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部大型辭書《辭源》，經過8年修訂，今年正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三版。《辭源》第三版發行時，距第一版問世恰為100年。從20世紀初的1915年，到21世紀初的2015年，整整一個世紀。也許人們會問：10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類辭書的編纂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具有首創意義的《辭源》，究竟應當如何定位？是否仍然具有原先的價值？怎樣估量它的現代意義？
1、20世紀初中國文化轉型期的標志性成果
《辭源》首次編纂始於1908年，其時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18世紀至19世紀初，英國產業革命的完成和法國大革命的勝利，使新興的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在列強紛爭、弱國圖強的大形勢下，中國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和托古改制的維新變法並未能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師夷制夷”“變器不變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的改良主義思想，卻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提出，要“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當然，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隨著新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辭源》正是20世紀初中國文化轉型期的標志性成果。
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首先是語言的輸入，《英華大辭典》《法華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語學習詞典陸續出版。其次是自然科學的普及與專科詞典的問世，在《辭源》編纂前后，商務印書館即著手編纂專門辭典20種，包括人名、地名、哲學、醫學等。為翻譯而編輯的《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匯，也相繼發行。這些辭書的出版，適應了科學普及和科技發展的需要。
在大量的西學辭書紛紛出版時，《辭源》獨樹一幟，走了一條完全中國化的道路。第一版《辭源》的主編陸爾奎在《辭源說略》裡指出：“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語言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造成大眾閱讀困難。所以編寫辭書，存儲詞語，進一步存儲了知識。陸爾奎得出的“國無辭書，無文化可言”的結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說法。
我們可以用近代國學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說法來補足陸爾奎的宣言。太炎先生在《常識與教育》《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中提出：“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識”，“曉得本國的歷史，才算常識”，“本國人有本國人的常識”。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辭源》收錄的全部是中國經、史、子、集等典籍中實際用過的詞語，解釋的全部是這些詞語在文獻語境和思想建構中具有的本來意義。可以說，《辭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語詞及其解釋為信息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庫。
2、首創中國化辭書獨特體例
