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后體制看日本“戰后”意識的變遷

2015年適逢日本戰后70年。由於這是戰后日本國家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所以“戰后70年”成了2015年日本的一個熱門話題。但遺憾的是，國內學界對日本的“戰后”意識似乎並沒有給予太多關注。本文擬以戰后體制的斗爭為主線，結合戰后日本的國民輿論調查結果來考察日本“戰后”意識的變遷及其特征，以期對理解和把握日本提供某些啟示。

日本的戰后體制

與“戰后”意識的源流

日本的“戰后”意識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即1945—1952年所謂日本被佔領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本實行間接統治，在美國主導下，日美兩國合作共同構筑了日本的戰后體制，即“憲法體制”、“舊金山和約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日本的“戰后”意識就是在這樣的戰后體制基礎上形成的。

佔領初期，美國對日本進行改造，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1946年11月，在美國佔領軍當局的主導下，經過佔領軍當局和日本統治階級的斗爭與妥協，制定了《日本國憲法》，“憲法體制”得以形成。

新憲法的基本特點是“主權在民”、“保障國民權利”和“放棄戰爭和軍備”。新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沒有干預國政的權力,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新憲法還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並不再擁有軍隊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正因為如此，“憲法體制”成為戰后日本和平發展的基石與和平民主意識發展的源流，當然也是統治階級要否定的首要目標。

但是，隨著冷戰的形成，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懲罰、削弱日本變為扶持、幫助日本，以便將日本建成東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軍事基地。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開始策劃締結片面和約和日美安保條約來結束對日佔領狀態。1951年9月8日，在把中國、蘇聯等對日主要作戰國家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日本與48個國家在舊金山簽訂了片面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同日，日美兩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於是，另兩個決定戰后日本發展方向的“舊金山和約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也隨之成立。

《舊金山和約》對日本來說是十分寬大的議和，其完全沒有明確提及日本的戰爭責任。而且，日本雖然以接受遠東國際審判等結果的形式，在對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認了戰爭責任，但是日本並沒有像德國那樣在國內進行相應的戰犯審判，沒有追究戰犯們的國內戰爭責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戰爭責任問題上的內外雙重標准。另外，迫於美國的強大壓力，戰勝國大都放棄了對日賠償要求權，少數國家也隻能通過與日本的談判來決定賠償的總額和內容。因此，“舊金山和約體制”成為日本歷史認識曖昧化和戰爭責任模糊化意識的一個源頭，也為以后歷史問題的表面化和長期化埋下了伏筆。

《日美安保條約》則明確了日美同盟關系。《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扎陸海空軍，“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鎮壓“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而且，未經美國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將任何基地給予任何第三國”。這樣明顯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美國可以在日本擁有軍事基地和長期駐軍，而日本則淪為美國的附庸。“日美安保體制”雖然有時也會激起日本反美民族主義意識，但其長期存續和強化必然會產生深刻的對美從屬意識，這也成為日本“戰后”意識的一個重要源頭。

從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戰后”意識有三個源頭。建立在戰后體制之上的“戰后”意識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包含著諸多結構性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從而引起否定“戰后”與保衛“戰后”的對立與沖突，“戰后”意識也隨之發生變化。

戰后體制遭遇的挑戰及其影響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恢復了主權。1954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戰前水平﹔1955年，日本工業生產超過戰前水平﹔1956年，日本平均個人消費超過了戰前水平。另外，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並成立自民黨，其后保守的自民黨長期執政達37年之久。在此背景下，日本統治階級開始迫不及待地向佔領政策和戰后體制開刀，將矛頭直接指向戰后憲法以及不平等的《日美安保條約》，引發了圍繞戰后體制和政策的第一次大規模對立。

日本恢復“獨立”后，一度被剝奪公職的戰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鳩山一郎等陸續被解除處分，重新復歸政界。他們以“恢復自主獨立，修改佔領政策”為目標，首先將矛頭指向作為佔領政策最大成果的戰后“憲法體制”，叫嚷要“制定自主憲法”，“恢復、奪回被憲法奪去的東西”。1955年成立的自民黨也把“修改憲法”作為“黨是”，將“謀求自主修改現行憲法，另外重新探討佔領期諸法制，按照國情進行修改或廢除”等內容寫入“黨的政綱”之中。

