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看中美關系的變化

從2015年年初開始，美國戰略學界出現了一場關於是否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戰略的討論。引發這場討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逐漸失效，因此美國應該改變現有接觸戰略，加強與亞太地區盟國和伙伴國家的關系，努力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地區影響力。[1]反對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美關系事關國際秩序的穩定和亞太地區的安全，中國尚無能力挑戰美國的地區主導權，如果因為一些利益沖突的存在對中國採取不必要的敵視政策，美國的利益也會被損害。[2]在辯論展開的同時，美國總統大選剛剛拉開帷幕，這些辯論使得中美關系再次成為候選人熱炒的議題，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后，美國國內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聲音不絕於耳。

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的辯論在中國也產生了相應的爭論，即如何看待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大多數學者認為雖然美國國內再次出現了對華強硬的聲音，但中美關系的主流是合作。即使面臨很多新的問題和困難，中美關系還是會按照原有路徑和規律在曲折中繼續發展。本文認為，在討論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之前，有必要分析美國國內出現對華戰略辯論的根源，原因在於這場辯論與以往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爭論有所不同。在這之前的美國對華政策爭論，要麼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要麼認為政府應該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而這次辯論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不同，一是這次辯論是關於中美關系的戰略層面，涉及對中美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華戰略的重新思考﹔二是在這次辯論中，一些長期持理性客觀態度的學者都對兩國關系的發展表示擔憂，認為中美關系已經接近相互疑慮超過希望的臨界點。[3]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能否說明中美關系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更加客觀地看待中美關系的走向。

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背景

要客觀地理解美國國內對華戰略辯論對中美關系的啟示，首先要考察這次戰略辯論的背景是什麼，奧巴馬執政以來的中美關系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會在多大程度上對中美關系造成影響。

第一，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發生變化。從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來看，中美關系的發展存在一些規律，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總統大選前后的中美關系起伏。在歷次總統大選之前，攻擊在任政府的對華政策經常成為候選人辯論的重要議題。但在大選之后，無論哪個黨派的總統執政，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逐漸趨於緩和，中美關系得到改善。這已經成為歷年來，中美關系最為穩定的規律之一。但正如上文提到，此次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主要問題與以往有根本區別，這說明中美關系的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中美實力對比和中美關系發展規律的變化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

中美實力差距的縮小是中美關系最明顯的背景變化。2008年和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先后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同一時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緩慢，失業率大幅上升。伴隨著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學界和戰略界關於中國的討論也開始發生變化。與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中國威脅論”不同，美國國內開始討論中國的崛起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什麼影響，中美能否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將如何處理與美國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在這個背景下，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開始發生變化。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在奧巴馬執政前后，中美關系與以往不同，出現了高開低走的獨特現象，他執政的前兩年，中美關系因為美國對台軍售和奧巴馬接見達賴經歷了大幅波動。並且從總體來看，奧巴馬時期中美關系的波動頻率超過了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系。[4]這些現象說明中美關系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關於奧巴馬執政后的中美關系走向，有評論認為奧巴馬傾向於合作的個人性格“提升了中美雙方對彼此不切實際的期待值”，當中美都認識到合作難以成行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中美關系下跌。這種觀點可以解釋中美關系在奧巴馬執政初期表現出先上升再大幅下跌的特點，但是難以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執政以來中美關系的波動頻率會遠遠超過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系。

第二，中美關系的議題重點和性質發生變化。本文認為導致奧巴馬時期中美關系頻繁波動的原因在於中美關系的議題重點正在發生轉移，新的議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而中美在這些新議題上的矛盾正是導致此次美國國內對華戰略辯論的直接原因。影響中美關系的傳統議題主要是台灣、西藏、人權和貿易問題。台灣、西藏和人權問題一直被視為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歷屆美國政府雖然應對措施有差異，但總體上都採取了小心謹慎的態度，防止在這些問題上的矛盾導致中美關系惡化。中美貿易逆差問題雖難以解決，但這個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十分有限，並且影響僅限於經貿領域。總的來看，這些問題具有明顯的單向特征，即美國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可以選擇不同的政策手段對中國的內政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經貿問題上，中美之間的相互疑慮遠遠超過人民幣匯率對中美關系帶來的負面影響。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希望在地區經貿合作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美國十分擔心中國影響力的上升會影響美國在這一地區盟國的戰略選擇，[5]雖然美國沒有在口頭上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並且表示歡迎中國通過談判加入TPP，但從美國的行為和兩個貿易安排的功能來看，中美在亞太乃至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方面將形成不可避免的競爭態勢。美國在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過程中不斷向其盟國施壓，阻止他們加入亞投行，在美國主導的TPP談判過程中，奧巴馬也直言不諱地表示，美國不能讓中國這樣的國家制定世界貿易規則，這也成為奧巴馬在TPP談判過程中凝聚其他國家共識的重要說辭。[6]

從中美在這些新問題領域的交鋒來看，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國內出現質疑現有對華戰略的聲音。冷戰結束以后，中美關系能夠繼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美國認為可以通過接觸戰略，將中國納入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並且希望繼續對中國的國內事務和對外政策施加有效影響，使中國的發展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在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美國的對華戰略目標並沒有發生變化，依然希望在所有領域保持原有的戰略優勢。也就是說，美國沒有根據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和自身實力的相對下降修正對華戰略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隻能考慮改變現有的對華戰略。而中美關系的走向將取決於美國是否能夠修正對華戰略的目標，或者與中國在具體地區和領域實現新的力量平衡，[7]還是採取更加強硬的策略，在這個過程中，中美的政策互動也將影響美國的戰略選擇。