《辭源》是清末到民國時期第一部收集中國古代典籍各類詞語的辭書。在辭書編纂史上，它是空前的第一部。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傳統的纂集類工具書，不論是字書（例如《說文》《玉篇》）、韻書（例如《廣韻》《集韻》），還是義典（例如《爾雅》《廣雅》），都以字為單位編纂。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字典》，是《辭源》所編字頭的基礎，它雖然也以字為單位，卻有許多革新之處。我們根據蔡元培《新字典》序的說法，把《新字典》與當時最大的《康熙字典》比較，可以看出它有以下幾點革新：（1）《康熙字典》行世已兩百余年，未加增改。不但新出之字概未收入，連市井通用的字都不具備。也就是說，它收錄的字雖多，但很多是廢字、死字﹔而《新字典》則直接從已經有的文獻語言中收錄有用之字。（2）《康熙字典》的釋義多是從之前的古代字書轉錄的，不考慮文獻的適用，也不考慮是否合乎學理﹔而《新字典》的釋義為了曉諭大眾，要從實際語境中歸納意義，沒有一個解釋空設。（3）《康熙字典》和以往字書一樣，隻顧沿襲舊說來正名百物，不求甚解，全書不附一圖﹔而《新字典》的釋義為了曉諭大眾，不但盡量讓人明白，還有附圖幫助理解。蔡元培指出：“於民國成立之始，得此適用之《新字典》，其於國民之語言及思想，不無革新之影響。”從《新字典》中，已經可以看到之后即將編纂的《辭源》理念先進，已經有了語義解釋的概念。這時，章太炎已經提出將傳統“小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改為“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特別將“語言”彰顯出來。這說明，西方語言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傳播。這是《辭源》在單字字頭下立復詞語的理論基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突破。說《辭源》是現代意義的辭書，也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
第二，《辭源》集多種體例於一典——列字頭，分音項，排詞語，出釋義，列書証，詳出處，一應周全。
1.《辭源》雖然從“字本位”進入了語言層面，以詞語作為釋義的單位，但並不忽略漢字在漢語中的獨特作用。它的字頭不從古代字書中轉相抄錄，而是從詞語中提取。字頭既是詞語的查檢標記，也是辭書有機的組成部分。漢語的字既是語言的書寫單位，又承載著構詞的元素，具有別詞作用。
2.《辭源》的部首繼承《康熙字典》214部，從《說文解字》540部首中適應楷書的結構進一步歸納，採用結構部首，不是僅供查檢的字形部首。例如：“攴”部（攵，音pu，俗稱反文）和“文”部分立，“網”與“四”（置、罪上部“網”的變體）放入同部，“肉”部與“月”部劃分清晰，有明顯的字理意識。
3.《辭源》將音項列在詞語之前，遵從古代以音別義的歷史現實。不同音項下詞語的釋義，參考古人的訓詁材料，但不取古書隨文釋義的言語意義，不取《說文》的文字構意，不取字書中的直訓（即以字釋字），不取西化概念，而是從典籍的話語中概括出來，可以在語境中証實，完全是站在中國文化立場上自己建構的一整套釋義規則。
4.《辭源》不收未曾使用過的字詞，每個語詞后列出的書証不是一般的語例，而是表明詞語意義的出處，並以典籍的語境証實意義的存在。舉《辭源》第一個復詞“一一”為例。釋義為“逐一”，書証：“《韓非子·外儲右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后得……引其綱而魚已囊矣。”這表明，“一一”當“逐一”講，較早見於《韓非子》，它是在書証引文的語境中實現的。
《辭源》首創的系統的體例，是中國獨有的辭書體例，《辭源》以后的漢語辭書所用的基本編纂原則，盡在其中了。
就以上兩點來說，《辭源》在中國辭書編纂史上的價值獨特，它的首創而昭示后來的功績，無可取代。
3、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
《辭源》經歷了1915年正編、1921年續編、1923年合編、1986年結束修訂第二版、2015年修訂第三版。一路走來，它的基本性質是否發生了變化？
不論《辭源》如何增改，它的基本性質仍然保存下來。1921年出版《續編》，它的編輯原則是補充新詞，將新舊貫通。《續編說略》明言，正續兩編“一則注重古言。一則廣收新名。正書為研究舊學之淵藪。此編為融貫新舊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1923年《辭源》合編后，就有了一部分《續編》收入的脫離中國本土文化的新詞語及新釋義摻入。在第二版修訂時，為了保持《辭源》特有的性質和本土文化的特點，第二版《出版說明》明言，“刪去舊《辭源》中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詞語，收詞一般止於鴉片戰爭（公元1840年）﹔增補一些比較常見的詞目，並刪去一些不成詞或過於冷僻的詞語”。這就使《辭源》貯存中國古代文獻實用詞語、闡釋這些詞語的言語意義與文化內涵、引導讀者准確理解中國文化的編纂目的再次落實，也使《辭源》收詞著眼通用，“不涉專門范圍”的初衷保留下來。
在第二版修訂的基礎上，第三版修訂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理念，要進一步明確《辭源》性質及其在現代大型辭書中的歷史定位。不刻意擴大規模，不改變原初性質，要在恢復和進一步保留其獨特價值的前提下精益求精。
第三版修訂做了8件事：
一、對《辭源》的字頭、行文、書証的用字，分別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確定了字的主形，對應當保留的異體字如數保留，並與主形加以認同﹔確定了標准的字樣，去除了冗余的異寫字形，形成了比較規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統，也使電子版檢索的准確度大幅度提高，《辭源》用字成為“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規范”的基礎。
