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智博
引言：歷史終結論的失敗
1989年，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夏季號上發表文章，放言自由民主體制是人類政治的最終形態，且除此之外，不再可能出現新的替代性政治安排。 話音剛落，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福山由此爆得盛名，三年后他又順勢將舊文敷衍成書，標題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竭盡為資本主義勝利彈冠而慶之能事。在他看來，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不僅意味著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約集團打贏了冷戰，更重要的象征是自由資本主義自此進入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由此也抵達了歷史進化的終點。
不想，好景不長。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緊接著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同時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全球金融體系暴露出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也開始在世界各地遭遇反全球化力量的抵抗。就此而論，“歷史終結論”之錯謬自不待言，甚至福山近年來也遮遮掩掩地承認，將美國式自由民主體制認作人類政治的最高成就確實難以自洽。 [3]福山關於“歷史終結論”的表面自責，留給學者一連串的長考。進入后蘇東時代，科學社會主義仍然需要回答“歷史終結論”牽扯的一個理論問題：如果蘇東實踐失敗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破產，那麼世界歷史究竟會以怎樣的方式完成對資本主義的清算？
對此問題，論者大多引述來自馬克思和列寧的判斷。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列寧則進一步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 然而，馬克思和列寧並未對這一“過渡時期”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描述與分析。 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在上世紀30年代被蘇聯史學界簡化為“歷史五段論” 的教條后，由此喪失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必要張力，也動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幾乎淪為一種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線性史觀，無力回應復雜多變的世界歷史發展的復雜現實。而這樣一套庸俗化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決難對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加以駁斥。
正是在上述歷史與理論的辯難中，錢學森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演進路徑進行了深入探究。錢學森就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路徑提出了一系列理論闡述。這些論述盡管沒有形成專著，但散落在大量論文和書信中的一些論斷，從不用角度，針對不同的問題論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實現路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創見和科學構想。例如，他分析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前景，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世界社會形態”理論﹔他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及其近代思想轉化，提出人類社會的“世界大同共產主義”概念﹔他還由此推論在“七次科技革命”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革命基礎上， 人類社會在23世紀將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些重大觀點對以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缺失的“過渡時期”不啻為重要補正。本文嘗試將錢學森的這一思想帶入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與當前新型全球化的歷史情境當中，比較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 論發展，對其科學性與創造性予以論証。
一、超越民族國家：“同時勝利論”與“一國勝利（建成）論”
“世界社會形態”是錢學森思考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認為：“當今人類社會一個總的特征就是經濟結構、經濟活動已經世界一體化了，全世界是一個整體了。”“世界已經逐漸形成一個大社會。世界一體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1993年在一封家信中，錢學森援引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分析世界的演變，提出了“世界社會形態”的概念：“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中葉，是這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渡時期，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所以這個時期又是世界社會的形成時期。” 此后，他又對“世界社會形態”進行了較為明確地表述：當今世界“在經濟上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在政治上有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封建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居統治地位的國家、以各種不同宗教信仰居統治地位的國家等。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后，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一種過渡的世界社會形態。它將打破地區、國家的界限，在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會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換言之，所謂“世界社會形態”就是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進入共產主義之前所必須經歷的在世界范疇內的一種社會形態。 