新背景下如何認識中美關系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中美關系在很多領域都表現出更多的競爭性質，為此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個具有創造性的概念，並且在習近平主席訪美之后，中方認為中美要繼續努力推進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在這個總體原則的基礎上，結合中美關系的新背景，如何客觀地看待中美關系將成為一個長期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第一，中美關系的歷史能夠預示多少未來。基於中美關系起伏的周期規律，以及對美國國內各種利益集團對中美關系影響的認識，中美兩國一些學者建議從歷史角度看待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的爭論，認為中美關系一直在經歷各種問題，但仍在逆境中發展，僅僅憑借當前中美關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不足以唱衰中美關系。[8]這種對中美關系謹慎樂觀的觀點有其合理性，中美兩國政府在進行外交決策時，都會考慮到中美合作的重要性，眾多積極因素的存在確實可以有效防止中美陷入全面對抗。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美兩國正在面臨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新問題，中美在這些問題上將表現出更多的競爭性，因此中美在應對一些傳統問題時的方式有可能失效，中美必須共同尋找一種新的相處模式，有效緩解這些問題對中美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繼續套用以往的思維模式和規律性認識，就無法對中美關系的未來做出客觀的認識，即雖然中美不會發生戰爭，也不會回到美蘇冷戰模式，但面臨新問題的中美關系將呈現哪些可能的形態。

第二，如何理解中國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在這方面，中美有一定程度的共識。中國認同在過去幾十年中得益於現有的國際秩序，尤其是在經貿領域，中國的經濟通過向西方國家大量出口得以快速發展。但隨著國家間實力對比逐漸發生變化，現有國際體系的權利和義務分配愈加與國際政治的現實問題脫節，例如在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時，一些傳統西方大國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或者僅靠少數幾個西方大國，不能有效解決各種全球治理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出現了G20。因此，有必要在現有的框架內調整國際體系的權利和義務分配，聯合國改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利份額再分配將是主要的改革途徑。另外，在安全領域，美國一直堅持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秩序和領土現狀，但現狀是中國的海洋領土主權在過去幾十年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如果維持這個現狀，就意味著中國繼續在領土主權方面做出妥協。這些現狀從長遠來看都是難以為繼的。盡管中國領導人表示，不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另起爐灶，但不意味著中國會繼續接受現有體系下不公平的權利分配和在一些領域保持現狀以犧牲中國的重要利益。在現有國際秩序的框架內，有必要討論如何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更加有效地維護中國的利益。

第三，中美如何做到相互尊重。根據外交部發布的習近平主席訪美中方成果清單，中美雙方同意繼續推進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相互尊重”對大國關系來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提出這一願景說明中國不僅希望打破大國之間相互沖突對抗的邏輯，還試圖構建一種前所未有的大國關系，這表現出中國作為一個新型大國所懷有的遠大目標和對國際社會的責任感。問題是如何實現中美之間的相互尊重，需要哪些前提條件。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即什麼是相互尊重，它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然后可以具體研究實現在不同方面相互尊重的條件是什麼，這是實現相互尊重的必經之路。在這個過程中，隻有將“相互尊重”與中美關系中的實際問題聯系在一起，才能夠使這個概念更具可操作性。現階段，中美在相互尊重這條原則的定義上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對什麼是相互尊重，要尊重什麼沒有共識，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美國不敢接受“相互尊重”的說法。[9]要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問題無法回避。

第四，強調矛盾和競爭是否會導致中美關系倒退。根據上文的分析，隨著中國實力的強大，中美在一些領域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有一種傾向認為，強調中美關系的競爭因素會損害中美關系大局，因此應該多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這個問題涉及如何認識“新型大國關系”表述中的“合作共贏”。事實上，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中美合作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基於共同利益的積極合作﹔二是基於相互沖突或競爭型利益的消極合作。[10]在一些全球治理領域，例如氣候合作，核不擴散和反恐，在這些方面，中美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合作對於解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並且有助於中美關系的提升﹔網絡空間和經貿機制的構建等中美存在利益沖突的問題領域，中美確實需要更加坦誠的溝通。例如，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制定能夠兼顧雙方利益的規則，以及如何在擴展經濟影響力方面實現良性競爭。這些問題在新的中美關系背景下更加重要，直接面對這些矛盾和競爭有助於中美實現新的諒解和共識。相反，回避矛盾和潛在的競爭會為未來的中美關系埋下隱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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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5.

[2] Jeffrey A. Bader, “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Paper, No.1,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

[3]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May 11, 2015, 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4] 波動頻率的計算基於清華大學中國對外關系數據。

[5]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6] “Obama Warns TPP Failure Would Let China Write Trade Rules”, April 18,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4/18/business/economy-business/obama-warns-tpp-failure-would-let-china-write-trade-rules/#.ViXmlLE7PnB.

[7] Michael D. Swaine, “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 Pacific :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April 20,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20/beyond-american-predominance-in-western-pacific-need-for-stable-u.s.-china-balance-of-power/i7gi.

[8] 陶文釗：《要以歷史、全面、發展的觀點看待中美關系》，載《當代世界》， 2015年8月，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9/c1002-27486778.html.

[9] Cheng Li and Lucy Xu, “Chinese Enthusiasm and American Cynicism Over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December 4,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12/05-chinese-pessimism-american-cynicism-great-power-li-xu.

[10] 閻學通：《對中美關系不穩定性的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