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奇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人口流動的加速、消費需求的改變等諸多因素的滲透，中國農業正在發生著多方位、多層面的結構性變化，分化、裂變、聚合和重構，帶來的震蕩效應，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整個農業大系統。高度關注這一現象，對於把握農業走勢，應時調整策略，意義重大。
一、表現
1.耕地農業進，草地農業退。長期以來，在以糧為綱的觀念影響下，耕地農業大行其道。農業生產倚重於糧食生產，谷物是食物的主體，我國谷物佔食物消費的比例過半，而美國為28%，澳大利亞為27%。同時，肉類食物以耗糧型豬肉為主，草食型牛、羊肉等為輔，我國牛、羊肉與豬肉產量之比約1:5，而美國兩者之比約6︰5。特殊的經濟結構與消費習慣，使我國形成了深厚的“糧豬農業”。糧豬農業造成養豬過多，飼料用糧耗去大量糧食，豬食擠佔了人食，谷物生產自然不堪重負。糧豬農業同時割斷了草與畜的天然聯系，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90%以上的畜產品由草轉化而來，我國隻有6%-8%，這種以糧食或合成飼料為主的飼養模式，家畜疾病多，飼養成本高，產品質量低，這樣的生產系統，還要追求高品質、高回報，難免會產生類似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那樣瘋狂的行為。
與此相反，草地農業一直在衰退。我國是世界第二大草地資源國家，擁有天然草地4億公頃，僅次於澳大利亞。建國以來，我國草地面積不斷減少、質量不斷下降，普遍超載過牧，草地退化、沙化、鹽漬化問題嚴重。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退化草地面積佔草地總面積的1/3，90年代中期，北方12個省區有一半的草地面積退化，90年代末，西部和青藏高原傳統畜牧區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積已佔半數。目前草地退化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餓怕了的“糧食情結”打亂了“草”與“耕”兩大農業系統。
2.畜禽飼料進，人類口糧退。近年來，我國飼料糧消費一直呈較快增長趨勢，消耗飼料糧較多的，主要是生豬、家禽養殖，還有水產品和一些草食牲畜養殖。據測算，1978－2010年，我國飼料糧消費年均增速5.8%。近幾年速度加快，每年飼料糧消費高達3億多噸。從消費品種來看，玉米約佔飼料糧消費總量的60%﹔豆粕消費量佔17.7%﹔稻谷約佔8.6%﹔小麥約佔7.4%﹔薯類和其它雜糧佔6.1%。從所佔比例來看，2010年作為飼料糧的玉米、大豆、稻谷、小麥、薯類分別佔當年各自產量的69.1%、238.4%、9.6%、13%和29.2%。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結構的改善，對肉蛋奶等動物性產品需求將保持持續增長，飼料糧需求還會保持旺盛的趨勢。不適當的養殖方式也人為地增加了飼料糧需求，我國一些地區普遍把奶牛當豬養，不以飼草和農作物秸稈為主食，大量依靠精飼料維持產奶水平，有的對精飼料的依賴高達80%以上，養殖成本降不下來，奶牛發病率畸高。專家認為，如將目前精粗飼料比6︰4調整到3︰7，奶牛的生命周期和生育能力都會大大提高。優質粗飼料缺乏是制約奶牛養殖的瓶頸問題。飼料糧快速增長已成為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口糧消費量一直呈現下降趨勢。1994年，我國口糧需求達歷史最高點，為28064萬噸，2010年，口糧需求已降為20697萬噸，年均遞減2.6%。大自然安排的“生態食物鏈”正在被人為打破，食草動物與人爭糧的現象愈演愈烈。
3.副食需求進，主糧需求退。隨著城鄉經濟發展，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食物消費結構也不斷升級。口糧需求逐步下降，更多追求糧食的營養化、健康化、多樣化。肉蛋奶、瓜果菜等副食品消費逐步增長，形成對口糧的替代。有關調查顯示，糧、菜、肉的消費比例已由過去的8︰1︰1到現在的4︰3︰3。就肉蛋奶來說，2002-2012年，我國肉蛋奶水產總產從1.4億噸增長到2.1億噸，增長48.6%，年均增速4%，其中肉類總產量8221萬噸，增長32%，禽蛋2861萬噸，增長16%，牛奶3744萬噸，增長188%，水產品5906萬噸，增長49%。從肉蛋奶水產的產量構成來看，肉類從總產量的45%下降到40%，禽蛋從總產量的18%下降到14%，牛奶從總產量的9%增長到18%，水產品保持在28%無變化。2013年，我國人均肉類消費61.5公斤，奶制品27公斤，水產品26公斤以上。傳統意義上的主副食物概念，正在向著“反客為主、主副顛倒”的趨勢發展。