面對20世紀50年代日本保守勢力否定戰后憲法的動向，以共產黨、社會黨等為首的左翼進步勢力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進步人士認為，戰后制定的新憲法，不僅是戰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是戰后和平民主主義的總根源，因此護憲斗爭是一場關鍵性的斗爭。“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提出了制造擁護憲法的國民輿論、在議會中確保阻止提出修改憲法動議的勢力和在國民投票時否決憲法修改案等活動方針，廣泛開展了護憲活動，形成了護憲高潮。由於修憲勢力在國會中未能達到提出動議的三分之二以上議席，結果其修憲目標遭到挫敗。

另外，在“獨立自主，改變佔領政策”的延長線上，還出現了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動向。新條約明確規定，美國的陸海空軍被允許使用在日本的設施和地區，美國有義務保衛日本的安全，日本則有義務保衛在日本施政領域中的美軍安全，雙方“在遵循各自憲法規定的條件下來維持並且發展它們抵抗武裝進攻的能力”。新條約的內容一公布，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極大警覺，擔心被卷入戰爭的心理升溫。於是，日本民眾用包圍國會、集會示威等方式，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要求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的大規模斗爭。雖然由於岸信介內閣的頑固立場，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條約》最終獲得國會通過並生效，但岸信介內閣也在群眾斗爭中被迫下台。

此次關於戰后體制和政策的較量，主要是圍繞修改憲法和“日美安保體制”展開的，歷史認識問題並沒有成為斗爭的焦點。其結果是修改憲法的動向遇到強烈抵制而遭受挫折，“日美安保體制”卻在統治階級的堅持下得以延長，並被保留了下來。

通過這次圍繞戰后體制和政策的斗爭，日本的“戰后”意識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憲法的和平民主主義意識開始深入人心。相關輿論調查表明，在日本“獨立”之初，曾一度出現過為了再軍備而贊成修改憲法的輿論動向，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反對修改憲法特別是第9條的國民意識開始佔據主流，這一傾向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以后。在國民擁護憲法的和平主義意識面前，日本統治階級隻好走上了不觸動憲法條文，由解釋修憲重新軍備和重新武裝的道路。其次，對美從屬意識的固定化。盡管新的《日美安保條約》具有了日美相對對等的色彩，但改變不了日本從屬美國的實質。新日美安保條約成了既成事實，統治階級開始將重心放到發展經濟上，而《日美安保條約》也開始漸漸為民眾所接受，對美從屬意識開始向民眾蔓延。

“戰后政治總決算”

與“戰后”意識的變化

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通道。1968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5年，日本成為發達國家俱樂部的成員。與此同時，世界上主張“向日本學習”的論調高漲起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也在不斷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日本又出現了重新審視戰后日本發展道路，否定戰后政治和政策的新動向，於是引發了第二次圍繞戰后體制的斗爭。

這次斗爭主要圍繞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展開。1982年11月，中曾根在就任日本首相后的第一次記者會見中，明確表示了“我想憲法也應該重新評價”的改憲意圖。1984年，中曾根明確說：“我所說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就是對過去的檢查與修正，從佔領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應該修正軌道的一面。”所謂“戰后政治總決算”，實際上是要清算戰后以來的政治，改變日本經濟一流、政治二流、軍事三流的形象，追求政治大國目標，謀求與日本經濟相適應的國際地位。

面對保守勢力修憲和否定戰后和平發展道路的新動向, 護憲和平民主主義力量又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日本社會黨、共產黨等聯合召開了保衛和平憲法國民大會，並發表了阻止修改憲法的宣言, 開始進行聲勢浩大的護憲宣傳運動。由於護憲派和廣大民眾的反對, 加之在野黨擁有在國會中可以阻止提出修憲動議的席位，中曾根最后也不得不承認修改憲法不會得到國民的理解,以修憲為主要目標的活動最終無果而終。

