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政府補貼悖論》一文中曾說，政府給窮人補貼，最后受益者未必是窮人。商品過剩，給窮人貨幣補貼窮人會受益﹔但若商品短缺，補貼窮人則不如推進供給。至於怎樣推進供給，限於篇幅那篇文章沒有談，其實我的觀點，辦法之一是減稅。從財政角度看，減稅是財政給企業讓利，也可看作是政府對企業的補貼。
這樣講，我想讀者一般會同意。但如果我說政府減稅未必就是補貼企業而也可能是補貼消費者，很多人恐怕會一頭霧水。我寫這篇文章，正是要討論怎樣判別政府減稅的受益者。或者換句話說：政府在何條件下減稅是補貼企業﹔在何條件下減稅是補貼消費者。若弄清了這一點，即可推出今后結構性減稅該如何安排更合理。
說政府減稅有可能是補貼消費者，並非我的主觀臆斷。想想2009年啟動的結構性減稅吧，讀者可知道此次減稅的背景？原來，2007年底頒布新勞動法后，法定最低工資標准平均大約升高了20%，這樣一來工資就擠佔了利潤。不巧的是，次年又遇上美國金融危機，內外交困，當時不少企業喊救命，為了救企業，政府這才啟動減稅。
是的，看上去那次減稅是補貼企業，但我卻認為是在補貼職工。事情明擺著，若任由工資擠佔利潤，長此以往企業可能會關門。企業一旦關門，不僅提高的法定最低工資不能兌現，而且職工還得下崗。可見那次減稅不過是政府替企業給職工加工資，不讓工資再擠佔利潤，此舉雖也減輕了企業壓力，但補貼的真正受益者是職工不是企業。
以上當然只是特例，事實上，消費者也並不總是減稅的受益者。比如政府給企業出口退稅，受益者就是企業，與國內消費者無關。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組判據，可一目了然地判定誰是減稅的受益者。這問題有點難，但不是絕對找不到。我的思考是這樣：政府加稅企業可轉嫁稅負，那麼減稅后補貼是否也有可能轉移？思來想去，我的答案肯定。為便於理解，容我先從稅負轉嫁說起。
所謂稅負轉嫁，是指政府加重對企業征稅，企業自己不承擔，卻將稅負轉嫁給了消費者。企業是怎樣將稅負轉嫁出去的呢？要明白這一點，需借助需求彈性來解釋。一種商品價格變動帶動了需求變動，其變動率的比值就是需求彈性。如某商品價格上漲10%，需求減少了20%，即彈性系數是2。經濟學說，彈性系數大於1，需求富有彈性﹔反之則缺乏彈性。
需求彈性與稅負轉嫁有何關系？讓我再舉一個例子。若政府對生產醬油的企業加多征稅3%，由於消費者對醬油的需求缺乏彈性，醬油降價不會多買，醬油漲價也不會少買。這樣企業將醬油價格提高，銷售不會減少，於是加多的稅負就轉嫁給消費者了。相反，若某商品需求彈性高，價格上漲會導致需求大幅下降，這樣稅負就轉嫁不了，隻能由企業承擔。
由此可見，企業稅負能否轉嫁，關鍵在商品能否提價，而商品能否提價，又決定於需求是否有彈性。若我們把角度倒過來研究減稅，道理也相通。前面說，減稅是政府對企業的補貼，這種補貼會否轉移，關鍵在商品會否降價，若能降價，減稅的受益者是消費者﹔若不能降價，減稅的受益者是企業。而決定商品會否降價的因素，也是需求彈性。
個中道理其實簡單。假如某商品需求缺乏彈性，降價后需求不增加，企業不會降價﹔若某商品需求具有彈性，如降價5%，銷售可增加10%，企業就有可能降價。為何說只是有可能降價？因為企業最終是否降價還要看商品供求。這是說，減稅（補貼）會否轉移，需從商品供求與需求彈性兩個維度考量，對此我們可分四種類型分析。
類型一，商品短缺與需求彈性大。一般說來，商品供不應求價格不會降，減稅（補貼）的受益者是企業。但這只是從短期看，若從長遠看，由於該商品需求彈性大，供應又存在短缺，政府減稅必推動企業擴產，這樣隨著供給增加，待以時日商品必降價，而商品一旦降價，補貼就會向消費者轉移。
類型二，商品過剩與需求彈性大。在此情況下減稅，補貼會轉向消費者。商品供過於求，價格有下降壓力﹔而需求彈性大，意味著價格下降會帶動商品銷量大增。企業可以薄利多銷，當然會選擇降價，不然產品賣不出，減稅力度再大企業發展也將難以為繼。
類型三，商品短缺與需求彈性小。政府對此類企業減稅，受益者是企業，補貼不會轉移。一方面，由於商品供不應求，企業不會降價﹔另一方面，由於需求彈性小，即便降價商品銷量也不會同比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對這類企業減稅可推進供給，滿足消費者需求，短期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類型四，商品過剩與需求彈性小。政府對此類企業減稅，補貼的也是企業。不過此類減稅與第三種類型不同，不僅消費者不受益，而且對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商品已經過剩，需求彈性又小，商品降價也不可能減少過剩，反而對過剩會火上加碳。
最后再說減稅安排。時至今日，推行結構性減稅已成定論，當下的問題是怎樣減。據上文分析，若要兼顧企業與消費者利益，並考慮到國家現有財力，我認為政府應優先對第一類企業減稅，然后再為第二類企業減，第三類企業也可適當減，對第四類企業則完全不必減。減稅作如此安排，讀者以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