4.消費群體進，生產群體退。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民向城市轉移，截至2014年底，我國已有城鎮常住人口7.49億，農村常住人口6.3億，城鎮人口已超過農村人口，打破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人口結構。目前全國有2.6億農民進城打工，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要達到60%，每年要轉移1000多萬農村人口。
農民進城后，由糧食生產者轉變為糧食消費者， 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變化，口糧消費量減少，但肉、蛋、奶和水產品消費較大幅度增加。農民在農村要吃，進城也需要吃，但是吃法不一樣。如果在家裡，村邊地頭、房前屋后都可以種菜養雞，基本上把吃的問題解決了，進了城就沒有這些了，必須全都買。在買的過程中，消費結構是向城市看齊的。在口糧消費上，城鎮居民比農民要低，農民人均消費成品糧約120公斤，城鎮居民約80公斤，但是其他農產品，城市居民都明顯高於農民。新鮮蔬菜高出28％，食用植物油高出24％，肉類包括豬、牛、羊肉三大肉類合在一起大概城市居民比農民高出56％，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產品要高出兩倍以上。這些都需要糧食生產和轉化，間接增加了糧食消費量。城鎮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糧食消費需求增加100億斤以上，耕地減少650萬畝左右。種糧的變成吃糧的，吃糧的變成吃肉的，更加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嚴峻挑戰。
二、影響
1.生態環境的破壞。耕地農業的大行其道，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一些地方長期不合理開發利用草原，導致草原不斷退化，沙塵暴、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日益加劇。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累計開墾草原約2000萬公頃，其中近50%已撂荒成為裸地或沙地。全國水土流失面積達 357萬平方公裡，佔國土總面積的37.2%。每年土壤侵蝕總量約45.2億噸，佔全球總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長江、黃河流域，平均每平方公裡達3400多噸，黃土高原是中國土壤侵蝕最厲害的地區，已超過3萬噸。長江黃河源頭地區土地荒漠化速率加快，已成為源區突出的生態問題之一，主要表現為土地沙化、鹽鹼化和次生裸土化。源區沙漠化土地面積已達1.9萬平方公裡，正以每年13萬公頃的速度在擴大。氣候的變化使我國水資源供需矛盾加大。近年來，中國北方地區水資源量明顯減少，其中，黃河、淮河、海河和遼河區最為顯著，水資源總量減少12％，其中海河區地表水資源量減少41％、水資源總量減少25％。雖然南方地區水資源相對豐富，河川徑流量和水資源總量近年來有所增加，但由於降雨規律的反常變化，加之高溫，近年也出現了區域性缺水的現象。
2.農業結構性失衡。我國飼料糧消費已達3億多噸，6億噸糧食總產的大半被動物吃掉，且每年還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長。飼料糧需求的快速增長，對傳統農業模式形成了重大挑戰。單靠傳統的糧食增產來滿足飼料用糧的剛性增長需求是不可能的，關鍵在於節約飼料用糧，大力開發非糧飼料，即充分利用農業生產中的作物秸稈等農業副產品和牧草資源來減輕家畜養殖對飼料糧的需求壓力，對於草食家畜來說需要的絕大部分是植物營養體而不是籽粒，發展非糧飼料即可滿足草食家畜的發展需求，如果能實現這一食物消費結構轉型，而節約出大量非口糧消費量，這將是對我國糧食供需平衡做出的重大貢獻。
優質牧草的缺乏是制約奶牛養殖的重要瓶頸，草不如糧的傳統觀念嚴重阻礙牧草的推廣種植。如苜蓿，其干物質粗蛋白含量在18%以上，在我國長江以北的地區苜蓿都能正常生長，大部分地區一年能割3-4茬，產草量高，飼草品質極佳，一畝地可以收獲干草500公斤左右，獲得粗蛋白約120公斤，同等肥力的耕地種植小麥、玉米兩茬畝產糧食800公斤左右，畝產粗蛋白68公斤，苜蓿單位面積粗蛋白產量是糧食作物的2倍多，生產同等數量的飼料粗蛋白，種苜蓿比種糧食作物節省一半耕地。要擴大奶業和牛羊肉規模，保持可持續發展，確立飼草的基礎地位和中心地位是關鍵。
