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從社會學中國化到中國社會學普遍化

當代中國社會學應該具有的理論自信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堅信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社會學，一定能夠自立於世界學術之林﹔二是堅信中國社會學不僅能夠回答中國自身的問題，也能夠對回答人類面臨的共同性問題作出貢獻，因而具有普遍的學術意義。前者是社會學中國化，后者是中國社會學普遍化，二者雖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補充的兩個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兩個階段。

社會學中國化孕育中國社會學普遍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學海外的優秀社會學者回國，開始反思和扭轉鴉片戰爭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片面西化、全盤西化的風氣，倡導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中國社會學，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由此誕生了社會學本土學派，諸如社區學派、文化綜合學派等勃然興起。但由於當時學界認識參差不齊，而且在接踵而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條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難以順利開展，使得社會學中國化的實際進程未如預期。

20世紀70年代末社會學恢復重建后，費孝通、陸學藝、鄭杭生等學者堅持社會學中國化的方向，扎扎實實地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國情和社情。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城鄉發展理論和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三農”理論和社會建設理論、社會互構和社會運行理論等重要學術成果，為社會學中國化和中國社會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經過廣大社會學人30多年的艱苦努力，中國社會學伴隨中國發展進程，開啟了從“社會學中國化”到“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新階段。

所謂開啟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新階段，並不是說社會學中國化結束了，而是說二者互為表裡、相互貫通，社會學中國化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奠定基礎，后者也成為前者的邏輯延伸和更高形式。

首先，提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實質就是爭取話語權，增強理論自信。因為社會學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社會學不單單是一個地域概念，並非隻要研究中國的、或中國人研究的就是中國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能反映中國社會特質，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於本土，更不能隻適合本土，而要努力發掘和發展本土社會學中的普遍化內容。隻有這樣，中國社會學才能真正擁有話語權，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提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意味著我們有能力而且有責任從中國社會學傳統資源中整理和歸納出對解答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命題和理論，從中國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經驗中概括和提煉出新概念、新命題、新理論。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學是“中國化”與“普遍化”相統一的，它是中華文明歷史發展及其復興現實實踐的學術結晶。

再次，社會學中國化本有之義就不是簡單地將西方社會學概念搬用到中國實際，而是中西會通——中西之學的兼容會通、綜合創新。而這就必然會走向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即不是囿於中國的特殊性，也不是將這種特殊性推向世界，而是發掘和弘揚中國社會學的普遍性，通過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之間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將中國社會學的普遍性與西方社會學的普遍性相融通，共同推動學術發展繁榮。

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必要性

增強理論自信，推動中國社會學普遍化，提倡的是從中國自己的豐富實踐中提煉出概念、命題和理論。這些概念、命題和理論隻要超出其本身的時空界限，在一定意義上就具有普遍性。

超出其本身時空界限的普遍性，是我們爭取學術話語權的基本條件，是我們增強理論自信的基本前提和基礎。不然的話，如果隻知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所謂“公認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驗事實，或者用中國的事實和數據驗証西方的所謂“公認理論”，不論運用得多麼地道，都不過是西方理論的擴張。可以肯定地說，隻要沒有中國自己的概念、命題和理論，中國社會學就自立不起來。在一個技術領域，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就不可能有制定規則和標准的權利，也就談不上擁有主動性或平等的話語權。學術領域更是如此。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提不出基本命題、形不成有影響的理論，總是拾人牙慧，哪裡會有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可見，對於爭取話語權來說，理論是制高點，提出概念是關鍵。所以，社會學中國化必然的發展邏輯是從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自己的理論，也就是從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經驗具有個別性和特殊性，理論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所以，從經驗上升到理論，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意味著從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中國的人口規模佔世界總人口的1/5，從中國經驗中概括出的理論總會適合於世界上的某些人群﹔中國地區差別很大，從中國經驗中概括出的理論總會適合於世界上的某些地區﹔中國文化多樣、民族眾多，從中國經驗中概括出的理論總會適合於某些文化和族群﹔中國與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處於類似發展階段，從中國經驗中概括出的理論總會適合於某些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總之，從中國經驗中概括出的理論必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這是客觀存在的。換言之，從社會學中國化到中國社會學普遍化是必然的，也是中國社會學自身發展所必需的。

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可行性

從外在需求看，多極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單靠西方一種理論解釋全球復雜性，顯然捉襟見肘﹔欲要以其統攝世界思潮，更是痴人說夢。更何況，有些自以為具有普適性的西方觀念和理論，正是制造混亂、導致危機的根源。世界學術迫切需要也必將進入平等對話的時代。正如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就指出的：“西方文化從重視自然世界的這一方向發生了技術革命，稱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過人文世界才能服務於人類，隻看見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險的。這一點在人類進入21世紀時一定會得到教訓而醒悟過來，到了那時，埋在東方土地裡的那個重視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許會起到拯救人類的作用了。”社會學是一門兼具人文性和科學性的學科，而中國社會學更是以研究“人群中的道義關系”（費孝通語）見長，自然應該增強理論自信，對此有所擔當。

從自身發展看，首先，中國已進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階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正所謂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在外資、外企繼續涌入中國的同時，中國的企業、資本、技術、人員也在走向世界。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把中國和世界緊密連結起來，千千萬萬的中國企業正在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個角落，就連傳統農民都在按照域外的訂單安排生產並將自己的產品銷往世界。在這樣的發展階段，正如鄭杭生先生所說的，中國社會學既要有“本土情懷”，又要有“世界眼光”。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化”和“普遍化”不僅要兼而有之，而且要相互融合。其次，中國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在經濟方面，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30%左右﹔在生態方面，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佔到世界的24%，今后還會持續擴大﹔在信息領域，中國的互聯網網民已佔到中國人口總數的44%，手機設備持有量已超過12億台﹔在社會領域，中國在過去30年間有數億人成功脫貧，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在人均收入水平還不高的條件下，建立了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基本能夠解決養老、醫療、就業、教育和災害救助等民生問題﹔中國有56個民族，能夠保持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和睦……如此等等，都產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響。一般地說，解決困難的、復雜的問題所取得的經驗、所形成的理論，對解決相對不太困難、不太復雜的問題應該會有啟發。既然中國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影響力已經遍及世界，那麼，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中國社會學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義就是自然而然的。

社會學中國化是基於對中國學術傳統的自信，是基於對中國學術研究的普遍意義的自信，而不是孤芳自賞，更不是敝帚自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倡社會學中國化的學術前輩已經有了堅定的學術自信，今天的中國完全擺脫了八九十年前那種國勢衰頹的厄運，迎來了偉大復興的曙光。我們有條件不僅講好中國故事，而且有能力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據此獲得中國社會學在世界上的話語權。這是一項社會學中國化與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合二為一的任務。不論多麼艱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完成這項任務都是當代中國社會學者應有的理論自信。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說社會學越是中國化，中國社會學就越是普遍化。這二者的緊密結合、相互融通，構成了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新階段，也構成了其理論自信的實質內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23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