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地位的確立與中國抗戰史研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國開展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學術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涌現出大量學術成果。總結這些學術成果我們會發現，隨著中國成為對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的大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也在發生著相應的變化：以大國地位的確立為視角，我國的抗日戰爭史研究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都不斷出現新成果。盡管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后期，中國的抗日戰爭客觀上對戰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國內外對於這一作用的認識與評價卻集中體現在近些年尤其是戰爭勝利70年后的今天。

　　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已經進入國際大視野

　　中國的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局限於中國本土的單純的中日之間的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中國的局部抗日斗爭就阻滯了日本對世界和平的威脅。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更是單獨抵抗著日本的侵略。但是，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卻長期未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客觀評價。戰爭結束后，由於冷戰局面的形成，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評價有弱化和矮化的傾向。但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擴大，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話題開始活躍起來，這一點在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學術研究中有著充分體現。當前，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關注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貢獻，向國際社會客觀介紹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面貌，呼吁正確評價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

　　比如，在很長一個時期裡，蘇聯與俄羅斯的學者強調的是戰時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與援助，評價中國抗日戰爭對蘇聯貢獻的學者則極為罕見。現在，比較多的學者開始積極評價“中國長時間扮演著抗擊日本的‘孤膽英雄’角色”，開始注意到日本在1931年出兵侵佔中國東北對蘇聯東線構成嚴重威脅的時候，“是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使日軍無力對遠東蘇軍發動大規模襲擊”。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說過，“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進攻時避免兩線作戰”﹔蘇聯崔可夫元帥認為，“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這些肯定中國戰略鉗制作用的評價曾長期被蘇聯與俄羅斯學術界忽略，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者開始頻繁地引用這些客觀的評價。

　　再如，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影響和貢獻的研究，現在也有了相當明顯的變化。本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艱苦的日子裡，特別是日本襲擊珍珠港、將進攻矛頭直接指向美英等國后，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已經逐漸意識到中國早已開始的抗日戰爭的重大意義。正因為如此，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的發言也逐漸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開始以大國的身份參與國際活動。但戰爭結束后，西方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積極評價卻逐漸淡化甚至被忘記。現在，一些西方學者提出：“是時候全面、完整地重新詮釋這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以及中國在二戰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些學者不僅高度評價中國軍隊與盟國的協同作戰，而且客觀地指出：不能把影響中國命運的如台兒庄戰役、長沙會戰、豫湘桂會戰與硫磺島戰役、敦刻爾克大撤退、庫爾斯克會戰、塞班島戰役及諾曼底登陸等進行簡單的比較，而應看到軍事、經濟力量薄弱的中國與西方一起抗擊有史以來最黑暗的邪惡勢力，在各方面都付出的巨大代價和犧牲。這些學者強調，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是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中國是同盟國中受戰爭傷害最大的國家，更是不應忘記的盟友。

　　對重大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化

　　今天的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真正地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真正地對維護世界和平承擔起重大責任。這種大國地位的確立使我國的抗日戰爭史研究真正從總結抗日戰爭勝利歷史經驗的角度，冷靜客觀地對歷史事件加以分析與評價，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研究也因此不斷深化。

　　隨著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研究抗日戰爭史成為一個顯著特色。現在，抗日戰爭史研究力圖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有聯合同時也相對獨立的抗戰，全面反映全體中國人民在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與日本軍隊的殊死搏斗，強調構成統一的中國戰場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都是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在國際社會贏得威信的基本條件。

　　圍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史研究尤其關注在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歷史重任的重要意義。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學術研究擺脫了過去論戰式的模式，而注重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現歷史事實、分析歷史過程、總結歷史經驗。第一，日本在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當局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原則，將東北軍全部撤入關內，民眾被“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的消極情緒籠罩。在這種情況下，尚處於被“圍剿”困境下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代表全民族發出武裝抗日的第一聲怒吼，喚起了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從1931年底開始，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長達14年的艱苦斗爭，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第二，日本全面侵華的目的越來越明顯后，全民族抗戰成為全體中國人的最高要求。正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使國民黨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中國軍隊才能夠一致對外，一切愛國力量集結在抗日的旗幟下，匯聚成反抗外來侵略的滾滾洪流，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圖通過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妄想。第三，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全社會都在思考戰爭會怎樣發展下去？中國能否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不可否認，當時失敗主義的情緒有所蔓延。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同志發表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猶如朝陽撥開人們心頭上的迷霧，指明了戰爭的前途，大大堅定了國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第四，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正面戰場退居次要地位，以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爭處於主導地位，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在戰略上造成了對日軍佔領的城市和交通線的反包圍態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始終是抗日戰爭的中堅和主要力量。

　　以上各方面的深入研究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在烽火硝煙中，中國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擔負起救國救民的歷史重任。同時，也客觀地說明在時間相當長、范圍相當廣的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在不同區域和戰線上共同實施了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這是能夠實現全民族抗戰局面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認，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存在國共兩黨之間的摩擦和斗爭，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沒有破裂，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是主要的。這樣的認識也深深影響著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視角。

　　讓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話語

　　習近平同志提出：“要推動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強抗戰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要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這事實上提出了讓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話語的命題。這一命題與近年來中國提倡建設“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要考慮在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利益日益多元的背景下，通過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讓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話語。

　　回顧近年來抗日戰爭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可以看出正是這一基礎性的工作促進了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認識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話語。近30多年來，抗日戰爭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及出版工作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時多次形成高潮，呈現種類數量繁多、形式豐富多樣的特點。這些資料不僅面向中國學者，而且面向國際社會，給所有關注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海內外學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史料。習近平同志要求：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証詞等各種人証、物証來說話。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國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同時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資料、圖書報刊、日記信件、實物等。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為落實這一要求，相關部門在制定抗日戰爭史研究中長期規劃時，特別制定了基於國家層面的資料數據庫計劃。國家級數據庫的建設一定會大大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全面認識，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關於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話語權。

　　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話語的另一重要標志，是中國抗日戰爭史學界與海內外學術界的聯系不斷加強，一些歷史認識逐步跨越國境。中外學者包括中日學者間早就在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領域開展了交流。2006年，由中日兩國政府達成實施框架而開展的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參與共同研究的日本方面學者明確表示應態度鮮明地承認日本對中國戰爭的侵略性質，對日本政治及民眾的歷史認識產生了積極影響。與不同國家的學者就有爭議的歷史認識問題開展共同研究，是中國真正進入國際舞台中心、使學術研究與大國地位相稱的標志，表明中國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

　　近代中國在抗擊列強侵略與壓迫的斗爭中產生的民族悲情意識是發憤圖強、振興中華的動力，但也是導致“弱國心態”產生的原因。今天的中國完全擺脫了近代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昔日的弱國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國民心態正在形成。我國的抗日戰爭史研究也適應時代的變化，走出歷史悲情，擴展學術視野。這是當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

　　（作者為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16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