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評估“第三波民主化”

自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化”無疑成為國際政治領域最為重要的現象之一。伴隨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以及一大批新興國家走上獨立探索本國政治發展之路，向民主政治的過渡儼然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基於對戰后國際民主化的觀察與認識，美國學者亨廷頓將始自1974年葡萄牙、西班牙的民主改革以及隨后遍及東亞、南美、東歐的一系列政治變革稱為民主化的“第三波”。時至今日，第三波民主化已經過去20多年，但圍繞它的爭論卻始終沒有停息。國內有學者力圖為第三波民主化辯護，以所謂的“全案例”統計來証明民主化沒有加劇社會沖突，也帶來了經濟增長。為什麼這種研究與人們的直覺或者說真實世界相距如此之遠？根本問題出在評估標准上。那麼，衡量其成敗的具體指標有哪些？它對當下中國發展民主政治的啟示又有哪些？探尋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離不開對第三波民主化進行更加全面、客觀、科學的認識與評估。

一、重新定義第三波民主化及其評估標准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第三波民主化的蓬勃發展構成了戰后全球民主化的又一波高潮。經過這一輪的民主化進程，全球所謂的“民主國家”在數量上第一次超過了“非民主國家”。根據英國《經濟學人》信息部公布的2014年度民主指數，在納入統計范圍的167個國家或地區中，“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的國家數量為76個，如果再加上39個“混合政體”國家，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達到115個，佔總體國家數量的68.9%以及總人口比重的62.4%。

然而，在全球民主化突飛猛進的同時，人們卻又不得不承認另一個嚴酷的現實，即在經歷過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或地區中，大范圍的民主“回潮”與“劣質民主”的出現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移植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各自國家的具體環境中大多“水土不服”，其所收獲的“果實”也大多是形式各異的虛假、無效甚至是劣質的民主。從抽象的價值層面而言，民主具有普世意義的一面。而一旦進入到具體的實踐領域，圍繞民主及其實現形式的分歧與斗爭卻又無處不在。可以說，面對這一民主化進程中的發展悖論，人們需要反思的已經不僅僅是民主本身，而更應該指向第三波民主化背后的評估標准及其相應的指標體系。

在開展第三波民主化的認識與評估之前，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西方各主要指標體系已經牢牢佔據國際政治評估領域的話語霸權。在全球自由評估、民主指數等當今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測評指標體系背后，體現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的核心“軟件”——競爭性選舉以及更加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時至今日，在國際政治評估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和絕大多數話語版面的仍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少數幾種指標體系，它們幾乎完全把持了全球范圍內民主化的解釋權、建議權。可以說，無論是全球自由評估中的“自由”、“部分自由”與“專制”，還是民主指數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體”與“獨裁政體”，其背后都難以擺脫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在其話語框架之內，廣大發展中國家往往會以“民主—專制”二分法的形式被簡單粗暴地貼上“專制”、“有待改善”等標簽。這種片面且被嚴重扭曲的評估指標體系必然難以反映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的真實狀況。因此，必須充分認識到西式民主話語霸權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重新定義相關的評估概念及其指標體系。

評估一國或地區的民主化程度與質量，絕不能僅以是否引入競爭性選舉及其實施的穩定狀況作為唯一標准，應結合具體國家或地區的國家能力、治理能力及其績效等綜合性指標來加以考察。同時，在數據、指標體系的選擇上，也應盡量做到全面、客觀。否則，沿著既有的西式民主評估的指標體系及其分析理路，不僅難以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相關問題做出正確的評估與判斷，甚至還會誤入歧途，最終陷入西式民主的話語陷阱難以自拔。

二、第三波民主化緩和了社會暴力沖突？

在國際民主化領域，民主化與社會暴力沖突的關系一直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和平論”在西方世界廣受推崇，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似乎成為了一種“共識”。而從國內因素來看，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福利化改造后，歐美發達國家所表現出的繁榮、穩定的社會表象也使得廣大后發國家更加確信：西式民主就是它們在政治領域步入“現代化”的不二選擇，是緩和沖突、走向社會穩定與富足的良方。從這一意義上講，民主化被認為能夠有效地緩和社會暴力沖突。

然而，從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實踐過程來看，民主化能夠促進社會穩定這一判斷顯然只是個“神話”。對於這些國家而言，相對貧弱的發展基礎，再加上“冷戰”等國際外部環境的直接影響，都使得民主化給它們帶來的並非想象中的繁榮與穩定，而是持續不斷的政治衰敗與社會動蕩。

經歷了戰后第一階段民主化的“躁動”與“回潮”之后，第三波民主化有沒有在這一問題上充分吸取教訓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實際上，民主化與社會暴力沖突之間的關系，遠非單一的線性關系所能概括。對於身處其中的國家而言，它們隻看到了問題的表象而忽視了民主化背后一系列復雜的深層次原因。一方面，“民主和平論”既非真理，更非歷史的真實。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民主制度並沒有換來相互之間的和睦相處。在確立民主制的18、19世紀，西方各國之間為爭奪海外市場、殖民地或勢力范圍等所爆發的戰爭比比皆是。到了20世紀上半葉，英美等國甚至已經實現了初步的普選制，卻依然未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可見，即使在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之間，民主制也並不能有效地阻止大規模暴力沖突的發生，它充其量只是一種國家制度的設計與運作框架。另一方面，從價值觀念上看，民主要求在社會成員之間實現人人平等，而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的不均衡又導致人們在政治地位和社會財富之間難以實現真正的均等化。而從政治制度層面上看，對民主的追求又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發展處於急劇的變動之中。可見，對於西方民主自身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價值觀，還是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民主化都未能顯著制止社會暴力沖突的發生。

