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抗大
1938年黨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敵后辦學的戰略部署，由何長工、周純全率領抗大總校的一部分學員東渡黃河，通過日軍的封鎖線，歷經艱險於1939年1月到達晉東南山西屯留縣，創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駐地是故縣鎮。何長工、周純全分別擔任正、副校長。
抗大一分校的軍事課程主要是講授《論持久戰》《游擊戰》等，還講過軍事學。政治課程主要是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我們上課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時在駐地崗上村天主教堂裡。
隊上經常組織一些小分隊到本村或外村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控訴日軍的種種暴行。我們經常用革命歌曲發動群眾。我最喜愛的是《抗大校歌》，歌詞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活潑、嚴肅，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每次全隊集合，都要唱《大刀進行曲》，每當唱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大家便齊喊一聲“殺”！甚是威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經常唱的歌。在隊伍行進中我們經常唱《八路軍軍歌》(后經修改部分歌詞，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聲使隊伍步調整齊，英勇豪邁。
我們每人有一個缸子，吃飯、喝水、洗臉、漱口、洗腳都用它。雖然戰爭生活非常艱苦，但並不覺得苦，因為團結友愛溫暖著每一個人的心。不管誰買一個饅頭，一班人都分吃一口。
每周我們都有一個生活會，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來的同學則要全面介紹個人和家庭的情況，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間的團結友愛。
我深切體會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建立革命人生觀的大熔爐。抗大熔爐把我從一個剛剛參加革命的新兵，鍛煉成一個具有堅定革命理想的戰士，並很快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39年夏，黨組織已把我列為發展對象，為了考驗我，把我調到隊部當通訊員，負責與營部的聯絡。隊部每天不分晝夜派我去營部通訊聯絡，我扛著長槍跑來跑去，什麼都不怕，感到很自豪。有一次，營長問我：“你們女同志為什麼剃光頭呢？”我笑著回答他說：“我們女同志為什麼不可以剃光頭呢？”剃光頭是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因為既無法洗理，又沒梳子，更怕長虱子。過去駐防時，隻有一個走村串戶的剃頭挑子，不但給我們很多女同志剃了光頭，而且還給我刮過一次臉。那時，我們這些年輕的女戰士，為了適應戰爭環境，什麼都不顧忌。
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斷接受命令，沿著山野裡的陌生路去送信，不怕狼、不怕日本鬼子和武裝漢奸，每天完成任務回到隊部，立即就趴在炕沿上或長條板凳上睡著了。經過這一次參加反“掃蕩”戰斗的鍛煉和考驗，我具備了入黨條件。我於1939年8月14日，在山西省平順縣一個村庄裡由女生隊指導員邵黎、副指導員孫敏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我實際年齡隻有15歲。邵黎介紹我時說：“齊心同志不夠入黨年齡，但是她革命堅決，經過上級黨組織批准入黨，按黨章(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規定年滿18歲才能入黨)規定18歲轉黨，候補期兩年。”並提醒我說：“齊心同志家庭環境比較優越，入黨后應加強思想鍛煉。”我的入黨誓詞是：“保守秘密，永不叛黨，忠於革命，忠於黨，革命到底，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我被編入黨小組開始過組織生活，當時黨組織尚不公開，全隊隻有易輝是公開黨員，黨小組長是吳國英。
抗大畢業轉戰長治
1939年秋后，抗大一分校由平順縣駐地轉移到壺關縣山區，我們女生隊駐在神郊村大廟裡。后來，副校長周純全帶抗大一分校去了山東，校長何長工留在晉東南的一分校留守處等待抗大總校來會合。
組織上決定派我和王軍到長治縣干校工作，王軍任婦干隊隊長，我做指導員。何長工校長親自接見我和王軍，並對我們說：“你們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風度，大錯誤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長語重心長的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銘記在心。
長治干校校長是個四川籍的老紅軍，有一位教員也是剛從抗大一分校調去的。另有兩位女同志，一位是河南人，原任縣婦聯主任﹔另一位是文化教員，本地人。不久，何校長下達指示說，候補黨員不能當指導員，我就改任隊長兼教員。學員是從區、鄉婦聯主任中選派來的，還有的是放了足的小腳婦女，我帶她們參加反“掃蕩”時，她們背著背包，挂著手榴彈，急行軍時沒一個掉隊的。我當隊長兼教員，每天帶領出操，經常在隊前講話，還教唱抗日歌曲。睡的是地鋪，吃的是小米或玉米稠粥。淳朴的婦女干部學員和我如同親姐妹一般。
1939年日軍冬季“掃蕩”時，我調去參加縣政府的戰地工作團。一天，我們隨縣政府到長治縣的西火鎮，該鎮是陳賡領導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剛攻克的村鎮，街上還貼著日偽漢奸的反動標語，其中一條：“打倒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張大麻子！”赫然在目，這是敵人在謾罵污蔑抗日縣長張燮堂。
我奉命到村婦聯主任家布置召開群眾大會，主人熱情地讓我吃了一碗糠糊糊，驅散了寒氣。當我回到團部(縣政府)時，他們正在用磚頭架爐灶熬粥。忽然“啪啦啦、啪啦啦”響起了機關槍聲，頓時一片混亂。通訊員報告敵情：“敵人騎兵和炮兵迂回包圍！”張縣長立即命令突圍，當時幸虧有三八六旅的一個團用一挺機關槍在村口掩護我們突圍。敵人的大炮聲和機槍聲響成一片，隻聽見子彈在空中呼嘯而過，更危險的是打在地上的子彈，“突突突”“扑扑扑”，揚起了陣陣塵土，不時地還聽到幾聲轟鳴的炮聲，我們不成隊伍地跑著，子彈密集時就跑得快些，稀疏時就慢些，地上散亂地丟棄著一些辦公文具、復印蠟版等。