此外，中曾根康弘“戰后政治總決算”的訴求，還特別指向了戰后教育，要求進行“教育改革”，灌輸國家觀念，強化“愛國主義教育”。戰后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一直持雙重標准，即在國際法上承認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合法性，同時在國內卻一直推行著與國際承諾相矛盾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風潮加劇。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將對中國的“侵略”改為“進入”，命令刪除關於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強奸、掠奪等暴行的記載。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還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了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做法，遭到來自國內外的嚴厲批判。迫於壓力，1982年8月日本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發表“宮澤談話”，表示接受中韓等國的批評，由日本政府負責對教科書進行糾正。在這種政治現實主義考量的延長線上，1993年時任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河野談話”，承認日軍直接參與設置“慰安所”和強征“慰安婦”。在1995年戰后50年之際，日本政府發表了承認“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村山談話”。

由於日美安保體制已經得到日本多數人的接受，因此這次斗爭主要是圍繞戰后憲法和歷史問題展開的。其結果是統治階級修改憲法的企圖再次受挫，戰后以來在歷史問題上的雙重標准也受到嚴重挑戰，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新的表態。

這一時期，日本的“戰后”意識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和平主義意識得到新的發展。和平主義意識與國民和平、富裕的生活感受相結合，成為廣大日本國民擁護憲法的重要支點。據調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不贊成修憲的國民比率一直高出贊成修憲者﹔反對為了擁有正式軍隊而修憲的比率直線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前后達到70%以上。其次，20世紀80年代后承認戰爭侵略性和加害性的人數開始增加，使被害者意識很強的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發生了某種變化。如據NHK的輿論調查，20世紀80年代認為“甲午戰爭以來的日本歷史是對亞洲各國侵略的歷史”的比率達到50%左右，認為“資源貧乏的日本武力進入他國是為了生存不得已的行為”的為40%左右。但是同時，承認是“侵略的歷史”而非“不得已的行為”的比例僅為27%，也說明日本人歷史認識中仍然蘊藏著某種“危險”。

面臨“擺脫戰后體制”

考驗的“戰后”意識

冷戰結束后，日本出現了明顯的政治右傾化和國民意識保守化的現象。同時，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后陷入長期蕭條。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土壤中，日本又出現了第三次否定戰后體制的動向，主要體現在修改憲法、強化日美同盟、歪曲和美化侵略歷史方面。安倍晉三就任首相后更是不遺余力地推行“擺脫戰后體制”的政策，其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峰。

安倍從新自由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出“擺脫戰后體制”的口號，試圖徹底清算和埋葬“戰后體制”，實現“全面正常化”的國家目標。首先，否定戰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戰后憲法。2007年5月，安倍制定了“國民投票法”，在程序上為修憲鋪平了道路。第二次執掌政權后，安倍制定了階段性推進修憲的戰略。第一階段先爭取得到公明黨和民主黨的合作，將新的人權以及緊急事態等納入憲法修改案，通過國民投票。然后，第二階段再對憲法第9條進行修改，達到修改憲法的真正目的。其次，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日美同盟。安倍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改變以前日本政府有關自衛權的解釋，於2014年7月以“閣議決定”的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7月和9月，安倍分別在眾參兩院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使自衛隊在海外可以與美軍共同作戰，用解釋修憲的手法突破了憲法第9條的限制。再次，堅持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否認日本的侵略歷史。在安倍看來，歷史認識問題也是擺脫戰后束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在歷史教育上實現“正常化”，讓國民對本國歷史和文化充滿自豪，以重新統合國民精神，安倍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拒絕承認日本的侵略歷史，拒絕為日本的戰爭罪行道歉，同時他還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安倍不滿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提出要重新評價“河野談話”、“村山談話”。雖然安倍在2015年8月發表了“戰后70年談話”，但避重就輕，態度曖昧，極力模糊日本的戰爭責任。

面對安倍政權明目張膽的修憲、再軍備、篡改歷史的企圖，日本共產黨、社民黨以及“九條會”等組織與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對斗爭。2015年7月16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后，日本東京和地方都市均爆發了規模不等的民眾示威游行。8月30日，12萬人在日本國會議事堂集會示威，堅決反對政府在參議院強行通過安保關聯法案，再度重現了1960年反安保斗爭的場景。受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的影響，安倍內閣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和態度，也受到來自國內外的強烈譴責和批判。中韓兩國始終對安倍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高度警惕，一直要求其正視歷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進步歷史學家公開批評安倍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倒行逆施，美歐五百多名學者及各界著名人士聯名具書，呼吁安倍政府正視日本戰時強征“慰安婦”等歷史事實，並聲援無懼日本政府壓力的日本歷史學家。

