視對歷史曲折的研究,注意從中汲取教訓,避免重犯錯誤、重走彎路。然而,現在的問題在於,自從黨中央1981年做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之后,對新中國頭29年和改革開放初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已經有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對其中的經驗教訓也有了科學的總結。因此,研究新中國歷史中的曲折和教訓,應當遵循《歷史決議》的精神。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背離、否定《歷史決議》精神,以研究新中國歷史錯誤為名,行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之實,這種所謂“研究”隻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的。

對於研究中的不同學術觀點,我們也不能隨意扣上歷史虛無主義的帽子。然而,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觀點,不等於都可以拿到社會上公開發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處理涉及現實政治的學術問題時,形成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做法,叫作“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就是說,有些涉及現實政治的重大問題可以在內部討論,但對其中還不成熟的觀點不能未經組織審批就拿到媒體上發表。因為一旦向社會公開,就進入了宣傳領域。對此,共產黨員和黨領導的研究機構及媒體必須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出發,遵守黨的宣傳紀律。我們國家現在比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因此特別需要把全社會的力量集中到國家各方面的建設上來,防止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而又不成熟的觀點捅到社會上,攪亂人們的思想,分散人們的注意,妨礙安定的大局。至於有人把這種紀律約束說成是什麼“搞歷史虛無主義”,那隻能是倒打一耙、故意把水攪渾,是不值一駁的。

二、要樹立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自覺性

毛澤東同志說過:“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2﹞同樣,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做斗爭,也會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國史研究。這種斗爭可以是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正面回擊,也可以是與它的短兵相接、直接交鋒。無論採取哪種方式,都需要有同這股思潮做斗爭的自覺性。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來勢洶洶、甚囂塵上,很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尤其現在有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可以加快其傳播速度,更給我們同它的斗爭造成相當困難。但它既然不是嚴肅的科學研究,而只是拿歷史說事,它就不可能不採用詭辯和偷換概念、斷章取義、夸大事實、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以至胡攪蠻纏、瞎編濫造等等手段。而要這樣做,它就不可能不露馬腳、不出破綻。因此,我們隻要有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自覺性,是不難發現其問題的,也是不難找到批駁和揭露它的方法的。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之所以有一定的欺騙性,在於它往往編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謂“理論”,使一部分群眾尤其青年覺得它有道理。例如,在如何看待新中國60多年歷史的問題上,歷史虛無主義制造的一個“理論”,就是利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確實存在的差別,一方面把它們的差別加以夸大,另一方面掩蓋它們的一致性,然后將二者割裂和對立起來,把它們形容為兩種社會形態。例如,說改革開放前是所謂“封建社會主義”,而改革開放后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或者說改革開放前是“真社會主義”,而改革開放后是“打著社會主義幌子的資本主義”,等等。要把這種“理論”批倒,必須抓住問題的要害,並把道理講透徹。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一方面肯定這兩個歷史時期確實是“有重大區別的時期”,另一方面指出它們“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一方面不否定“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另一方面指出它們“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在此基礎上,他把這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概括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最后做出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pp.111~112)的結論。這種論述方法抓住了問題的根本,顯示出了理論的徹底性,所以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得到了絕大多數群眾的認同。馬克思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我們應當學習習總書記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在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中善於抓住問題的要害,並進行實事求是的透徹的說理,爭取使更多的人自覺站到馬克思主義一邊。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之所以有一定欺騙性,還與它常常編造所謂的“史實”有很大關系。從表面上看,它拿出來的“史實”言之鑿鑿、煞有介事。但我們隻要下一番功夫,進行認真核對、考証,就會發現這些所謂“史實”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而且說得越具體、顯得越“真實”,就越經不起推敲。例如,有人為貶損毛澤東的形象,造謠說《毛澤東選集》1 ~ 4卷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隻有13篇,其余都是別人寫的。這個彌天大謊顯然違背中國革命史的基本常識。陳雲同志在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期間就講過,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寫了許多重要著作,“我們黨裡頭沒有第二個人寫出這樣好的著作。”﹝4﹞然而,如果對這個謊言不進行針鋒相對的揭露,許多人仍然可能將信將疑,上當受騙。所以,當中央檔案館負責保管毛澤東手稿的同志站出來,用鐵的事實對這個謠言加以揭露后,它的欺騙性、丑惡性才徹底暴露。再如,有人為了給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尋找理由,造謠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600萬人”,並且以“統計數據”和“縣志記載”為証。這個謠言雖然與絕大多數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的實際體驗不相符合,但卻具有很大欺騙性,在一部分群眾中和國際上都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如果不對這個謠言所拿出的數字進行辨偽,要消除它的影響確實有一定難度。最近,江蘇師范大學一位長期從事數學研究和教學的教授,憑著學者的良心,查閱了大量縣志,發現謠言制造者們聲稱依據的縣志上,實際只是記載了人口的死亡數,並沒有說那些人是餓死的﹔而且,許多志書上連死亡數字都沒有記載,完全是憑空編造出來的。尤其讓人感到可貴的是,這位教授還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統計學的專業知識,對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統計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進行了考証,指出所謂“餓死3600萬人”的說法,不僅是有意把統計公式計算出的那個時期的人口減少數與死亡數、死亡數與餓死數相混淆的結果,而且統計公式計算出的那個時期人口減少的數字本身,就是忽略當時歷史背景下幾千萬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又由城市下放到農村過程中戶籍漏報、補報、注銷等實際情況的產物。經過這番辨偽和考証,不僅“餓死3600萬人”這個謠言的虛假性、荒謬性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統計部門公布的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數據異常減少的矛盾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當前,像這類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制造的所謂“史實”還有不少。我們隻要以歷史唯物主義做指導,運用歷史的方法,借鑒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進行深入的研究,它們的虛假性是完全可以被識破的。這是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需要,也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國史研究自身發展的需要。

