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馮契（1915—1995）是我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會通中西、兼收百家，建構了“智慧”說，為學術理論界增添了一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為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提供了有益啟示。

　　以“智慧”說構建廣義認識論

　　在認識論領域，馮契將狹義認識論提升為廣義認識論，建構了以“智慧”說為核心和主干的哲學理論。

　　傳統認識論主張，認識的范圍限於研究實証科學知識之所以可能的條件，隻探討“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和“普遍必然的知識何以可能”這兩個知識層面的問題。馮契認為，這是狹義認識論的觀點。這種觀點從知識層面考察認識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認識。在他看來，認識論還應探討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不但要把握認識對象的現象，更要把握認識對象的內在本質和發展規律。同時，認識、改造對象世界與認識自我、發展自我、提升自我不可分離，自我的發展、提升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認識和改造對象世界。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不是憑概念、判斷等名言系統就可以解決的，而應憑借超名言系統的智慧來解決。因此，哲學不但要從知識層面探討認識論，而且要從智慧維度探討認識論，將知識與智慧統一起來，實現“轉識成智”。而從知識與智慧統一的角度考察認識論，就是他所說的廣義認識論，就是“智慧”說。

　　馮契的“智慧”說主要體現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証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論文中，前篇是主體，后兩篇是兩翼。《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一文主張，人類認識過程由“無知”至“知（知識）”、由“知識”至“智慧”兩次飛躍構成，並對兩次飛躍特別是“轉識成智”的飛躍作了詳盡闡述。《邏輯思維的辯証法》一文闡發了如何化理論為方法的命題，探討了如何將哲學理論化為思維方法、工作方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文則闡發了如何化理論為德性的命題，探討了如何將哲學理論內化為主體的德性，培養真善美、知情意統一的理想人格。

　　以“一源三流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自傳入中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就面臨通過何種路徑實現中國化的問題。回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可將其路徑選擇歸納為實踐路徑、學術路徑、實踐和學術結合的路徑三種。實踐路徑是指“一源”路徑，即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和源泉，將其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學術路徑主要體現為“三流歸一”的路徑，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導，並將其與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等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綜合創新的哲學理論。馮契建構的“智慧”說，是“一源三流結合”的哲學體系，既注重把握哲學發展的現實根據，又重視哲學理論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並在二者的結合中創建新的哲學理論。

　　注重把握哲學發展的現實根據。馮契在《〈智慧說三篇〉·導論》中指出，真正的哲學都要在回答時代問題中表現時代精神﹔中國近代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向何處去”成了時代的中心問題。這在思想文化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而這一論爭反映在哲學領域又決定著它所關注的問題，制約了近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對於“古今中西”之爭的回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會歷史和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因而歷史觀就成為近代中國哲人們繞不開的話題。“古今中西”之爭要求會通中西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迫切問題，要求把從西方學到的先進理論運用於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裡面又包含如何正確處理主觀願望與客觀實際、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因此，認識論就成為近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現實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爭，導致中國近代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發生巨大變化，邏輯和方法論、自由學說和價值論成為他們必須解答的哲學問題。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哲學家探討的主要問題都是由“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衍生而來的。

　　重視哲學理論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哲學發展除了有現實根據、受時代問題制約、要回應和解答時代問題，還有自身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在馮契看來，哲學家在從事哲學創作時，往往是接著先哲的話題講，通過對已有思想資料的分析，批判地得出結論。哲學理論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本民族傳統哲學的縱向聯系，二是與其他民族哲學的橫向聯系。他所構建的“智慧”說不但著力把握現實根據、體現時代精神，而且注重哲學理論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體現出“一源三流合一”的特點。“智慧”說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沿著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子前進﹔始終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強調社會實踐是哲學理論發展的根源﹔自覺堅持唯物辯証法的觀點和批判精神。同時，“智慧”說又吸收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積極成果，包括人生哲學的倫理規范、朴素的辯証法思想、體現民族特色的思維和話語方式等。此外，它還吸取了西方近現代哲學的積極因素，包括規范的邏輯分析方法、強調個性解放和自由的人文精神，等等。馮契的這種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作者為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02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