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杰裡米·科爾賓當選工黨領袖，令人們對“英國社會主義”走向尤為關注。其主張究竟是什麼，面臨何種處境，有何發展前景？本文作了分析。
在2015年5月7日的英國大選中，工黨繼2010年后再次以敗選告終，原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辭職，8月14日工黨啟動新的領袖選舉，素有“左翼激進議員”之稱、以前在工黨內從未任過重要職務的杰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當選工黨新領袖，引起輿論嘩然。人們不禁發出疑問，工黨的意識形態是要極左化嗎？科爾賓的當選對於英國工黨政治和意識形態變遷到底意味著什麼，如何解讀工黨新變化背后英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處境？
工黨與“英國社會主義”
英國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發源地，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統非常深厚的國家，今天我們常說的“社會主義五百年”，一個重要的起點就是英國人托馬斯·莫爾於1516年寫的《烏托邦》，該書最早提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必須實行財產公有制的思想。被馬克思稱為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的英國思想家歐文，據考証也是最早使用“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人。20世紀初英國工黨成立時的意識形態基礎就是費邊社會主義，是具有英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流派，或可稱“英國社會主義”（British Socialism）。英國工黨是“英國社會主義”思想與意識形態的傳承者、實踐者和政治化身，而作為恢復社會黨國際的主要發起政黨之一，它也是世界政治中著名的左翼政黨。因此，英國工黨意識形態的變遷是我們觀察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政黨”意識形態處境的上好案例。
判斷一個政黨是否屬於“社會主義”政黨，要看它的理論學說和意識形態基礎。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形式有多樣性，但有三個共同的組成部分：一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性批判以及持有制度替代的最終目標﹔二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想﹔三是從現有社會主義向未來理想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如漸進改良道路還是暴力革命道路等）。依據這三大部分，英國工黨不管是成立之初，還是確立包含“公有制條款”的1918年黨章，抑或1995年重新定性，都可以判斷為是一個“英國式社會主義”（British-Style Socialism）性質的政黨。盡管經1995年布萊爾修改黨章之后，工黨的制度替代目標常遭懷疑，但也正是經1995年修改黨章之后工黨才第一次明確定性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
科爾賓政治主張的意識形態涵義
工黨內部雖然常有意識形態上的溫和派與激進派之別，但主要的歷史線索是清楚的，即：費邊社會主義是20世紀初年工黨成立時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是工黨“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由來﹔1918年黨章確立了“公有制條款”，而受一戰和二戰中資源與權力集中需求的影響，工人階級理解的公有制等同於“國有化”，二戰之后1945—1951年工黨艾德禮政府即對煤炭、鋼鐵、鐵路、紡織、石油等各大產業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20世紀六七十年代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政府繼承了“國有化”政策和意識形態認知﹔布萊爾時期則根據變化了的現實修改黨章第四條即“公有制條款”，但同時強調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布萊爾執政后的“第三條道路”是工黨1995年修改黨章后執政思想的體現，標榜“超越左與右”，宣稱順應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但因其政策上大量吸收了原先撒切爾主義的內容，甚至被諷刺為“布萊—切爾主義”，工黨意識形態上的整體右移是顯然的。布萊爾時期起，工黨便不再提“國有化”。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今天人們忽然重新聽到科爾賓的政治主張恍若隔世。當然，科爾賓作為一個典型的工黨左派，其大多觀點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只是他過去作為普通的工黨議員尚缺乏“媒體價值”而不被公眾普遍知悉。概括科爾賓的政治主張，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主張增加政府對教育、醫療、公共設施等公共服務開支，政府提供公租房，取消大學學費，採取更多措施解決社會不平等﹔二是主張“稅收公平”，對富人增稅，認為“那些擁有最多財富的，應該交最多的稅”﹔三是主張對鐵路等部門重新國有化﹔四是主張英國廢除核武器，單方面進行核裁軍﹔五是對外政策上考慮英國退出北約，曾投票反對英國加入歐盟，也曾反對工黨政府參與伊拉克戰爭和空襲利比亞，最近他還認為讓無數青年人送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值得紀念，並主張英國要向外來難民敞開懷抱。有英國媒體稱科爾賓的政治主張“左得出奇”，但是如果熟悉工黨的歷史就能知道，除了對新近事件的表態，其他主張在工黨的歷史上一點也不新鮮，或者說都是“舊貨”。隻不過在工黨經“布萊爾主義”和“第三條道路”改造之后，在今天全球化深入發展而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經濟政策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科爾賓的政治主張與意識形態因其鮮明的反主流色彩和“復古風格”而顯得“極左”。但是，科爾賓的主張一點也沒有脫離工黨的意識形態傳統。
全球化深入發展背景下工黨的意識形態處境與前景
布萊爾推動工黨意識形態調整有復雜的動因，為了打破“執政荒”而贏得選舉是其最為重要的考慮。“第三條道路”一方面基於工黨意識形態調整之上﹔另一方面表明是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聲稱要幫助人們“安然地度過全球化時代”。從今天回頭看，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及其帶來的危機和挑戰，如“9·11”事件、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顏色革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等，特別是全球化帶給每一個人生活的競爭壓力，都遠遠超過上世紀末人們的設想以及“第三條道路”的應對能力。“第三條道路”在全球化深化背景下的失靈是布朗之后工黨失去執政權或大選失敗的重要原因。那麼打破“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綱領基本框架，成為工黨要重新贏得選舉的關鍵一環，這就是科爾賓在工黨領袖競選前后拋出“極左”言論的政治邏輯。但顯然，科爾賓一味地向工黨傳統左派回歸的“極左”言論並不令人信服，說明工黨的意識形態仍然處於尷尬的境地。
除非全球化對社會的撕裂使之回到過去的階級結構中去，否則“老左派”的意識形態不能是工黨意識形態下一步調整的方向。工黨的“英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前景如何，需要考慮這樣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工黨的意識形態調整是必須的，由於“第三條道路”的思路已經失靈，要重新執政需要找到新的意識形態，下一步的意識形態調整不一定寫進黨章修正案，但必須體現在政策綱領中。二是科爾賓的政治主張是否會上升為工黨的主流意識形態，尚存疑，因為在當前全球化深化發展的背景下這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三是由於全球化首先是資本的全球化，保守黨是資本更好的盟友，而工黨的意識形態傳統中一直留存有反資本色彩，迎合資本不是工黨的強項，而同時保守黨與工黨的某些“政策趨同”也擠壓了工黨走“中間道路”的意識形態空間。四是近兩次的英國大選出現了“第三黨”這一“干擾變量”，兩黨制的鐘擺效應或許還未過時，但鐘擺如何擺回工黨變得更加復雜，工黨的意識形態調整成為一種需求。大致說來，這些因素框定著英國工黨意識形態的前景，也表明其困境。當然，工黨的政治綱領與意識形態無論如何調整，都不能改變左翼政治與英國社會主義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