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14年，中國改革惠及世界

　　宋 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盛 斌 （南開大學APEC研究院院長、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

　　屠新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

　　凱斯·羅克韋爾 （世界貿易組織新聞發言人）

　　約夏·梅爾澤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高樹超 （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WTO教席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關稅平均水平由2001年的15.88%降至2014年的9.6%，履行承諾的成績堪稱表率

　　宋泓：加入世貿組織給中國各領域帶來廣泛、深入的改變。比如，汽車產業中，中國的股權比例放低，從60%、70%的控股地位降到50%的對等地位，並帶來汽車產業的大發展。入世后，中國履行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條款，取消對外資企業的貿易平衡、國內市場銷售限制以及外銷的比例等要求。據不完全統計，入世后，中國政府在國家層面進行了2000多項大的政策改革和調整﹔地方和部門進行的政策調整更是不計其數。得益於這些調整，即便是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劇烈沖擊，中國經濟和貿易仍快速發展。貨物貿易，從2001年的出口2660.98億美元、進口2435.53億美元分別增加到2014年的23427.46億美元和19602.90億美元，分別增長約7.8倍和7倍。

　　盛斌：中國入世以來在履行承諾與經貿領域改革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第一，市場准入與開放程度顯著提高。中國對所有稅目的關稅率都進行約束，關稅平均水平由2001年的15.88%降至2014年的9.6%。自2010年7月1日以來，中國對最不發達國家進口產品實施零關稅待遇。在非關稅壁壘領域，中國取消了全部進口配額和特定招標管理，並承諾不使用農產品出口補貼。簡化進口管理程序，推動通關便利化（例如實施“單一窗口”）。第二，有力推進以規則為基礎的市場化導向的經貿法律法規體系建立。2004年開始實施的《行政許可法》為中國履行加入WTO承諾提供了一個總體性的法律和行政框架。2004年4月修改的《對外貿易法》對中國的所有企業全面放開貿易經營權，除對少數貨物實行國營貿易外，取消了外貿審批制。2003年實施的《政府採購法》，規范政府採購行為，提高政府採購行為在國內外的透明度。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壟斷法》對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第三，政策管理的透明度顯著提高。中國根據世貿組織倡導的公開、透明和可預見原則，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屠新泉：由於WTO的規則范圍已經超出傳統邊境措施，而涉及到更多國內政策，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貿易權、補貼、服務業開放、透明度、技術標准等，這必然要求中國在眾多領域開展突破性的變革，不僅涉及到關稅、非關稅壁壘的大幅度削減，更關系到國內經濟體制的重大調整。尤為重要的是，入世使得中國的營商和投資環境第一次得到國際規則的明確約束，大大增強了世界各國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和預期。這也是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得以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原因。

　　凱斯·羅克韋爾：中國在入世14年來的表現應該用“非常出色”來形容。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進口國。盡管數據有時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我認為，用這些數據說明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位置的發展變化，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貿易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作為發展和減少貧困的一個重要工具，這才是中國真正偉大的成就所在。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將數億人從貧困中解救出來，這是其歷史上最了不起的發展成就。我無法就WTO領域外的事情做出評價，然而即便只是在貿易領域，中國也已完全改變其貿易政策：從反傾銷到貿易爭端處置，從提高貿易政策透明度到貨物物流體系，中國的改革都是廣泛而深入的。

　　約夏·梅爾澤：入世給中國經濟帶來兩方面的有益變化：一是WTO肯定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可以更大規模地進入國際市場，擴大中國出口﹔二是中國履行承諾，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進一步加強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促進中國企業更容易、更好地走向世界。比如，入世使中國經濟更加自由化，市場准入更開放，外國公司可以更容易地參與中國汽車、化工等多個經濟部門的競爭。另一方面，中國和WTO的關系越來越成熟，如今中國已成為其重要成員，積極參與各種談判，推動達成許多重要協議。這種關系對中國和WTO都十分有益。

　　高樹超：入世以來，中國大量進口農產品，如今已是小麥、大豆、棉花等農產品的第一大進口國，不過這些進口對國內農業生產的沖擊並不明顯，這是中國利用WTO政策靈活調控措施使然。對於制造業，中國還擁有低廉勞動力、原材料等一定優勢，而中國人均收入提高，使得國內市場消費能力不斷增大。許多國外廠商為打入中國市場，將許多入世前需進口的產品從國外生產、出口中國變為中國生產、銷售甚至出口國外。比如入世前，國際社會對汽車產業憂慮較多，認為汽車關稅的降低會導致進口增加，但現在大部分國際汽車生產商轉而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

　　2006年4月，世貿組織對中國進行入世后首次貿易政策審議，認為從總體來說，中國已經履行了大部分入世承諾：現在中國的工業產品關稅已是發展中國家最低水平，而農產品關稅也遠遠低於其他大部分國家。2006年9月，時任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為中國入世以來的表現打了一個A+的分數，認為中國履行承諾的成績有目共睹，堪稱世貿組織成員的表率。

　　從普通成員成長為WTO核心決策圈重要一員，並為提高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不斷努力