從以上可以看出，這次斗爭的焦點直指日本戰后體制的核心。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想全面否定戰后的發展道路，包括戰后憲法體制及憲法代表的戰后和平民主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后追究日本侵略歷史責任的潮流及其成果，以及改變戰后以來日本政府關於自衛權的解釋。雖然這次否定“戰后體制”的動向也受到進步勢力和廣大市民的抵制，但很明顯，迎來戰后70年的日本“戰后”體制正面臨著巨大考驗。

2014年11月，NHK在日本開展了“戰后70年觀”的輿論調查，85%以上的人認為戰后是“好的時代”，大多數人認為戰后構筑了“沒有戰爭的和平社會”。這說明，“和平”已經成為日本國民戰后意識中的最大共同項。另外，有關輿論調查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贊成修改憲法的輿論曾經佔據了上風，但是從安倍政權2014年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特別是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案”以后，反對修憲的人的比率又超過了贊成修憲的人。也就是說，一旦當修改憲法具有了現實性、日本被卷入戰爭的危險增大時，多數日本國民對修憲表現出了拒絕和慎重的態度。關於歷史認識問題，一些民意調查結果也表明，承認日本近代對亞洲侵略的人比起過去也在增加。安倍強行推行的“擺脫戰后體制”、徹底否定“戰后”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反映了民眾的“戰后”意識，不言自明。

小 結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一直向“戰后體制”發起挑戰，試圖對其進行徹底否定和終結。如果說第一次否定“戰后”想否定的是“戰后新憲法體制”，以及謀求相對對等的日美安保體制﹔那麼第二次想否定的是憲法體制所代表的戰后政治和教育，而根本不觸動日美安保體制﹔第三次則想全面否定戰后的發展道路，包括戰后憲法體制、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以及強化日美安保體制。

一般來講，日本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會在圍繞“戰后體制”的斗爭中佔據上風。事實上，日本戰后憲法一直受到解釋修憲的侵蝕，今天更面臨著明文修憲的危險﹔日美安保體制在戰后隨著時代變化不斷得到強化，日本也開始由限定行使個別自衛權走向了容許行使集體自衛權﹔而對《舊金山和約》中關於日本侵略歷史的有關規定，日本也一直伺機進行篡改和否定。但是，這種動向一直引起日本進步勢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市民的警覺，並掀起了針鋒相對的反對運動和斗爭。他們高舉擁護憲法的旗幟，反對強化日美軍事同盟，不斷深化反省侵略歷史立場。這樣的斗爭，有的場合也會迫使日本統治階級做出一些讓步，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關於自衛權的解釋和對防衛費的限制，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變化等。

戰后日本圍繞“戰后體制”的斗爭，實質是日本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的斗爭。統治階級否定戰后憲法，否認過去侵略歷史，而堅持和強化日美同盟，實際上是要否定戰后和平發展道路，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再從政治大國到軍事大國的目標，實現正常國家化的夙願。然而進步勢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市民則堅決捍衛戰后憲法體制，不斷深化對過去戰爭的反省，為的是堅持戰后和平發展道路，防止侵略戰爭歷史重演，保衛戰后憲法帶來的和平與富裕生活。

因此，日本統治階級想全面否定戰后體制，也不能完全不顧國民的輿論。從日本國民的“戰后”意識來看，戰后和平憲法體制以及其所代表的和平觀念，已經與戰后日本人的和平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人們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一個有力支點。另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反省日本侵略戰爭責任的力量也在不斷增強。這將日本的國內輿論一分為二，使日本的戰后體制經過70年繼續存續了下來。可以預見，今后圍繞否定戰后和保衛戰后的斗爭還會繼續下去。

另外，日本統治階級最想否定的是憲法體制，而最不想或不能否定的是日美安保體制。日本統治階級一邊想由“否定戰后”謀求正常國家化，但同時反而加深了對美國的從屬和依賴，這是一個很大的悖論。因此，不管怎麼叫嚷“獨立自主”、“戰后政治總決算”和“擺脫戰后體制”，戰后體制其實也是不能被簡單否定的。如果日美同盟體制一直得以存續和強化，日本不僅不可能徹底擺脫戰后體制，而且也隻能永遠是一個戰敗國，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這恰恰應該是日本政治家需要進行一番認真思考的核心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