二、採用公認的音韻系統，逐一清理了《辭源》字頭的上古音、中古音和現代音的標注，使《辭源》注音基本達到音義契合，古今貫通﹔改變了第二版音系不統一的局面，使注音系統面貌一新。
三、本著避免蕪雜、求准求精的原則，對字頭、詞語作了必要的增補。這次修訂增補了1302個字頭，增補的原則是：符合古籍用字規范，並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實際使用過，也就是有實際語境、形音義可考的字﹔增補了復詞語8512個，根據此前《辭源》百科詞條不足的情況，其中特別補充了6500個百科詞語。第三版《辭源》全典僅僅增加了200萬字，合理地擴大了規模。
四、認真考察了書証與釋義的互相切合關系，進一步體現了書証對釋義的加深和補足作用﹔全面關注、認真改進釋義的冗、缺、漏、錯﹔對具有漢語特點的典故詞，進行了典源、典義、典面的歷史梳理﹔補充了文化與名物詞相應的插圖，對語言釋義作了直觀的補充。
五、採用可靠的文獻版本，復查了大部分書証的原文和出處，糾正了第二版書証訛、奪、衍、倒的錯誤和出處不確之處，置換和補充了一部分對梳理源流有用的書証，書証和釋義的改動量約4萬條。
六、細化了字、詞、音、義、文、事互見的體例，將《辭源》中的相關條目盡量溝通。這樣做，有利於克服辭書信息碎片化的局限，便於讀者整合知識，取得更全面詳盡的信息。
七、在第二版修訂資料缺失的情況下，第三版在修訂過程中，歸納確認了一批原有的編纂規則，又補充制定了一批新的編纂規則，其中很多規則是在語言學、文獻學、辭書學的理論指導下確定的﹔形成並進一步完善了《辭源》的編纂體例，使此次修訂更具理性化。
八、採用現代化手段，有效地建立了第三版修訂的檔案，為今后進一步修訂做了必要的准備。
歷時8年的《辭源》修訂，是一次編審人員和上百位專家利用業余時間通力合作的攻關，是一次邊修邊學邊研究的多學科、大規模學術活動，是一項知識界用高度歷史使命感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努力拼搏的愛國舉措。《辭源》第二版主編吳澤炎曾說：“《辭源》是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第三版修訂人員置身於這個事業的中途，付出固然艱辛，但也應當是一種幸運。
4、通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橋梁
《辭源》是20世紀初社會文化和思潮發展的產物，是中國文化轉型期的一項標志性成果。它的產生受到西方以辭書形式傳播知識、傳播文化的出版事業的影響，但《辭源》在內容上卻立足中國本土、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辭源》不收引進的詞語，它的“百科”的概念也不以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科學技術為分類標准，而是參考中國古代文化詞語與名物詞的分類。它保留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話語權，有利於國際對話時本國的立場。例如，參考《爾雅》在通語（釋詁、釋言、釋訓）之外的親、宮、器、樂、天、地等16類﹔《釋名》的形體、姿容、長幼、親屬、言語、飲食等27類。
中國很多詞語用來翻譯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現代文化所吸收，但《辭源》僅僅保存我們自己古代的話語意義，並不涉及國外與現代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現代有很多定義，但《辭源》的解釋是“民之主宰者，（舊指帝王或官吏）”。書証用《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用《三國志·吳·鐘離牧傳》：“仆為民主，當以法率下。”再如“文化”一詞，現代也有了幾十種定義，但《辭源》的釋義僅僅是“文治和教化”。書証用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又用《文選》晉·束廣微《補亡詩·由儀》：“文化內輯，武功外悠。”《辭源》的宗旨是為閱讀者還原中國古代對這個詞語使用的原貌，使讀者不用外國的和現代的詞語意義去附會古代，這樣才能形成必要的國際對話和古今對話。
今天，我們迎來了弘揚傳統文化最好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是當前文化建設最關鍵的問題。傳統文化的傳承，首先要有正確的歷史觀點和辨識能力，培養能夠把傳統文化引向現代的人是當務之急，這樣的人應當是既能真正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又能用自己的話語與西方對話的人，也就是在人文科學上能夠正確對待繼承和借鑒的人。《辭源》在這一方面會起到巨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