　　宋泓：入世后不久，中國作為世界制造中心，以及東亞地區甚至全球貿易中介的作用開始顯現：一方面中國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另一方面，又出口歐美以及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主要國家的貿易關系已經超出單純的雙邊范圍，具有區域甚至世界意義。

　　盛斌：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支持者、維護者和重要貢獻者。例如中國在擔任2014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東道主時，力促APEC貿易部長會議發表了《關於“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聲明》，再次肯定多邊貿易體制的價值及其核心和首要地位，呼吁忠實履行“巴厘一攬子”協議，承諾完成《貿易便利化協定》的目標和時間表，敦促WTO其他成員為多哈發展議程剩余議題制定明確工作計劃。中國推進落實WTO巴厘島會議所達成的《貿易便利化協定》的實施。2015年9月4日，中國代表團向WTO總干事遞交接受書，標志著我國已正式完成接受《協定》議定書的國內核准程序，從而成為第十六個接受議定書的成員。

　　中國參與WTO談判與事務，為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全面完成做出了貢獻。在對最不發達國家免稅免配額的市場准入問題上，中國做出表率。

　　中國堅持市場開放，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按期履行WTO金融危機監督機制下的通報義務，支持WTO在監督貿易投資壁壘方面開展的工作。中國致力於最大限度地克制使用可能符合世貿規則但卻具有明顯保護主義效果的措施。

　　屠新泉：中國入世后的經貿表現超出所有人最樂觀的預期，也給世界貿易格局帶來深遠影響。這首先體現在中國的快速崛起大大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尤其是中國快速增長的進口需求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創造了發展機會，同時也使得發展中國家在WTO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發言權提高。其次，體現在中國與美國在經濟實力上的快速接近，特別是在貿易、制造業等領域，這使得美國對世界貿易格局的主導地位有所降低，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影響力顯著下降。

　　中國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作為在WTO中發展最為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例子表明，對外開放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也激勵了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積極利用WTO。

　　凱斯·羅克韋爾：事實上，中國正在WTO的每個委員會及不同國家間談判中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中國對促進WTO發展以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不僅參與了WTO的多邊談判，而且也在多邊范圍內，參與了《信息技術協定》的擴展和移除上百種環境產品的關稅談判。中國對WTO和全球貿易體系都有著巨大貢獻。

　　高樹超：中國入世以來對於WTO規則日漸熟悉，逐步實現了從被動接受到積極利用，再到主動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的改變。

　　比如在解決貿易爭端中，起初由於經驗不足，中國在WTO被訴時，往往不願利用爭端解決機制，而是選擇同起訴方私了。但是，從2006年開始，中國對於爭端解決機制日漸熟悉，開始敢於利用WTO規則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2008年以來，中國在美國雙反案和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案等案件中，通過對相關WTO規則提出創造性的解釋，力圖改變不利於自己的規則。

　　在WTO談判中，中國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2005年后，中國相繼提出100多個提案，涵蓋談判的各方面。中國逐步從一個普通成員，成長為WTO核心決策圈的重要一員。同時，中國逐漸意識到自己作為貿易大國，在許多議題上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橋梁，努力維護著前者的權益。

　　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不斷出現，但WTO對解決貿易爭端和監督貿易政策仍發揮獨特作用

　　屠新泉：近年來，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大量涌現，對WTO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但也是當今世界貿易格局演變的必然結果，而非WTO自身所能左右。從根本上說，WTO原有的以美國為首、歐盟為輔的雙寡頭格局被打破，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已經具備挑戰發達國家主導權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兩大集團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路徑、速度和重心方面有重大分歧，發達國家一方面要積極推進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另一方面又為了滿足國內政治的需要，回避削減農業補貼等議題。而發展中國家則在烏拉圭回合中大幅自由化之后，希望降低自由化的速度，獲得一定的政策空間，培育本國產業，同時又緊盯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政策。縮小的實力差距和巨大的政策分歧使多哈回合難有作為，這使得美國和歐盟退而求其次轉向區域貿易協定，試圖在發達國家內部、並吸引部分發展中國家先達成一致，進而引領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發展趨勢。

　　從目前來看，發達國家對WTO的重視程度大大下降，使得制定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的主場地從WTO轉移到區域平台，但這並不會使WTO完全喪失價值，畢竟這些新規則最終還是要多邊化和全球化，而WTO是唯一能夠提供這一路徑的平台。同時，新興大國均未加入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新談判，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之間的貿易政策協調仍需在WTO中進行。