這個概念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內涵：（1）世界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性社會形態﹔（2）是一個跨地區、跨國家的社會形態﹔（3）這個過渡期多種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並存﹔（4）最終將會完成從經濟一體化到政治一體化的進步。這四方面內容的核心思想，在於堅信共產主義必將取代社會主義，從而也直接面對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同時勝利論”與“一國勝利論”的重大論爭，尤其是跨越了以往理論中的民族國家陷阱。錢學森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獨特貢獻，實質是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共產主義將以何種歷史姿態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克服。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論証了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就當時情況而言，西歐與北美的大工業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由此自然可以推論，共產主義會在較為發達的歐美諸國中同時實現，然后再帶動亞、非、拉等不發達國家逐步進入共產主義。 雖然馬、恩對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無產階級革命力量、資產階級自我調節能力的判斷存在一定偏差，有生之年也沒能看到歐美國家階級力量對比出現質的變化，但恩格斯晚年依然相信“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隻依靠英國一個國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証”。 這就是學術界一般認為“同時勝利論”的由來。
“一國勝利（建成）論”的存在是從列寧到斯大林的發展過程而來的。1915 年，列寧根據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情勢，基於“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提出革命可以在一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即“一國勝利論”。 盡管列寧此后謹慎地區分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認為十月革命只是完成了政治革命，開啟了社會革命。但在他逝世后，斯大林最終（1926年）還是將“勝利”置換為“建成”：“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什麼意思呢？……無產階級可能取得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1936年，斯大林干脆宣布蘇聯社會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
由此，“同時勝利論”與“一國勝利（建成）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又因其直接關系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雜展開，其中很多環節直到晚近仍未形成共識。 然而，無論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差異，卻共享著同一個理論預設，即共產主義需在以“國家”為單位的范圍內實現。甚至，這個“國家”又特指民族國家。自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后，民族國家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世界體系。但是，由於各主權國家在其內部保持著相對的封閉性，相互之間的交流實際上僅限於外部。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斯大林，思考的框架都處於這個世界格局當中，不可能預料到這種封閉性會在1970年代以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況且，當時工人階級運動很少能夠越出國界，全世界無產階級大聯合因而缺乏相應的社會行動基礎 ，也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難以擺脫“民族國家中心主義”的陰影。再經過一國范圍內跨越“卡夫丁峽谷”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歷史經驗，民族國家與國家、與社會相混同幾乎在所難免。
對此，錢學森異常清醒地看到，以往的社會制度都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共產主義社會卻是全世界一體化的、政治的社會形態，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個大的缺斷。而全球化時代則有可能完成這項補闕的工作，“當今人類社會一個總的特征，就是經濟結構、經濟活動已經世界一體化了，全世界已經是一個整體” 、“已逐漸成一個大社會了”。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國家的本質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因而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殊產物，民族國家只是這種產物在特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特殊歷史形式。全球化背景下，根據全球生產和全球市場而非國家邊界，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正在各個層面上進行建構或重構。這也意味著，發軔於經濟領域的全球化運動正在政治領域突破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體系邏輯，較為突出的一個表現是晚近二十年“全球治理”議題的大量涌現。 [20]這就表明，經濟和政治或許是在各自的領域中進行理性化的嬗變，但生成邏輯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二者之間隻能是一種高度相關的外部聯系。 根據上述描述，我們再次驗証了馬克思的判斷：經濟和政治是一種內部關系，相互依存、相互決定，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為前提，而且隻有在這種關系中才各有其存在的意義。 正是基於這個認識，錢學森把握住了其中的要害：“（世界社會形態）在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會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政治一體化意味著出現全球化國家機器或世界國家機器。美國左翼理論家威廉•I•羅賓遜認為，全球化時代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跨國資產階級用以實行跨國統治的工具是跨國家組織，既包括經過變革的民族國家，也包括各種超國家機構。 [24]雖然目前看來，這個跨國國家僅僅是稍具雛形，隻能稱得上是一個組織網絡，“還未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全球國家”，但是它已經在汲汲營造全球精英的政治整合，並且基於這個“新階級”已經開始追求共同利益以及分配方式。這個跨國國家機器最終將採取怎樣的形式？跨國資產階級將會如何掌控這部機器來實行新的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又將如何跨越民族國家的范圍形成新的階級聯合，並在這個國家機器面前繼續進行共產主義斗爭？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學習錢學森“世界社會形態”思想時必須思考和回答的。