從具體的國家層面來看，第三波民主化在緩和社會暴力沖突方面的“績效”也難言樂觀。當然，對第三波民主化與社會暴力沖突之間關系的評估可以從多種角度來進行，但不同方法的運用應以不影響基本結論的正確性為准則。例如，有學者就援引若干國際統計數據，並通過全案例分析方法得出結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中社會暴力沖突加劇的國家在數量上只是少數，其比重不超過20%。這種方法顯然隻注意到對國家數量的統計而忽視了國家的人口規模、民族、種族以及宗教分布等與民主化關系更為密切的諸要素的具體狀況。且不論數據來源的客觀與否，僅對前述結論中的有關國家詳加分析便可以發現，所謂的絕大多數“不沖突”國家的人口總量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所謂的少數“沖突”國家無論從人口比重，還是民族、種族以及宗教狀況等方面都佔據絕對多數且更具代表性。對於第三波民主化而言，我們必須對其內涵的復雜性有充分的認識。否則，不問具體國家與民主化相關聯的具體指標狀況而一味追求國家的樣本數量，進而通過對個別統計數據的簡單採集與加總而得出某種確定性結論，這種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不嚴謹的。

三、第三波民主化促進了經濟增長？

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從經驗觀察上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西式民主國家如經合組織（OECD）各國普遍經濟發達且人均收入較高，而絕大多數“不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如非洲、東南亞等國家普遍經濟落后且人均收入偏低。國際社會的這種既有的經濟格局無疑有利於支持這樣一種假象的成立，即一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民主化程度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系。戰后初期，美國學者李普賽特提出“經濟發展必然會促進民主化”的經驗性命題，它的流行一度使人們確信經濟增長對民主化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然而，時至今日，民主化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命題依然未能得到理論和經驗數據上的有力支持，這一點也成為了國際民主化研究領域中最為薄弱的環節之一。

20世紀70年代后，伴隨著第三波民主化的到來，民主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僅沒有被西方學者進一步簡化並加以証實，反而隨著民主化的深入推進而變得愈發扑朔迷離。一方面，拉丁美洲一大批相對富裕國家的民主政體紛紛垮台，民主化進程遭遇嚴重挫折。對此，經驗色彩濃厚的李普賽特命題已經開始被民主化自身的復雜性所顛覆。另一方面，對於民主化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而言，第三波的到來更是將這一本就模棱兩可的經驗性推斷徹底粉碎。以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發展指數”的相關經濟數據為例，通過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或地區民主化前后的人均GDP及其增長率進行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民主化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顯著的必然聯系。被列為“民主失敗”國家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在民主化啟動后均出現較為顯著的經濟增長，而被列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典范”的韓國、菲律賓等國反而在民主化之后一度迎來長期的經濟增速明顯下滑。實際上，對於經濟增長而言，民主化轉型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民主要素即使能夠在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中發揮某種作用，也一定是與其他諸因素相結合而產生，其自身並不具備任何決定性或先決性。

近年來，隨著國際民主化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証據表明，對於第三波民主化以來的相當一部分國家而言，西式自由民主非但無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會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罪魁。不論是菲律賓、印尼等第三波中的老牌“民主”國家，還是烏克蘭等后“顏色革命”國家，抑或是埃及等在“阿拉伯之春”中啟動民主化進程的中東國家，西式民主的盲目引進不僅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經濟上的顯著改善，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其各自固有的經濟、社會、宗教等矛盾。最終，在寡頭橫行、貧富分化嚴重、社會持續動蕩的背景下，這些國家連最基本的社會秩序都難以為繼，更何談經濟的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

四、反思與啟示

時至今日，第三波民主化已經過去20多年，但對其功過是非的評價卻很難說已經蓋棺論定。首先，從運動過后世界范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上看，第三波民主化使得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非民主國家”，並且這一民主化的最大“成果”得以延續至今。然而，以自由之家為代表的西方民主評估機構並不能為民主化制定出客觀、科學、全面的評估標准。同時，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特征的西式自由民主也不能真實反映全球民主化運動的全貌。實際上，由西式自由民主所導致的大量的無效民主、劣質民主已經使得第三波民主化僅有的少數“成果”大打折扣。其次，在評估第三波民主化與社會暴力沖突的關系時，標准的選擇至關重要。考察民主化對社會暴力沖突的影響，不能一味地在案例數量上求大求全，而應以民主化為核心，准確選擇和區分不同要素的重要性，增強案例的可比性。第三，要充分認識到民主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全面、辯証地看待民主的概念及其功能界限，真正破除對“民主萬能論”的迷信。

綜上所述，在國際民主化運動空前發展與分化的今天，任何對民主化及其評估標准的簡單化認識都已經難以科學解釋愈發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進入新世紀以來，中亞東歐的“顏色革命”迅速褪去光環，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很快便演化為“阿拉伯之冬”，由第三波所開啟的民主化的“潘多拉魔盒”早已超出了文明沖突論的解釋范疇。在當今全球化的國際社會，民主政治的深入推進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因此，如何正確地認識與評估第三波民主化，充分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並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有益借鑒，無疑是未來我國在民主化研究領域必須直面的重大現實課題。（責任編輯：狄英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