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中國高齡老人的居住安排、代際關系和主觀幸福感

　　﹝關鍵詞﹞高齡老人﹔居住安排﹔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主觀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5-0068-06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管理的“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該調查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1233001和71110107025），NIH(R01AG023627)和聯合國人口基金的聯合資助。

　　﹝收稿日期﹞2015-08-23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5YJC840047）;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創新團隊項目（2014CXTD03）;中國政法大學校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4ZFG84001）;中國政法大學人口學課研究生和本科生課程教改立項項目

　　﹝作者簡介﹞張莉，女，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速，老年人已經成為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個迅速增長的人口群體。如何提升這一群體的福祉和健康，已成為人們日漸關注的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一些學者通過探究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和健康的因素來找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健康的途徑。比如，有一部分研究就集中探討了居住安排與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並証明居住安排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和健康有顯著性影響。有學者指出：和成年子女一起居住能滿足老人獲得日常照料的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物質和情緒上的支持。因此，與他人一起居住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1﹞還有研究發現，與他人一起居住的老人與獨居老人相比其死亡率要低。﹝2﹞與子女同住的老人與那些獨居老人相比也更少有抑郁等方面的症狀。﹝3﹞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共同居住對老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不利影響。比如說有研究者認為，共同居住可能會引發家庭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甚至是沖突或其他消極的交往形式，進而降低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4﹞上述的這些研究集中探討了在西方社會背景之下居住安排對老年人健康及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並得出了雙向的結論。

　　在中國社會，絕大多數相關研究發現共同居住對老年人的健康和主觀幸福感有積極影響。例如，Li等（2009）發現不與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得分都較低﹔並且他們生活無法自理的幾率更高且容易孤獨。而與他人一起居住的老人自評健康較好。﹝5﹞Chen和Shot (2008)的研究發現, 與成年子女尤其是女兒一起居住的高齡老人自評健康最好，主觀幸福感最高。而那些獨居老人的健康狀況和主觀幸福感最差。﹝6﹞Wang等人（2014）的研究也發現，與成年子女一起居住的老人相較於獨居老人心理更健康。但居住模式對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隻存在於非婚狀態的老年人中。﹝7﹞研究還發現居住安排對老人的死亡率也有影響。例如Gu等人(2007)發現，住在機構中的高齡老人的死亡率比居家養老的老人要高1.35倍。﹝8﹞有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養老機構常會阻斷老人所在社區的社會關系網，而使得他們缺乏與他人的交往互動，也較少得到他人的支持。因而與家人同住的老人更健康。﹝9﹞目前僅有極少數研究發現與他人居住對我國老人的健康不利。比如Yang等人（1992）發現，由共同居住而導致的缺乏隱私和代際矛盾會給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帶來消極影響。﹝10﹞焦開山（2014）發現與子女同住的老人在日常功能、疾病發生率以及死亡風險上都較獨居老人差。但與家人同住能緩解他們的抑郁症狀且有利於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11﹞但也有研究表明與家人同住而產生的代際交換尤其是照看孫子女，可能會加速老人身體衰退的進程。﹝12﹞有學者對浙江省溫州市301位老人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受居住面積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居住安排。和他人一起居住在小戶型的家庭中會損害老人的主觀幸福感。﹝13﹞

　　綜上，前人對居住安排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以及健康的影響有不同發現。具體到我國而言，多數文獻肯定了與他人同住對老人主觀幸福感和健康的積極作用。在豐富了我們對這一領域的理解和認識的同時，前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首先，這些研究沒有解釋居住模式是通過何種機制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筆者認為找到這些機制是提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和健康狀況的關鍵所在。第二，大多數研究在探究居住安排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時沒有控制代際關系、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等重要變量。畢竟，居住安排只是老年人居住選擇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和其他因素交互作用才有可能去影響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這些因素包括：成年子女和老人的關系、老人可以從成年子女處獲得的支持、老年人和其他家庭成員互動的方式等。張震（2004）的研究就發現，子女提供照料的質量顯著影響老人的健康。﹝14﹞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代際關系引入居住安排和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當中。這樣的嘗試將幫助我們去更好地探索居住模式對我國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從而發現提升老人健康的途徑。由於老年人群體涵蓋的年齡段較長，而各個年齡段的子群體間可能存在差異，因而本文將研究對象界定為85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本文對高齡老人的界定主要採用了國際上對老齡老人的界定標准。又由於健康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本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探討上。以下筆者將首先介紹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測量指標和方法。

