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業鬆
民辦學校大有可為
我們考察的國家都很舍得投資教育，私立學校也佔有重要地位。日本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最高時達7.7%，曾居於世界首位。現在義務教育和特殊教育中，90%以上都是公立學校。與此形成互補的是，公立學校周邊還有不少私人學校。在北海道聽家長反映，二三年級學生放學后，60%~70%的學生到私立學校接受功課輔導，或學習技藝、培養興趣和特長。至於學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絕大多數是私立學校。尤其是私立高等院校佔有突出地位。2013年，日本私立大學606所，佔大學總數77.5%，學生佔在校總數73.5%。新加坡政府擔負著中小學和大學的主流教育。而在非主流教育領域，私人學校在補習、商業、電腦、語言、藝術等教育方面則扮演著重要角色。
我國從2012年開始，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4%，2013年就超過2萬億元。這些經費既要投入高等院校，也要投入義務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和特殊教育等，生均經費遠低於上述國家。政府財政壓力巨大，有的貧困縣教育投資已佔到財政支出的30%~40%，個別縣達50%以上。與此同時，不少地方民間資本和人才等資源豐厚，企業家和社會公益人士不乏投資教育的意向。因此，我們應更多發掘民間教育資源，實行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並舉並重，構建國家、社會、民間共同投資教育的新格局，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在大城市，當隨遷子女大軍隨著城市化浪潮滾滾而來時，應採取公私合營、購買服務等多種模式，創辦民辦學校，盡可能保障隨遷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學校要有更多辦學自主權
芬蘭公共教育支出佔GDP6.6%。但他們並不亂“砸”錢，而是把資源配置在義務教育和學習遲緩者等“最需要的地方”。九年一貫制教育經費全由政府負擔。其中初中生平均每人每年經費達8200美元。政府花巨資辦教育，但辦學自主權都交給學校。教育部四年制定一次核心課程綱要，隻定一個框架，不做細節化的具體規定，也不實施學校評估制度。學校事務決策權都在董事會。如Sakarinmaki小學，為便於幫助后進學生，提高整體教育質量，自己決定實行小班小校，班級人數不超過20人。至於教什麼、怎麼教、用什麼教科書等，則由任課老師全權負責，自由選擇。
我國是“一張卷子”評定教育質量，決定學生命運，學校老師自主空間狹窄。隨著城鎮化發展，億萬勞動力轉移進城打工或定居，數千萬子女的“走”和“留”，形成隨遷子女和留守子女兩個大規模群體，學校布局不得不進行調整。城鎮學校做加法，農村學校做減法，陷入進退兩難困境。學校存亡、老師何去何從均操之於人，怎麼談得上自主辦學。尤其農村為解決學校撤並、兒童上學距離較遠等問題，創辦了大批寄宿制學校。由於宿管教師、工勤人員編制等問題沒有明確規定，教師除正常備課上課改作業，還要照顧學生穿衣吃飯和睡覺。久而久之壓力越來越大，以致精神疲勞，產生職業倦怠。
讓家長依法擔起教育的責任
我們注意到，很多國家的家長們熱衷於學校教學活動。在札幌市綠丘小學訪問時，家長委員會會長佐藤佳子始終陪同，興致極高，和我們交流十分活絡。據介紹，她帶領的家長團隊，既像學校的主人，參與策劃各項活動，和老師一起閱看學生作業，也像學校的義工，平時主動幫助學校協調各種關系，自覺自願為學校出錢出力，學校開運動會義務擔當工作人員。在新加坡萬慈學校，一些家長經常到學校舉辦“親子閱讀工作坊”，和學生一起閱讀，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提高閱讀理解能力。在芬蘭，學校大量組織參觀博物館等戶外校外活動。這些活動也多由家長委員會組織，並由家長提供費用。
在中國，家長對教育的參與明顯兩極化。一邊是望子成龍成鳳，不惜血本投資教育，甚至成為“虎媽狼爸”。當隨遷子女涌向城市就讀，造成“大班大校”時，一些家長抱怨之聲不絕於耳，但真心奉獻愛心、幫助學校化解難題的遠沒有埋怨指責者多。另一邊是光顧打工掙錢，無心過問子女，很多是無奈地喪失父母應盡的養教責任。尤其是部分農村家長對留守子女教育的缺失空前未有。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抽取的樣本推算：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佔全國兒童21.88%，佔農村兒童37.7%﹔全國每五個孩子中有一個，農村每三個孩子中有一個。孩子生活缺照應、行為缺管教、學習缺輔導，極易導致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為失控，甚至人格扭曲，產生畸形逆反心態和極端暴力行為。昆明市東川區老師反映，有的學校留守兒童各門功課及格率隻有30%左右。浙江省瑞安市有老師說，有的學生在校學的回家就忘了，甚至被監護者誤導了，導致5+2幾乎等於0。由於種種原因，各地出現許多厭學、逃學、輟學的問題少年。屢屢發生的“留守兒童”身心安全問題，以弱小生命觸碰社會的神經，告訴我們家長教育的空白和失誤，使得留守兒童群體的命運令人憂慮。由此，建章立法強化家庭教育責任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