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問題意識引領學術研究

　　開展學術研究，關鍵要有問題意識。可以說，學術研究靠問題意識引領。這裡以文學研究為例，略作說明。

　　文學是民族歷史文化最鮮活的載體。我國古代文學歷史悠久，文體繁多，代有所勝，許多優秀作品有著長久的魅力，至今為人們所喜愛。如何做好文學研究？關鍵是將問題意識貫穿其中。即便一般性地評論一部作品、一個人物形象的文章也應有針對性，立論中應有回答問題的意義在。我寫過《試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一文，其背景是當時有歷史學家提出要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曹操，卻將丑化曹操的罪責歸之於《三國演義》，進而否定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其實，歷史著作與小說的性質、功用是有區別的。歷史著作要真實，寫人重在寫事功（行動作為的客觀效果）﹔小說是虛構敘事，寫人重在表現其性情和行為的忠奸善惡等。所以，認為“《三國演義》寫曹操隻遵從舊的道德觀念，把他一切行為都歸於‘奸’”，這是不科學的。而且《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作為一個小說人物形象，還是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及其政治行為的機變智巧，十分生動鮮活，有其文學的價值功能，不應否定。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才撰寫了這篇文章，希望幫助人們對《三國演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要輕信種種不經之說。

　　問題意識可以使我們對一些理論有清晰的判斷力。比如，西方的接受美學在我國曾頗為流行，文學專業的學生紛紛用其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但細細斟酌其中的問題就會發覺：接受美學的基本觀點是抬高讀者在接受中的地位，放逐作品文本，不承認文本有既定的思想意義，而展開論述時其理論卻又返回文本，幾乎每一步都沒有離開文本。盡管其中有些論述是不錯的，但有的理論家為抬高讀者的能力，把“讀者”的概念縮小為“有知識的讀者”，有語言知識、懂得文學，便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破解文本“未定”的意思。這就又回到了他們所反對的傳統批評理論，反而可以作為批駁其接受理論的論據。正是在問題意識思維下，我們才能抓住接受美學的軟肋。

　　問題意識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理論升華。有人做文學研究偏重於價值判斷，對優秀的作家作品重在肯定、稱揚，而不注意認知性的解析，沒有將其放在歷史發展中加以考察，缺乏歷史的聯系和比較。事實上，研究古典文學、文學史應該多想些問題、多學點理論，研究成果也不應僅僅是就事論事，而應提升到理論層面。比如，研讀蒲鬆齡的詩文和小說，會發覺《聊齋志異》的許多篇章具有作者自況、自悲、自娛的性質，狐鬼故事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學表現方式，進而可以提出問題：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裡對《聊齋志異》作的、屢屢為研究者所稱引的“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論斷，是不是不夠確切？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神鬼怪異之事是作者記述的內容，以“明神道之不誣”﹔而蒲鬆齡收集撰寫狐鬼花妖故事，作為抒情言志的方式，具有了形式、手法的性質，原有的神秘性也就被文學的審美性所取代。這就不僅揭示了《聊齋志異》與以前志怪小說的根本區別，也使人明白了，在文學發展中原本迷信觀念中的事物，在人們擺脫迷信意識后依然不會完全消失的緣故。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詮釋、評論作品自然是最基本的任務，但還應擴展到對文學的歷史演變和規律的認識。

　　再論《西游記》。這部小說歷來眾說紛紜，如果僅從時代不同、讀者觀點不同去解釋，顯然不能解決怎麼看待這部神魔小說這一根本問題。但如果有問題意識，並用歷史和文學的觀點來對《西游記》故事演化進行研究，就會得出這樣的認知：唐高僧玄奘取經的事跡，在通俗文藝中神魔故事化，原初的弘佛宗旨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沖淡﹔道教神仙進入佛家故事，內容便復雜起來，連取經的主角都發生移位﹔到明中期受到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書寫的取經故事發生了內在肌質的裂變，神佛有了世俗相，連同取經的神聖性都受到了揶揄、戲謔，呈現了人文主義思想傾向。這就是《西游記》思想和藝術的歷史特征。歷來的批評家忽視了這一本質特征，用各自時代的流行觀念總結小說的主題思想，自然不切實際，也難以自圓其說。

　　（作者為山東大學終身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3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