一、數據，測量和方法

　　1.數據

　　2011~2012年CLHLS調查在中國23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遼寧，吉林，黑龍江，北京，天津，山西，陝西，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重慶和海南）中隨機抽取了800多個縣、市。樣本幾乎覆蓋了這些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一半的縣、市﹔樣本區域代表了中國85%的總人口。2011~2012年的調查重訪了2008年訪問過的3802名男性老人和4603名女性老人（共計8405人），同時新增被訪者1783人，包括801男性和982名女性。因此在2011年的調查中共有4603名男性和5585名女性。本研究選取的是85歲及以上的樣本，因此共包含5205名85~114歲的老人。

　　2.測量

　　（1）居住安排

　　在本研究中居住安排主要分為3類：①與他人一起居住﹔②獨自居住﹔③住在機構中。在做回歸分析時，筆者將那些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老人作為參照組，因為與他人一起居住代表了大多數被訪者的居住模式。

　　（2）主觀幸福感

　　CLHLS中包含了一些用於測量老年人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的問題，包括：①您如何評價您現在的生活？②您總是看到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嗎？③您現在和年輕時一樣快樂嗎？④您是不是經常感到緊張、害怕？⑤您是不是經常感到孤獨？⑥您是不是覺得越老越不中用？⑦近兩周或過去12個月中你是否感到悲傷、憂郁或絕望？⑧您是否對大多事情失去了興趣，比如愛好、工作或其他類似活動？答案有五個選項，1代表總是或非常好，5代表從不或非常差。筆者將這一項重新編碼，即1為最差，5為最好。

　　筆者在上述問題的基礎上設置了3個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即問題1~3為積極情緒指標，問題4~6為消極情緒指標1，問題7~8為消極情緒指標2。上述問題被認為是互相獨立的。這三個指標的值即為每組問題總分的相加。這樣做的前提是每組組內變量測量的都是同一概念。這種處理方法減少了分析中使用的變量的數量，從而提升了回歸模型的效力。在建立了這三個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后，筆者進一步使用Cronbach系數來評估被構建變量的信度。經檢驗，這3個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值分別為0.51、0.63和0.72，說明本文建構的這三個指標是有效的。

　　(3）代際關系的測量

　　CLHLS對老年人代際關系的測量主要包括如下問題：①您平時與誰聊天最多？②如果您遇到問題和困難，最先找誰來解決？③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找誰訴說？④您生病時誰來照料您？這些問題的選項包括：配偶，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孫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其他親戚，朋友/鄰居，社工，保姆和無人解決。被訪者需要從上述選項中選擇三個。

　　基於以上4個問題，筆者生成了四個代表老年人與其成年子女關系的變量，分別命名為：“與子女交談”，“向子女求助”，“與子女分享想法”和“接受子女照料”。如果被訪者的回答包括“子女”這一選項，筆者就將變量編碼為“1”，否則為“0”。在研究中，筆者將這四個變量分別引入回歸模型當中。同時，運用相同的理念，筆者也將以上4個變量相加構建了測量一個代際關系的指標。並使用alpha值來測量這4個變量的內部相關性。結果顯示以上4個變量的alpha值為0.68。這個較高的相關系數告訴我們，利用以上4個變量構建的代際關系指標是比較合理的。沒有子女的被訪者在代際關系指標中被編碼為缺失值。