總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要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那一套,國史研究者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做到“衛己之國,必先護其史”。我們護史的辦法不是別的,就是用科學的研究戰勝它們制造的謬誤,用嚴謹的考証戳穿它們散布的謊言。

三、要增強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韌性

我們一些同志對於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目前存在兩種情緒:一種是看到這股思潮的蔓延,感到有些積重難返了,因而產生消極情緒﹔另一種態度雖然積極,但總想通過一兩次斗爭就把這股思潮打退,因而產生急躁情緒。這兩種情緒說到底,都是緣於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背景以及與之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的特點缺少足夠的認識。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既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鼓吹的旨在否定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背后就不可能沒有國際資本的支持。帝國主義政治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武裝侵略的另一種戰略,即和平演變。他們說:“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播下思想的種子……有朝一日會結成和平演變的花蕾”,“在宣傳上花1美元,等於在國防上花5美元”,要同社會主義國家“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向社會主義國家散布歷史虛無主義,就是他們用來打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的一件重要“武器”。而且,這件“武器”在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過程中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低潮,西方敵對勢力集中力量,加緊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這些年,我國綜合國力明顯上升,但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西強我弱態勢並未根本改變。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我國的出現和蔓延,正是這種形勢的客觀反映。所以,同這股思潮的斗爭不可能是短時間的事,必須具有斗爭的韌性。

韌性來自哪裡呢?首先來自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其次來自對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斗爭長期性的清醒認識。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同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那樣:“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佔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准備”。﹝1﹞(pp.39,117)我們對於由國際資本做后盾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同樣要有與之長期斗爭的思想准備。有准備當然不是說隻有等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高潮到來的時候,等到經濟、科技、軍事上我強西弱的時候才開始斗爭。天底下任何勝利,不付出努力,不艱苦奮斗,靠等都是等不來的。我們要看到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更要看到斗爭的必要性、必勝性﹔要看到斗爭中會有曲折,更要看到通過斗爭是一定可以取得戰斗或戰役勝利,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我們不能因為斗爭的長期性而悲觀失望、喪失信心、“刀槍入庫”、“解甲歸田”﹔也不要寄希望於一兩個回合就“得勝回朝”,更不要奢望“畢其功於一役”。在同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中,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定力和韌性。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一定會不斷積小勝為大勝,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 參 引 文 獻 ﹞

﹝1﹞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2﹞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4﹞ 《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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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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