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以《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承上啟下，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鞏固並拓展了辛亥革命的積極成果，使進步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鋪平了思想通道。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前夕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彪炳史冊
新文化運動第一次把反對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對封建的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次徹底反封建的思想批判運動，把自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以來對封建制度的沖擊進一步引向深入，真正觸及到了本質的方面。
評價歷史，最忌諱的是脫離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以今日之是主觀地評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非主觀地評判昨日之是。為了回答當今對於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種種詰難，有必要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說明。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要反孔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旗幟，集中抨擊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孔教，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從遠因來說，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之后，勢必要提出清理封建綱常禮教的問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從辛亥革命之后封建與反封建、復辟與反復辟的較量中，悟出一個道理。正如李大釗所言：“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從近因來說，是由於辛亥革命之后復古思潮盛行，無論是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其他代表人物，還是思想文化界的守舊勢力，都以“尊孔”和恢復綱常名教為思想旗號。胡繩對這一時期的復古思潮作了這樣的描述：“他們鼓吹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提倡以‘孔教’為‘國教’，利用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后局勢的失望情緒詆毀民主共和，詆毀自由平等的觀念，企圖使人相信隻有重建封建禮教的權威，中國才能得救。”批判封建禮教，就同捍衛辛亥革命成果緊密聯系在一起。陳獨秀指出：“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淨不可。”
當然，那個時候的思想家們還來不及搞清楚“孔教”與“孔學”的區別，為了徹底清算封建禮教，大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氣概，卻未能冷靜地區分作為封建專制的思想工具的孔教同作為中華文明思想遺產的孔學的界限。這既是他們的歷史局限，也是我們作為后人需要原諒他們的。更何況，在當今系統地弘揚中華文明優秀遺產、努力做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把作為先秦諸子百家的儒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的儒學混為一談，把儒學等同於國學的偏向。由此可見，局限與偏差是伴隨思想傳承發展、學術傳承發展始終的社會歷史現象。敬畏前人、包容前人、尊重前人，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更加接近於客觀，更加接近於理性。
正因為有這樣的局限，批判地繼承包括孔子在內的中華文化遺產的歷史重任，就落在了后來者身上，特別是掌握了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時代命題的同時，提出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的歷史任務。這是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光榮傳統的最好繼承。時至今日，我們在構建國家文化軟實力之際，仍然需要繼續完成好這一時代使命。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會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
在這個問題上，有人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作范本，認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最終導致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泛傳播，是革命壓倒了啟蒙。還有人認為，如果中國按照“民主”與“科學”的路子走下去，才能真正徹底鏟除封建專制的社會土壤，走上像西方那樣的現代化道路，也就可以避免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
解答這些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從當時當地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而不是從某種理論假設出發，更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從倡導“民主”與“科學”為起點，最終經過五四運動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有其內在的歷史發展邏輯的。
“民主”與“科學”兩大概念，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的確起了極大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作用。同時要看到，同樣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下，強調的重點也會有很大的不同，所起的實際歷史作用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那時的當務之急，是要沖決封建禮教的思想羅網。因此，那時對民主這個概念強調的重點是“天賦人權”。陳獨秀指出：“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全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同樣的，對科學概念強調的重點是崇尚理性和獨立思考，反對迷信和愚昧。陳獨秀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正因有如此鮮明的針對性，“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一出，即得到強烈的社會反響。
這時的思想啟蒙運動，由其時代特點所決定，已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思想啟蒙運動有很大不同，不可相提並論。一方面，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發生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為革命的到來作了思想和輿論發動。此時的資產階級尚處於未掌握政權的上升時期，具有很強的革命性。中國的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易妥協性，在這場革命中暴露得十分充分。這決定了新文化運動盡管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運動的中堅力量逐漸意識到，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與“科學”的理想，必須尋求新的社會力量，尋求新的思想。這種變化，是當時中國所處時代使然。在當時的世界上，正發生著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把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弊端暴露得比較充分，也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單純向西方尋求民族振興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在尋求徹底反封建的思想通道上，“民主”與“科學”非但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矛盾，而且前者的張揚恰好為后者廣泛傳播作了鋪墊。這種情況，是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沒有過的。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在創立過程中，還從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那裡汲取了大量的思想養料。這也更加印証了我們的結論，“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客觀上既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也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掃清障礙。