　　(4）控制變量

　　除了以上測量指標外，筆者還對一些變量進行了控制。這些變量包括老年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居住地和民族，以及以受教育程度和2010年家庭的平均收入。另外，筆者還控制了老人的配偶是否在過去3~4年內去世。此外，筆者還對老年人的自評健康，（5=非常好，4=好，3=一般，2=差，1=非常差）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進行了控制。ADL由6項活動來測量（洗澡，穿衣，梳洗，室內活動，進食和上廁所）。本文將ADL作為一個二分變量（1=是，0=否）來處理。

　　2.研究方法

　　筆者使用描述統計和OLS回歸模型來對數據進行分析。在回歸模型中建立了居住安排和代際關系的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s）。通過引入這一變量，筆者可以分析代際關系如何作為中介變量來影響居住安排和老年人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

二、研究結果

　　1.我國高齡老人的居住安排

　　表1顯示了2011~2012年樣本中高齡老人的居住安排情況。本文從居住地，性別和年齡三方面來描述我國高齡老人的居住安排。當不考慮居住地、性別及年齡差異時，與他人同住是我國高齡老人主流的居住方式（約80%），而僅有不到3%的高齡老人在機構養老。具體來看，高齡老人在居住模式上的性別差異主要體現在男性老人與其他家庭成員一同居住的比例略高，這可能是因為已婚男性的比率高於女性。因為與配偶一同居住也包含在“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這一分類內。而女性在機構養老的比例略高於男性。就地域差別而言，城市老人與其他家庭成員住在一起的比例略高於農村老人。較農村高齡老人而言，有較高比例的城市老人選擇在機構養老。總之，雖然

　　表1　中國85歲及以上老人的居住安排：2011-2012(略)

　　大多數老年人選擇與家庭成員一起居住，但其居住安排因性別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存在差異。這些差異說明我們在研究居住安排對高齡老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時，有必要根據其性別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將其界分為不同子群體。

　　2.對其他重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顯示了對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男性和城市老人較女性和農村老人而言表現出了較好的主觀幸福感。具體表現在，男性和城市老人較女性和農村老人而言在積極情緒方面得分較高，而在消極情緒方面得分較低。當考慮到代際關系時，結果相反。女性和農村老人比男性和城市老人的代際關系得分高。具體到每個測量代際關系的變量，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發現。比如說，超過半數的高齡老人不與子女經常交談或是與子女分享自己的想法。但是有超過60% 的老人遇到困難時向子女求助或接受子女的照料。這說明我國多數的高齡老人在生活上依然依靠子女的照顧，但在情感上對子女的依賴卻相對較少。另外，遇到困難向子女求助是老人對子女依賴程度最高的一項。男性和城市老人與子女交談的比例高於女性和農村老人。而女性和農村老人則更傾向於（超過60%的樣本）與子女分享自己的想法。男性和城市老人（特別是男性老人）在生病時接受子女照顧的比例高於女性和農村老人。可見在代際關系方面，男性和城市老人的特點更為相似，而女性和農村老人更相近。總之，在代際關系上，男女兩性之間的差別似乎大於城鄉之間的差別。控制變量也展現了我國高齡老人的性別和城鄉差異（見表2）。

　　3.回歸分析結果

　　表3顯示了對我國高齡老人主觀幸福感（操作化為積極和消極情緒）的OLS回歸分析結果。其中，模型1,3和5體現了在僅添加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居住安排對我國高齡老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剩下的模型（模型2,4和6）則在添加了控制變量的基礎上，還添加了代際關系變量，以及居住安排和代際關系的交互作用項。這樣，模型2,4和6便可以體現居住模式是如何通過代際關系影響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在回歸模型中，筆者將“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老人”作為參照組，比較了這些老人和獨自居住或住在機構中老人的主觀幸福感的差異。值得一提的

　　表2　自變量與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中國85及以上的老人，2011-12（略）

　　數據來源：CLHLS wave 2011. N=5,205.