3.農產品供給不能適應社會需求。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口糧與畜產品的消費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口糧在食物中的比重不斷下滑，而動物性食品一路飆升。如果把人的口糧和家畜的飼料統一折合，稱為“食物當量”，中長期內中國人口糧需求約為2億噸“食物當量”，家畜飼料需求為5億噸“食物當量”，兩者共需約7億噸“食物當量”，飼料是口糧的2.5倍，這是傳統的“耕地農業”無法承受的。未來15年，我國動物產品的人均消費仍將保持較快增長，還將進入一段相當長的緩慢增長時期。
預計2015年，全國牛肉消費需求總量將由2010年的653萬噸增長為721萬噸，增加68萬噸﹔羊肉由2010年的403萬噸增長為450萬噸，增加47萬噸。按照2020年全國14.5億人口測算，牛肉消費需求總量由2015年的721萬噸增為796萬噸，增加75萬噸﹔羊肉消費需求總量由2015年的450萬噸增為502萬噸，增加52萬噸。2010年我國原奶供給總量3748萬噸，需求總量3920.2萬噸，供需缺口為172.2萬噸﹔2012年，我國原奶供需缺口達到了359.6萬噸。2013年，我國原奶供需缺口突破400萬噸，達到402萬噸。這些僅是理論推算數字，實際上，廣大農村需求量潛力巨大，喝牛奶、羊奶仍是農村的奢侈品。印度比我們窮，但牛奶產量高達近6000萬噸。由於奶牛存欄數量增長緩慢，奶源供給有限，供需缺口加大，刺激奶價上漲。近兩年的奶粉搶購風，正是農產品供給不足的表現。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2013年我國牛肉進口總量達29.7萬噸（不包含近70萬噸的走私牛肉），是2012年的近4倍。預計到2018年，對進口的依賴將高達25%。”
4.農業后備軍不足。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力進城，使得農業后繼乏人，留在農村的大都是“386199部隊”，“誰來種地”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據調查，農村實用人才僅佔農村勞動力總量的2.1%，其中中專以上學歷僅佔3.9%﹔從事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的農民年齡嚴重老化，5省10縣調查，中老年種地佔93.2%，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經營管理能力的復合型、創業型人才嚴重缺乏。農業科研人才總量不足，尤其是領軍人才缺乏、中青年后備力量不足、人才流失嚴重等問題突出﹔農業科研和人才投入不足GDP的0.8%，遠低於發達國家2%以上的比例，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建議的發展中國家1%的水平也有較大差距。基層農技推廣人員普遍缺乏推廣服務經費、缺少條件手段，社會地位不高、待遇偏低，培訓機會少、知識更新跟不上。
三、對策
1.改變以糧為綱的一元化思維。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是糧食安全，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但隨著科技的發達，今天糧食只是整個食物系統的一部分，我們一直把谷物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而對非谷物食物資源和動物食物資源未予以充分重視。要在糧食安全的基礎上，進一步樹立食物安全的理念，肉蛋奶、瓜果菜、魚蝦蟹都要同時發展。解決食物安全的關鍵一條，就是要徹底打破“糧食情結”，將牧草或其他飼料作物的生產、利用納入農業生產體系，通過糧、草、畜有機結合，瓜果菜的合理搭配，建立起“土地－植物產品－動物產品”符合生態規律的生產鏈條，最大限度地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植物產品和動物產品。