二、營造世界社會形態：全球經濟、產業革命與新的聯合
全球性國家機器的初顯是當前全球化區別於以往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說代表了資本主義發展進入第四個歷史階段。
全球化之所以構成新的歷史階段，意味著資本的全球運動發生了質變。概言之，是世界經濟向全球經濟的轉變。所謂世界經濟，指的是在前三個階段，各民族國家的國民經濟體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積累循環，通過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以及商品交換和資本流動，對外與其他國家的積累循環相關聯。這的確是基於“市場/貿易”的忠實描述。但是，最近四十年來，生產過程的全球化程度在急劇提升，全球資本在全世界范圍內對生產過程本身進行了徹底的重組。生產過程的全球化必然對一國國民生產體系加以突破，不僅瓦解了單一民族國家的積累循環，並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積累循環中來。這就是世界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決定性區別，也是西方主流全球化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之間的實質差異。前者往往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市場或貿易（即交換關系），由此全球化僅僅是資本主義在量上的增強。馬克思主義則堅持生產關系的核心地位，從而准確勘定了世界經濟向全球經濟質變的臨界點。
有觀點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家間通過資本跨界流動進行貨物、服務交易，已經實現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事實上，這不過是“膚淺的一體化”，一旦面臨國際政治經濟危機，隨時可以退回國民經濟中尋求自保，從而實質上並不具有“有機性”，因而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整體。 [26]而生產進程的全球化不但使得生產分散化，也將幾乎全世界統成單一的生產方式，促使不同國家和地區整合為一種新的全球經濟。以馬克思的資本循環公式（Pm G-W…P…W′-G′A） [27]加以描述：在世界經濟模式中，購買階段（Pm G-W）和銷售階段（W′-G′A）都可以跨越國界，但生產階段（P）局限於一國之內﹔而在全球經濟當中，生產階段在全球范圍內高度分散，進而帶動購買和銷售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散性。 而且，資本循環所帶來的利潤也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一個直接的証據是：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各種新的經濟安排如雨后春筍般在世界各地生長出來，直接投資和其他非股權形式共同催生了巨大的跨國生產鏈 [30]，在橫縱兩個維度上塑造了復雜的全球垂直一體化分工網絡。
完成這些轉變，有賴於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技術。20世紀后半葉所經歷的科學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和通信革命，再加上交通、營銷、管理、自動化、智能化等廣義技術領域內的創新，使得資本快速清掃了在全球流動時所遇到的所有物理障礙。簡而言之，技術使資本在真正的意義上走向全球，開創出新的全球積累范式。本文無意分析其微觀運作，而是關注這樣的問題：技術只是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手段麼？它在“世界社會形態”中將會扮演怎樣一個角色？
錢學森極為重視技術問題，並不是基於一名科學家的身份，而是站在戰略高度上，將之放置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進行思考。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科技革命對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的思想，錢學森更加細致地區分了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科學革命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飛躍，技術革命是人改造客觀世界技術的飛躍。而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又會引起全社會整個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變革，即產業革命”，科學革命導致技術革命，然后引起產業革命”，而產業革命又將帶來社會革命。
錢學森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發生了五次產業革命，“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生於大約一萬年以前，人從採集、打獵為生變為靠種地放牧為生﹔原始公社的社會制度變為奴隸制度。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於中國大約 3000年前，即奴隸社會后期，商品交換出現了。第三次產業革命也就是發生於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西歐，所謂工業革命。第四次產業革命發生於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開發了世界市場，生產體系也大為改觀，出現世界規模的市場經濟。第五次產業革命是世界正在進入發展的又一次產業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電子技術引起的。” 對照前述內容可見，引文中所稱的第四產業革命正對應著世界經濟“膚淺的一體化”階段，而第五次產業革命則對應著當前新型全球化走向“深刻的一體化”。錢學森強調：必須搞清楚“第五次產業革命是什麼？它是怎樣改變或重組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的？” 很明顯，錢學森非常注重生產關系的重要理論意義，注重科技-產業革命對生產關系的影響與變革。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定義，生產關系主要包括三項主要內容：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所有制形式自然處於基礎地位，但技術對生產關系的作用卻往往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過程中，這一點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體現出來。
