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經濟下行趨勢必須採取強有力的對策
目前，經濟下行的慣性僅靠通常情況下的需求拉動，已難以實現經濟增速止跌回升的局面，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國家曾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每年發行長期建設債券1000多億元，進而改變了需求不振、通貨緊縮的局面。當時，不僅拉動了經濟增長，而且為進入新世紀之后長達近10年的黃金增長期奠定了基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超過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擴大內需的對策，難以克服經濟下行的慣性。
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當前，國民經濟中的矛盾很多，但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這是30多年來投資率不斷攀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的結果。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生產能力無限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規律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成功地解決了計劃經濟下的“短缺”難題，但由於搞市場經濟才短短20年的時間，對市場經濟的規律尚未完全掌握，特別是如何應對市場經濟下的“過剩”缺乏經驗，更缺乏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國人均GDP隻有美國的1/6，人均消費支出隻有美國的l/12。6億多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到城鎮居民的1/3。在這樣的發展水平上出現的經濟增長乏力，不是別的什麼原因，一定是經濟體制和政策存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以致於未能把增長的活力釋放出來。
警惕通貨緊縮可能引發的各種風險
我國PPI已連續39個月下降，CPI也降至1%左右，表明通貨緊縮跡象已比較嚴重。一些企業也形成不良預期，缺乏投資積極性，特別是煤炭、鋼鐵、房地產等行業困難加大，一批中小企業經營風險加大，持續下去將出現一些企業倒閉，引發銀行不良資產增加甚至金融動蕩。如果等到出現這種局面再來採取措施，將付出更大的代價。中央提出要防風險，主要就是防止通貨緊縮引發的風險。
應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當前，我國債務率不高，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較大的空間。建議擴大長期建設債券的發行規模，通過貸款貼息、資本金補助等措施，引導銀行貸款和民間投資方向，促進結構調整。
近4年來，貨幣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緊縮的政策，要改變緊縮的貨幣政策為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為什麼說近些年來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間，我國M2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5%，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0.3%，M2增速為GDP增速的2倍。20年的數據表明了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揭示了一種客觀規律性。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快速成長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長期高於2倍，會出現通貨膨脹﹔長期低於2倍，則會出現通貨緊縮。反觀我國2011-2014年，M2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3.5%，比此前20年的增速陡降7個百分點。同期經濟增速隨之降為8%。今年1-4月，M2的增速進一步下降到10.1%，比前4年又下降3.4個百分點。近4年多來，M2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對經濟減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財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調整結構，貨幣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調整總量。出現總需求不足，主要應通過擴大貨幣供給加以解決。一個時期以來，不少人以貨幣化率已偏高為由，主張收緊銀根。其實，他們忽略了中國証券化率明顯偏低這個事實。由於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足，企業融資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因此，我國貨幣化率略高一些是合理的。為了防止銀行貸款過量流入股市，制造資本泡沫，應按照規劃確定的方向和重點，實行點貸或窗口指導。這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成功經驗，目前依然有效。今年以來，出現銀行貸款用不出去的新情況，以致不久之前央行正向金融機構回購流動性上千億元。這是由連續幾年經濟下行造成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帶來的結果。對此，隻能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強化民間投資鼓勵政策解決。總之，穩增長亟待貨幣政策的支持。
加快對阻礙城鄉一體化的各項舊體制的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努力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為農村發展注入新活力，促進城鄉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再次聚焦農村改革，挖掘農村勞動力潛力、土地潛力、消費和投資需求潛力，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根本舉措。
當前，應當把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連為一體來推動，核心在於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於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改革，通過土地抵押、擔保、轉讓，促進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農業現代化將增加對農用工業資料的需求，新農村建設將增加對建筑材料的需求，農民工市民化將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把6億多農村人口和2.8億農民工的巨大需求和活力釋放出來，足以支持我國經濟以7%以上的速度持續發展到2030年。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曾提出，允許土地的佔補平衡在省域范圍內進行，但至今僅允許在縣域范圍內進行。最近到河南新鄉市調查，農村宅基地退出並復墾后，新增加的建設用地指標，若在縣域范圍內出售，一畝隻能賣5萬元﹔若在地級市域范圍內出售，一畝可賣到20萬元﹔若能在省域范圍內出售，一畝可賣到50萬元。土地制度改革與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市民化緊密相關，需要綜合配套，整體推進，才能取得突破。有人擔心，土地制度改革會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事實上，改革到位，不僅不會減少耕地，反而會增加耕地。目前，農村宅基地共2.2億畝，農村人均建設用地為城市的3倍多，有大量空心村。在城鄉結構的歷史性變革中，土地制度改革長期滯后，已嚴重制約了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的進程。
重慶市5年來實行“地票”市場改革的經驗証明，承認農村土地的商品屬性，允許農戶對耕地承包權和對宅基地的使用權抵押、擔保、轉讓，允許其進入城鄉要素市場，可起到“一箭三雕”之作用：一是可以促進耕地經營權流轉，發展土地集約化經營﹔二是可以增加農民轉讓耕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財產性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三是可以實行農民工退出宅基地與在城市購買保障房挂鉤，讓4.2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鎮團圓、安居樂業。
做好這三件大事，短期可拉動經濟止跌回升，中期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可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實施這些改革，完全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應當抓緊試驗和推廣。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摘自《宏觀經濟管理》2015年第8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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