此外，新文化運動有兩個歷史缺陷。一是就思想文化談思想文化，未能給中國社會變革指明方向﹔二是其思想武器是個人主義和個性解放，未能突破小我呻吟的局限。這兩者，一個紙上談兵，一個自我呻吟，其實也是自古以來中國士大夫的通病。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人們也在為克服這些缺陷尋找出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走出書齋、走向底層也成為進步知識分子的共同向往。這種克服缺陷、尋找出路的過程，既使新文化運動向更高層次發展，也使這一發展越來越有利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既然要改造社會，就要找到改造社會的新思想，就要找到改造社會的新力量。這兩者，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都找到了。在俄國十月革命將近一年以后，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接連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在繼續謳歌民主主義的同時，歡呼勞工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勝利。這集中地體現了這批知識分子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映。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上面這一段論述，生動地說明了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思想界的情形，也形象地說明了為什麼新文化運動能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傳播促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后來的長期曲折實踐表明，要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還需完成一件宏圖大業，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樣，經過長期曲折探索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創建新中國，並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后來的長期曲折實踐也表明，要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取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仍需完成另一件宏圖大業，這就是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在奮力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今天，我們依然要弘揚科學精神、民主精神，通過弘揚科學精神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和國民素質，通過弘揚民主精神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中國為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出更大貢獻。今天是歷史的延續，沒有革命，就談不上建設和改革。今天又是歷史的跨越，會搞革命，不等於會搞建設和改革，搞了建設也不能否定革命。那種所謂“革命壓倒了啟蒙”的說法，是無視歷史條件變化的，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為什麼能從新文化運動的精英中產生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回答了以上兩個問題，實際上也就回答了這個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當年西方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神權和封建王權的銳利思想武器，即“民主”與“科學”，也日益顯示出歷史局限性，實踐証明難以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反帝反封建兩大時代課題，而需要有新的思想武器來代替。經過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的苦苦求索，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終於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資產階級思想家是從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闡發“民主”與“科學”兩大主張的。盡管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在西方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神權和封建王權的斗爭中，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使人們從封建神學的禁錮中得到極大的思想解放，並為確立以“天賦人權”為出發點的資產階級憲政民主鋪平了道路。但是，到了20世紀初，這些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的學說，早已失去原有的思想光芒，其局限性日益顯現。正如毛澤東同志當時所說：“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1．社會政策(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社會改良主義)﹔2．社會民主主義﹔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5．無政府主義。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同志的這番話，在當時很有代表性。
如果我們認真研究從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直到毛澤東、蔡和森等思想激進的青年人物的思想歷程，特別是審視了他們在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所接觸的西方社會思潮之后，便不難發現一個規律。他們在成為共產主義者、開始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活動之前，都比較完整地接觸過從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直到20世紀初期的各種西方思潮，並做過認真的比較和思考，有些還非常認真地實行過。他們對西方思潮的深刻認知和感受，並不比現在的知識界遜色。他們的思想發展歷程，簡直就是近代中國西學東漸歷程的縮影。可以說，沒有這樣的鑒別與比較，不可能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信仰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也不可能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選擇的歷程，既從一個方面証明了中國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也從一個重要方面說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是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中具有內生動力、符合社會思潮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而絕非像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歷史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所謂的“舶來品”。如果這樣來看問題的話，可以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迅速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三件接踵而來的大事件，不僅是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結果，也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推動的產物。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作者為求是雜志社社長)
(摘自《前線》2015年第10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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