　　盛斌：目前WTO體制雖然佔據多邊主義的優勢，但卻不能為制定21世紀高標准與高質量的全球貿易與投資新規則提供動力。議題覆蓋廣泛的多哈回合原本旨在通過進一步削減貿易壁壘和實現更公平的貿易規則來促進全球貿易發展，但其進程卻極其艱難與坎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以增加執行成本和收益不平衡為由拒絕就新規則進行談判，從而造成在多哈回合談判早期提出的“新加坡議題”（貿易便利化、競爭政策、投資、政府採購）最終多慘淡出局。當多邊主義無力推動新規則與制度時，其倡導國家便將談判的重心與資源轉移至區域、復邊或雙邊協定上，這些協定能有效解決成員方所關注的特定市場准入及規則問題，同時還可能附帶經貿外交與地緣政治收益。與此同時，全球價值鏈發展所導致的新型全球生產網絡引發了對全球貿易治理改革的要求，尋求建立適合現代國際貿易與投資發展特點與趨勢的新規則與新制度的呼聲不斷高漲，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逐步成為談判與踐行新規則的試驗田。如果說當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是1.0版本的貿易協定，WTO是2.0版本的貿易協定，那麼這些區域或雙邊協議就是3.0版本的貿易協定，它們是基於當前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生產網絡的新發展需要所催生出的高標准與高質量的貿易協定。

　　凱斯·羅克韋爾：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並不新鮮，也絕不是對WTO的威脅。事實上，這些協定的談判將會給WTO注入新能量、新想法和鼓勵貿易的精神。我們在幾乎所有其他貿易協定中都能看見WTO的基因。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貿易政策評估專家並沒有發現在這些貿易協定中有與WTO規定相沖突的內容。當然，這些雙邊或多邊協定的確在某些方面走在了WTO的前面，在某些現有條例上做出延伸拓展，並在一些WTO沒有涉及的領域加上了新條例。但WTO將一直在解決貿易爭端和監督貿易政策方面扮演獨特而重要的作用，以幫助支撐全球貿易體系的運轉。

　　約翰·梅爾澤：TPP目前還處於發展階段，規定內容及組織結構也尚未完全成形，將來發展究竟怎麼樣，還有待觀察。中國如今已成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重要貿易國，不管是WTO、TPP，或是其他什麼機構，缺了中國，總是個遺憾。

　　高樹超：區域自貿協定之所以大行其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多哈回合談判在過去14年來長期停滯不前。美歐等國為了實現開拓國外市場的目標，紛紛轉向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此外，諸如TPP之類的自貿協定，很多都有除了經濟原因之外的政治因素考慮。TPP的新規則一方面會造成全球進一步分化，美歐等國各自劃定其勢力范圍﹔另一方面，TPP規則也會對WTO產生深遠影響，它的許多議題將來都會被逐漸納入WTO的日程之內。

　　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就是對多邊貿易體制最大的貢獻 

　　宋泓：在全球經濟疲軟，世界貿易低迷甚至萎縮的背景下，中國可以在三個方面發揮作用。首先是推動更多的南南合作，並發揮主導作用。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建立雙邊或者三邊合作的加工區，促進當地貿易和就業，發揮示范作用，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其次，與主要發達國家進行雙邊或者區域貿易談判，參與國際新規則制定，推動新規則均衡發展。其三，推動以我為主的周邊區域網絡建設，構建開放性的區域合作，將“一帶一路”的建設打造成為國際開放型區域合作，以及互利共贏的新典范。

　　盛斌：中國應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也是對多邊貿易體制最大的貢獻。中國應以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態度，客觀認識新貿易與投資規則的意義和影響。將全球價值鏈嵌入新時期的經濟結構改革的設計藍圖中，在一些優先改革領域（包括貿易便利化、投資保護、政府採購、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等）創新踐行新規則，並積極達成高水平、高標准的自貿協定，從而推動深層次經濟一體化。中國應該繼續支持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支持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實現多邊貿易體制向更加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從長遠角度看，中國還應從發展視角與理念對WTO的規則與治理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張和建議。

　　屠新泉：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既可以為全球經濟治理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可以對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產生制衡性作用。在建設性作用方面，中國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發揮中國市場巨大優勢，為各國提供可以利用的市場機會。同時在一些領域可以發揮制度建設和引領的作用，如發起建立亞投行、金磚銀行等，為探索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融資提供了有益經驗，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為開展發展中國家之間新的經濟合作模式創造了新思路。在制衡性作用方面，要在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包括WTO中，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伸張其合理的利益訴求，推動發達國家改變或取消其有損於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政策，同時抵制發達國家過高的自由化要求，為發展中國家漸進的改革開放贏得時間和空間，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向一個更加平衡、更加關注發展的方向前進。

　　約翰·梅爾澤：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要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更好地發揮作為WTO重要成員的作用，引領世界經濟健康發展。這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有好處。二十國集團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國家間組織形式，它讓全世界最重要的20個國家的領導人聚到一起，深入探討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但重要的是，二十國集團每次會議提出一系列有關世界經濟發展的議程后，各成員都應當合力完成議定的目標，引領世界經濟穩定發展。

　　高樹超：毫無疑問，中國應該積極研究包括TPP在內的新型自貿協定中所包含的新規則，包括它們對中國的影響和中國的應對策略。與此同時，中國應該對自己的優劣勢進行深入分析，並制定一些反映自己利益的規則，通過自貿協定和WTO等各種平台積極推廣。目前中國現有的自貿協定側重於強調關稅減讓，在未來應加大對規則問題的重視力度。

　　（本報記者李琰、王如君、劉棟、張志文採訪整理）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5年12月11日 2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