首先是勞資關系。上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主義出現嚴重危機。為解決這一問題，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了兩套方案：通過彈性工資制降低勞動成本，從而恢復邊際利潤﹔改變勞動過程從而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兩種辦法被概括為新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 從后續發展來看，后者更能代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演變方向，因為它可以讓勞動更加“靈活”。就階級關系而言，一方面，彈性的雇佣制度增強了資產階級的談判能力，另一方面，隨著生產過程的全球化、分散化，工人階級被打散到世界各地，以往的工會組織形式難以建制，集體談判能力和行動能力顯著下降。 [36]換言之，在一個異常強大的跨國資產階級形成之時，與之相對應的跨國無產階級似乎陷入了永恆的“自在”狀態當中，以至於西方學界普遍認為無產者的聯合已走到終點，不可能再塑造出一個“自為”的階級。
這一結論是否成立，還要深入觀察跨國無產階級內部發生的變化。變化的根源是勞動形式的變化，而實際上在新的勞動形式宣告了以往的無產階級聯合方式失效的同時，也為一種新聯合的誕生埋下了伏筆。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裡在《帝國》中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控制經濟全球化，構造出來一種新的統治邏輯和統治結構，但自始便在世界一體化的總趨向與資本大國的分化性支配之間存在著緊張。張力一旦突破臨界點，原有的支配體制將被瓦解。 引爆臨界點的恰恰是跨國資產階級所剝削的新勞動形式——“非物質勞動”。非物質勞動是創造非物質性產品（如知識、信息、溝通、人際關系）或情感反應的勞動。這種勞動形式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體現是信息化的、廣泛吸取通信技術的大工業生產。這種依賴信息技術的方式改變了生產過程本身。生產被視為一種服務，生產耐用物品的物質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相混合並趨向非物質勞動。 不難看出，新的科技進步在新的勞動形式形成過程中佔有關鍵地位：信息的制造與傳播獲得了勞動的屬性。非物質勞動不僅在生產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更是滲透進了整個社會生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哈特和奈格裡認為，新的生產模式必然會給生產關系帶來相應變化，傳統工人階級不再能夠承擔歷史主體的任務。 本文並不打算對之加以辨析，只是借此強調，階級政治並不會因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採取了新的生產方式而喪失結構因素，跨國無產階級也不會因為跨國資產階級的霸權而陷入無力與無能的狀態。隻要資本的運行還是通過榨取剩余價值來獲取動力，隻要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還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那麼反壓迫的斗爭就不會平息，追求平等的腳步也不會停下。
后文將會指出，尤其對於私有制而言，上述新的勞動形式本身就在孕育“公共性”（the common），而這種“公共性”最終將會指向共產主義的“公有”。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透徹地理解錢學森的又一預言：“第五次產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私有是有矛盾的﹔而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公有是協調的。”
三、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由去“分”而去“私”
除了歷史上已經完成的，錢學森還預言了未來的三次產業革命。第五次產業革命以微電子、信息技術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和通信等為核心，提高勞動資料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開創人機結合的勞動體系。第六次產業革命將實現現代生物技術的產業化，為人類的食物、健康、能源資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手段、創造出高效益的生物物質。第七次產業革命則直接針對人體本身：人體科學（包括醫學、生命科學）極大地提高了人體功能，“將使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勞動力素質大大提高，其影響將滲透到各行各業”。 [42]這三次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最為重要的結果是“三大差別”的消除。
所謂“三大差別”，是指工業與農業的差別、城市與農村的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這三大差別本身就是產業革命的后果。原始社會從採集、狩獵向農業和畜牧業過渡，出現了人類社會第一次大分工。接著，由於紡織業、輪制陶業和原始冶銅業的出現，又出現了手工業和農業相分離的第二次大分工。隨之也出現了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手工業和產品交換對場所的要求催生了最初的城市，出現了城鄉差別。在社會生產力相對發展的情況下，腦力勞動又逐漸脫離體力勞動。“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這就意味著，階級消亡也要遵循分工的規律。階級消亡意味著平等，而惟有“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才能使實質平等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換言之，必然王國必須建立在自由王國的基礎上。如何實現？馬克思的答案是：“工作日縮短是根本的條件”。 個人勞動時間縮短，同時又要保証社會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足夠多的產品來滿足社會成員的生活需求，因此對科學技術持續提出發展要求。
