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國話語體系詮釋生命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涵蓋了臨床的、規范的、理論的和文化的等諸方面問題和學科領域，它帶來多維學科的觀念碰撞，也帶來影響深遠的跨文化對話和交鋒。在學術話語的文化政治功能日益凸顯的今天，我們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人類文明發展成果，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下的中國生命倫理學。

　　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有著獨特的理論框架和核心價值，對諸如醫患和諧、醫德規范、醫療保健和生命政治等，有一套源遠流長、影響深遠的理論邏輯和話語體系。這是西方生命倫理學不能理解、也無法准確呈現的生命倫理觀。所謂“醫者意也”，不僅要揣摩、取象自然，意會陰陽、五行、四時，還需進一步意會帝王之業，意會聖人之業。在這種觀念指導下，中華傳統醫學哲學及醫療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生命倫理學的話語資源。

　　與整體生命觀相契合，中國古代形成了“大醫精誠”的臨床生命倫理話語。《黃帝內經》言：“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告誡醫者要敬畏生命，避免“五過四失”。唐代孫思邈說：“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他著有《備急千金要方》，其中《大醫精誠》篇闡明大醫治病宗旨：“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凶，護惜生命。”這些話語字字千鈞，被后世醫家奉為圭臬。

　　與“普同一等”的行醫准則相一致，中國古代形成了“醫乃仁術”的規范生命倫理話語。古代醫家從醫乃仁術的醫德規范出發，要求對所有的病患一視同仁。三國董奉隱居廬山，不事農耕，每日治病救人，亦不取錢，唯囑重病愈者植杏五株，輕者一株，得十萬株杏林，以每年所得之杏資助求醫窮人，留下“杏林春暖”一段佳話。醫家遂得“杏林”之名。晉代楊泉在《論醫》中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明朝王紹隆在《醫燈續焰》中直接定義：“醫乃仁術。”明朝陳實功著《醫家五戒十要》、清朝喻昌著《醫門法律》，都詳細制訂了醫家行醫的具體規范。

　　與“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生命政治相比照，中國古代形成了“上醫醫國”的理論形態的生命倫理話語。內經《靈樞·師傳》概括了治病與治民的相通理論：“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后世，無所終時。”《國語·晉語》有言：“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北宋范仲淹直言：“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良相”把脈家國天下，旨在濟世救民。“良醫”把脈人之身體，旨在治病救人，都是以良善之德為前提，是踐行仁義、施行仁術的道德理想之表征。這些生命政治話語體現了“醫國與醫人”“治民與治病”“良相與良醫”在理論邏輯上的相類相通。

　　與儒釋道融合的主流文化相適應，中國古代形成了“重生”“貴生”或“敬畏生命”的文化形態的生命倫理話語。中華傳統醫學和衛生保健的歷史，積澱並融入了豐富深厚的文化生命倫理資源，與儒家“生生”、道家“順生”、墨家“貴生”、佛家“不殺生”的哲學傳統和話語脈絡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懸壺濟世”的職業理想與“擇善固持”的文明守望的內在契合，描繪的乃是人的身體倫理與文化的倫理生命的融會貫通。這是一種廣大和諧的生命倫理的文明話語和文化“道說”，是我們用來詮釋生命倫理學的根基性的中國話語資源。

　　用中國話語體系詮釋生命倫理學的根本旨趣，在於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20世紀70—80年代生命倫理學從西方傳入中國起，我國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就一直受到西方普遍主義的話語壓迫。西方話語體系雖然提供了有益的視角，但不能完全解釋我們自己面臨的問題。而生命倫理學要突破西方話語體系構筑的無形圍牆，關鍵是擺脫西方話語對生命倫理學的理論或原則的知識學定位，從中國傳統和現實問題出發，拓展生命倫理學的學科性質、話語方式和知識譜系，揭示並闡揚其中有待深入挖掘的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道德形態。

　　用中國話語體系詮釋生命倫理學，“語境突圍”至關重要。我們要正確看待中國與世界的辯証關系。我們所言說的“世界”，是由中國話語體系所呈現的世界。這就要求我們從中國價值的普遍性意義中轉換出一種國際化表達。與此同時，我們的中國話語又是世界話語體系的一部分，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立足於本民族的話語資源和價值核心，還要以全球化的視野充實之、豐富之，使之兼具一種中西互鏡、古今對看的形態學遠見。

　　中華傳統生命倫理話語，既是守望我們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家園的語脈根系，更是構建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的語境前提。我們隻有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在醫療衛生體制和保健的現代背景下，以中國話語體系詮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傳統和現代性，將傳統話語體系中博大精深的生命倫理論述進行現代轉化，使之煥發生命活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資源的創造性開發，要在比較與互鑒中汲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用中國話語體系詮釋生命倫理學，就是用現代生命倫理學的話語，將“大醫精誠”的臨床之道、“醫乃仁術”的醫德規范、“上醫醫國”的理論和“敬畏生命”的文化，融合成為一種彰顯中國元素的生命倫理學話語。

　　用中國話語體系詮釋生命倫理學，必須超越西方普遍主義和文化特殊主義的局限，真誠地面對我們自己的問題和期待，真實地建構和諧醫患關系，建構中國形態的醫療美德和醫療公正。在道德敘事、規范構建、醫德涵養、制度及文化建設方面，大力推進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的構建。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