西火鎮是一個盆地，當時處在日軍炮兵、騎兵迂回包圍之中，我們在三八六旅一挺機關槍掩護下，得以從村子的一個缺口突圍，穿過敵人密集火力，繞道上山才得以脫險。
我們從西火鎮突圍之后，來到離長治縣城約60華裡的蔭城鎮，剛把縣政府的牌子挂出來，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就又立即轉移，如此連續多日，每天都要走幾十裡地。當時我和王軍被稱為“風雲兒女”，隨著縣戰地工作團在本縣范圍內和敵人近距離周旋。
調回抗大
1940年1月，我們被調回抗大一分校留守處，不久即和總校合並。當時抗大總校也已經轉移到太行根據地，校部駐地先是在武鄉縣蟠龍鎮，后移到黎城縣霞庄，羅瑞卿、滕代遠先后擔任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擔任總校教育長。抗大總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長，何長工任副校長兼教育長。
一天，何長工通知我到他處，對我說：“你父親作為閻錫山派來的代表到八路軍總部談判，態度比較好，他說他是受騙的。”我馬上表態說：“我和他斷絕父女關系。”因為我認為我和父親是兩個陣營，決不能含糊(父親后來隨傅作義將軍起義，新中國成立后參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於1956年逝世)。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調到衛生處當文書。秋季日軍又要“掃蕩”了，為此，抗大總校也做了反“掃蕩”部署，決定去山裡背棉衣。我們衛生處整隊去山裡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沒背得上棉衣，就跟著前面的幾個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轉眼走進一個村庄不見了，我還以為他們仍在我前面，其實是到老鄉家去買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腳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確有些心慌了，因為隨時可能遇上武裝漢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著急地走著，突然遇上校部總務科管后勤的許股長，正在忙於備戰布置糧草。他驚訝地發現了我，忙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讓人給我做了烙餅炒雞蛋，還讓我先在熱炕上睡一會兒，等天快亮時再歸隊，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裝漢奸。我在熱炕上睡至天將黎明，才向這位敬愛的老紅軍告別返回駐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為中途掉隊違反了紀律受到批評。掉隊途中路遇老紅軍這件事在我記憶中是永不能忘記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隊伍的溫暖。
在1940年秋季的反“掃蕩”中，關家垴戰斗是八路軍炮兵和步兵在黎城關家垴配合作戰的一次激烈戰斗。我們在小臥鋪山上，親眼目睹了這一戰斗場面。我們所在山頭的天是藍藍的，戰場那邊的山卻是硝煙彌漫，槍炮聲驚天動地。第一道防線上的傷兵一下來，我們馬上擁上去致敬、慰問。敵人非常殘暴，我們的野戰軍戰士由於連續作戰體力下降，拼刺刀時有時兩三個人與一個敵人拼，那情景真是氣壯山河！
百團大戰后，我們和敵人處於艱苦的相持階段，敵人的頻繁“掃蕩”，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據地軍民處在極端困難的境況。后來，我們經過40多天和敵人周旋的戰斗生活，終於突破包圍圈，經涉縣渡過了漳河，向冀西邢台目的地前進。
冬天脫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覺寒冷，過了河就跑步前進。快到目的地時，校部宣傳隊迎了上來，用快板熱烈歡迎，唱道：“同志們，辛苦了，勝利了，前面不遠就是目的地！”鼓勵我們戰勝疲勞奮勇前進。到達邢台抗大總校衛生處駐地一個距離總校駐地不遠的村庄，我們終於和總校會師了。
衛生處王指導員做了這次反“掃蕩”的總結報告，表揚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並正式宣布我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我時年16周歲。
1940年底，總校決定疏散女同志到地方工作，並決定我和陳彤、王軍、林毅、張汶、赤茜(郝治平)一同離校。張汶、赤茜留在北方局黨校學習，我和陳、王、林四人原是抗大一分校的，決定去延安學習。離校前，何長工(時任總校教育長，原抗大一分校校長)對我們四人講：“你們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論水平又會提高一步。”
到延安后，我們四人都分到中央黨校學習，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秘書柳文和我談話，說：“你們幾個都在抗大學習工作過，就不必再上一般的學校了。雖然你入黨不久，為了培養青年干部，也讓你上中央黨校學習。”這時是1941年春一二月，我17歲。從此告別了抗日前線的戰斗生活，掀開了我革命生涯中新的一頁。
我於1939年至1941年間，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投身革命並直接走向抗日前線，經過戰爭的考驗，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女，成長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矢志為革命事業貢獻終生。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戰斗經歷是我人生中永遠的豐碑，它影響和鼓舞了我以后整個的人生道路，對此我永遠珍視並終生銘記。
(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8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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