錢學森基於這一社會發展規律，同時遵循科學發展規律，對馬克思所設想的這一歷史進程用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系進行了更加具體、科學的描述。具體而言：第五次產業革命的最后結果將“大大推進了最終消滅人類歷史上形成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本質差別的歷史進程”﹔第六次產業革命主要“發生在農村、山村、漁村和邊遠荒漠地帶，隨著這一產業革命的發展，這些地方也都將改造成小城鎮。這次產業革命的實質是以太陽光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氣，通過農、林草、畜、禽、菌、藥、漁，加上工貿等，形成新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即開創了大農業產業……﹔這樣發展起來的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二產業（工業）……在生產方式上已無實質性差別”，從而可以“消滅幾千年來人類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和鄉村的差別”﹔第七次產業革命將導致腦體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進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覺悟、科技文化知識、身體狀況和人體功能得到很大提高，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創造條件。 這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平等狀態的“深描”，充滿了豐富的細節。
取消了三大差別，意味著階級劃分所依賴的物質基礎逐漸消失，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法權秩序所保護的財產私有制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設計中，私有制消滅是因，實現共產主義是果。這一因果關系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便演化成“斗私”的階級斗爭。而錢學森認為：私有制消滅只是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一個結果， 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生產力的發展，在所有制形式上進行空洞的爭辯毫無意義，必須承認私有制的存在有其歷史合理性，也需要自覺、主動地吸收私有制的有益性，以科技革命帶來的產業革命，促發社會革命、創造私有制消亡的具體條件。簡言之，“私”的基礎在於“分”，要滅“私”，關鍵是去“分”。
無獨有偶。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也曾表達過同樣的觀點，甚至將之作為全書立論的基礎。該書的第一部分“入世界觀眾苦”表面看是佛家的關懷，但題旨在於揭示：人類社會難以從小康進到大同，歸根結底在於“私”，之所以有“私”，又是因為有人己家國之分。隻有去除種種分界，才能去私為公、“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的“大同”說，來自中國傳統經典《禮運》。 西漢時期的春秋公羊學家特別注重這一概念，以之描述三代以前理想社會的樣貌，是對過去的依戀和懷念。 康有為闡發“大同”之義，則是對人類社會的走向進行規劃和推演。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與社會主義思想對未來世界的描繪形成了共鳴。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康有為的主張堪稱社會主義之先聲，直接促發了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社會變革思想，甚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們也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曾向埃德加•斯諾坦陳自己早年親近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在1917年前后就明確說“大同，吾人之鵠也” ，“新村”建設實驗雖遭失敗，但仍然作文宣傳其命意，其中能夠明顯看到《大同書》的影子。 到1920年代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后，毛澤東仍然注重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相通之處，甚至多次以大同指稱共產主義。 然而，由於在所有制和共產主義的關系上產生了前文所述的那種因果倒置，建國后不斷升級的階級斗爭並沒有讓中國社會進展到大同世界。
在闡明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系之后，錢學森提出了“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的概念。但這一概念，既不同於康有為念茲在茲的“天下為公”，也不會選擇“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決定了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錢學森對由去“分”而去“私”的判斷，有著更為牢靠的物質性和實踐性的基礎。前文指出，后福特主義採取了以“非物質勞動”為核心內容的新勞動形式。這種勞動所包含的最為重要的特性在於，它的勞動成果或勞動產品（知識、語言、符碼、信息、感受等）並不天然具有“私”的性質，反而首先表現為一種“公共性”，最終將會指向共產主義的“公有”。理由有二：第一，非物質產品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們不像物質產品那樣具有稀缺性、有限性，而是會在流通中產生增殖，傳播越廣、受眾越多，就越有生命力，因此私人佔有就不再是實現需求的方式，所有權變成了共享權，或者說以共享的方式實現了所有。 [55]第二，雖然非物質產品隻佔當前全球生產總量的小部分，非物質勞動也只是全球總勞動的少數，但非物質的力量必將作用於所有生產部門和社會自身，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這無疑開啟了由“私”入“公”的契機。這也符合唯物辯証法的事物發展規律：一個事物包含著反對其自身的力量，而且將會在一定條件下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自己發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在經濟全球化所要求的產業革命中看到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這一認識也來自於錢學森對“世界社會狀態”的根本認識。正如上節所論証的，跨國資本要求生產進程全球化，使得生產碎片化、分散化，同時又要求不同國家和地區整合到唯一一種新的全球經濟當中。如果沒有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這種整合是不可想象的，更是無法實現的。當信息通訊技術本身也構成了新的勞動形式，新的社會產品、新的所有制也就在孕育之中了。民族國家體系隨著新型全球化的展開而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全球經濟逐漸促發出一種新的全球政治秩序，使得世界最終越來越趨向於大同。
結語：新型全球化與共產主義的未來