　　是，結果顯示，將測量代際關系的問題相加后獲得的代際關系指標對我國高齡老人的積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對其消極情緒有顯著的負向作用。這說明良好的代際關系能顯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但是由於反映代際關系的指標與居住模式的交互項都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筆者研究的主要興趣在交互變

　　表3　對居住模式和代際關系影響我國高齡老人積極和消極情緒的OLS回歸分析：2011-12(略)

　　量的作用上，所以筆者決定將代際關系指標在回歸模型中剔除，而選用單獨的測量代際關系的4個變量，即與子女交談、向子女求助、與子女分享想法、生病時受子女照料。這四個變量與居住模式的交互項也被引入了回歸模型當中（見模型2,4和6）。

　　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民族，居住地，ADL（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年收入，自評健康和過去3年是否喪偶這些變量后，居住安排隻對消極情緒而非積極情緒有顯著影響。比如模型3和5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后，相較於與他人同住的老人，獨自居住會使消極情緒指標1和2的值分別增長27%和8%。模型5顯示，和與他人共同居住的高齡老人相比，居住在機構中的老人其消極情緒得分要上升13%。這些結果都表明與他人一起居住會明顯降低老年人的消極情緒。另外，大多數控制變量的系數是顯著的，說明自評健康好、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市、已婚、有較高家庭年收入都會對我國高齡老人的積極情緒產生正向影響﹔這些因素也可以顯著地降低老人的消極情緒。數據還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更傾向有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情緒。而生活無法自理是一個導致老人有消極情緒的重要因素。

　　在模型2，4和6中，筆者進一步將代際關系以及代際關系與居住模式的交互變量引入模型，同時保留了控制變量。結果顯示，良好的代際關系能顯著提高老年人的積極情緒，減少其消極情緒。具體來看，常與子女交談使被訪者的積極情緒提升了19%，而經常向子女求助也能將老人的消極情緒減少24%。另外，部分居住安排和代際關系的交互作用項在預測老人的主觀幸福感時作用顯著。例如，模型2顯示，常與子女交談和老人生病時能得到子女的照料可以將獨居老人的積極情緒值提升17%（.38-.21）。模型4顯示，有子女常常交談可以將獨居老人的消極情緒值降低19%（-.56+.37）。對於那些住在機構中的老人，在生病時有子女照料可以將他們的消極情緒值降低128%（.34-1.62）。模型6強調常與子女交談能分別將獨居老人和住在機構中的老人的消極情緒值降低2%（.12-.14）和41%（.08-.49）。這些發現說明居住模式可以與代際關系交互作用去影響我國高齡老人的主觀幸福感。

三、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居住模式如何通過代際關系去影響我國高齡老人的主觀幸福感。研究有以下幾點發現：第一，與他人同住有利於促進老人的積極情緒，減少消極情緒，進而提升老人的主觀幸福感。但代際關系可以與居住安排交互作用去影響老人的主觀幸福感。主要表現在：獨居或機構中的老人如果常與子女交談、生病時有子女照料，則居住模式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會減弱。良好的代際關系能減少老人尤其是獨居和住在機構中的老人的消極情緒，提升他們的積極情緒。第二，不同形式的代際互動對我國高齡老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不同。與子女交談和生病時受子女照料較其他兩個代際關系的變量而言對老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顯著。第三，我國高齡老人主觀幸福感也受到其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征的影響。處於非婚狀態、居住在農村、家庭收入低、健康狀況差和生活無法自理的高齡老人更容易有消極情緒。

　　隨著空巢家庭的增多，由家庭成員能提供給老人的非正式照料也變得越來越少。未來或許會有更多的老年人選擇獨居或在機構中養老。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獨居或在機構中養老是否一定會損害老年人的健康並削弱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本研究發現，答案既是肯定的又否定的。是肯定的的原因是因為本文和過去研究都發現，脫離與他人居住的環境會降低老人的主觀幸福感。但是答案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本研究也發現，有其它因素（例如代際關系）可以與居住安排交互作用而降低獨居或機構養老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消極影響。這一發現說明了代際關系在提升我國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和健康狀況上發揮的積極作用。因而筆者倡導今后養老政策的導向以增進代際關系為重心。政府和社區不光要鼓勵成年子女對老人提供照料，同時也應該提倡老年人對子女的付出以增進兩代人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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