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紀中葉，英國經濟學家、哲學家穆爾就指出，社會形態應該是一種“靜態經濟”，即人口數量、經濟總量和規模、自然環境均保持基本穩定。英國哲學家羅素甚至認為，工業文明與人性背道而馳。進入20世紀60年代，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問題迫使人們考慮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邊界問題。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宇宙飛船經濟”，生態經濟學家戴利論証了保持人口與能源和物質消費在一個穩定或有限波動水平的“穩態經濟”。但是，這些理論要麼過於偏頗，要麼脫離實際，要麼存在方法論困境，因而都無法實現，更難以指導實踐。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可望對工業文明轉型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發展難題作出科學解答。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經歷了一個從被動到主動、從單一到全面的過程。20世紀后半葉，尊重自然多具有被動色彩，靠山吃山、有水快流，有的地方甚至為了“金山銀山”而破壞“綠水青山”﹔單一、被動地治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進入21世紀，生態文明建設的層次和力度不斷提升。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要求“建設生態文明”。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並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進一步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制度層面，提出“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把綠色化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手段和評判標准。在實踐中，提出了“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尊重和順應自然的方針，明確了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路徑。
可見，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涉及價值理念、目標導向、生產和消費方式等方面，是全方位的發展轉型。工業文明的價值基礎是功利主義，評判的尺度是效用，通行的法則是競爭，崇尚物競天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倫理基礎源於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尋求生態公正，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工業文明追求利潤、財富積累和效用最大化，導致GDP崇拜﹔而生態文明建設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環境可持續和社會繁榮。工業文明依賴化石能源﹔而生態文明建設強調可持續的能源支撐。工業文明下實行“原料—生產過程—產品加廢料”的線性生產模式﹔生態文明下實行“原料—生產過程—產品加原料”的循環經濟模式。工業文明下盛行佔有型、奢侈型的高消費﹔而生態文明倡導低碳、品質、健康的理性消費。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為世界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發展轉型探索了方向和路徑。中國已對聯合國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作出突出貢獻，在低碳發展、減緩氣候變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績。事實上，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提出的行動方案，超越了工業文明范式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環境”三大支柱格局，構建了人與自然和諧的願景：以人為本、尊重自然、經濟繁榮、社會和諧、合作共贏。其中，就包含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如果說工業文明是西方社會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性創新，那麼，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則是東方智慧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貢獻。
(作者為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
(摘自2015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 相關專題 |
| · 《紅旗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