錢學森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擺脫了“一國”或“同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羈絆，從產業革命引發社會革命的規律性認識出發，用“世界社會形態”這一概念高度概括了當前世界格局的狀態與基本走向，與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們形成了精神共鳴，指明了“世界大同共產主義”是人類命運的最終走向。
不可否認，資本主義世界雖然遭遇到了諸種難題，但在採取了全球化的歷史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的深遠的發展前景。經濟一體化對政治一體化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但其實現形式還處在萌蘖當中：一個巨型的跨國國家機器已經戴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面具，一個強大的跨國資產階級正在輪番磨練老福特、新福特、后福特的爪牙，而一個自覺的、自為的跨國無產階級似乎仍處在深度睡眠之中。共產主義超越、克服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顯然要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預想的更為復雜，由此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此種影響加之於中國，直接反映為1990年代以來逐漸醞釀出一種實利性的實用主義、一種現世性的世俗主義，甚至造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的教條化和共產主義信仰的空心化。乃至於很多黨員干部、黨內理論工作者在面對重大意識形態問題時，也糾纏在未來遙不可及故而不可知、不必講的消極情緒當中。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作為世界歷史的新劇目，的確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又一個高峰。但是，這一歷史展開並未超越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前進的動力系統仍然動態地源發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緊張關系。前文已經証明，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必將帶來生產關系方面的重大變革，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體系雖未因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而宣告滅亡，卻因自己所包含的否定性力量而走向衰朽。值此重大歷史轉圜時期，既有必要對人類的未來做出大膽的預設，也有必要將這種理想奠立於更為牢固的基石之上。
最為關鍵的是，共產黨人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自覺把握歷史規律，自覺利用歷史規律，為推動歷史的前進積極地創造條件。社會主義中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同時，也絕不應放棄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的未來願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會上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革命理想高於天。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把握歷史的客觀規律，運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自覺適應和主動參與到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中來，引導社會主義從一國范圍內的實現走向世界范圍內的共產大同，本來就是以“中國夢”為指導精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津所指﹔也是對社會主義必然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進化的客觀走勢的主觀呈現與主動呈現。
錢學森也站在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上，始終強調中國在特殊歷史時期、特殊社會形態中所應肩負的歷史使命。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決定了不同國家進入全球化的不同方式。那麼，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在拐點之后是要重定中心，還是要去中心化？中國能否成為新的中心，或者成為去中心化后的一極？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有待時日加以驗証。但錢學森早就提醒我們，“21世紀將是一個動蕩的世紀……‘和平’也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要看出這個前途，有這個准備”。 [60]如何准備？就是要全力推動三次新的產業革命，再加上組織管理革命，通過“第二次文藝復興” 把中國推向第三次社會革命，實現“整個社會形態的飛躍”。換言之，新型全球化這個過程的實質是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發展出一套能夠突破以往全球兩極分化的生產與分配格局，對區域、地區、乃至全世界起到示范和引領作用。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什麼是“命運”？擔當此種命運的“共同體”來自何處？錢學森指出，中國文明的內涵之一在於“以天下觀天下”的精神，由此又倡導“以世界衡量世界”的方法論和“世界尺度”。這是從整體、系統的觀點來看待世界，也是系統權衡“世界”與“國家”的義利觀，是對“萬邦協和”、“天下大同”的世界主義精神和“解放全人類”、“每個人自由而全面地發展”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繼承與升華。2015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的演講中，提出邁向命運共同體的“四個必須堅持”：必須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須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必須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交流互鑒。“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都應被視為這一時代命題下的具體舉措。以協商、參與、共同治理的原則取代以往的地緣政治、法權關系原則，其中所彰顯的共同體精神從來都是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理想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單位：人民日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