2.強化草地農業。草地農業就是把牧草（含飼用作物）和草食家畜引入農業系統，把耕地和非耕地的農業用地統一規劃，把牧草作為基質，除了天然草地以外，在耕地上實施草糧結合、草林結合，草菜結合、草棉結合等，通過草田輪作、間作、套種等技術，充分發揮各類農用土地的生產潛力，其核心是以草促農、寓糧於草。發展草地農業好處是多方面的。可利用農用土地將比現有耕地增加5倍﹔可保持水土，培肥地力，維護生態安全﹔可產出比傳統農作物營養物質含量高出十幾倍的牧草﹔充分發揮氣候（水熱）資源潛力，尤其節約水資源﹔多年生牧草一次播種，多年收獲，節約勞力、種子、化肥、農藥、機具、動力等，一般提高農民收益2至3倍。它可在滿足社會基本農產品需求（例如糧食）的同時，生產足夠的飼料，創造較高產值，我國有近60億畝草原，佔國土面積的五分之二，但生產率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左右，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另外，我國南方地區約有10億畝草山草坡，經過改良而建成人工草地后，其生產能力可提高 10多倍。
3.大力發展養殖業。一方面，要加快規模養殖，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發展一批標准化規模養殖場，對新建的規模養殖小區實行獎勵扶持政策，同時加大養殖業招商的力度，引進規模大、實力強、科技水平高的龍頭企業來建設大型養殖場或養殖小區。另一方面，基於我國農民有著悠久的養殖歷史，傳統養殖習慣和代代相傳的養殖技術，應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導、鼓勵、支持幫助農戶發展自給自足的家庭養殖。要向社會廣泛宣傳，在質量安全上，自己種養的最保險，不會有添加三聚氰胺那樣的擔心。當今發達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費農產品看是不是自己種養的。我國人多地少，農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家庭養殖。中國二億多小農戶如能大部分解決肉蛋奶需求的自給自足，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這是中國農業幾千年的傳統生活方式，今天引導這種生活方式的回歸，於國於民，意義重大。人吃植物的種子，動物吃植物的根莖葉，動物糞便作為植物的肥料，這是一條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態循環鏈條。今天人為地打破了這一自然生態規律，讓動物與人爭糧，動物的糞便也不還田，農業生產大量地使用化肥農藥，自然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大量的秸稈沒被利用，農民為爭種植茬口付之一炬。基層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防止秸稈禁燒，干群矛盾空前激化。“人畜爭糧”是造成這種被動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農業理應回歸自然分工的狀態，逐步提高草食家畜佔肉類的比重，走循環經濟之路。
4.著力培育農村人才隊伍。一是改“精英教育模式”為“生存教育模式”。針對產糧大區、貧困地區現狀，克服千軍萬馬都擠一條獨木橋的現象，讓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門適合在本鄉本土生存與發展的技能，使農村人才長得出、留得出、用得上。二是借鑒日本農業接班人計劃的成功經驗。由政府招募願意回鄉當一輩子職業化農民的大學生，經過農業院校再培養和當地農業部門的選擇認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政策，讓一批掌握現代科技、現代管理和現代經營的新型職業化農民成為引領未來農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三是由國家財政出資支持各省農業院校選擇部分專業，免費開門辦學，提供長、中、短的技能培訓服務，農民可自由聽課。切實抓好農村帶頭人示范培訓。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認定制度，探索包括認定標准、認定程序、后續管理、配套政策、信息化統計服務在內的認定體系。構建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的扶持政策體系。五是實施農業科研杰出人才培養計劃，加快培養農業科研青年拔尖人才，鼓勵種子等涉農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培育多元化科技創新主體，鼓勵引導農業科研人員深入生產一線開展研究，解決科研和生產“兩張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