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當代哲學主體性

　　一些哲學家和思想家認為，人類正在經歷的現代化及作為其精神表征的現代性存在深刻危機。從哲學視域考察，這種危機主要根源於主體性自身的危機。因此，拯救現代性危機，從哲學上說就意味著重塑主體性。構建合理的主體性，是當代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

　　現代化哲學底蘊是確立人的主體性

　　近代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實踐課題是現代化﹔表現在思想理論上，就是現代性的塑造和構建。所謂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種轉型的物質基礎在於，隨著機器大工業特別是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和節點。在人類能力所及的范圍內，人為因素開始決定性地壓倒自然因素，成為佔優勢和主導地位的力量。相對於過去人處於從屬地位的人與自然關系來說，人類開始在總體上成為主體。由此，以往渾然一體的世界被二元化：自然被降格為客體和人的生活環境，人則成為一種超越甚至主宰自然的存在物。這是人類通過社會實踐活動所實現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性逆轉。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高度關注這種社會轉型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按照他們的描述，古代社會或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區別在於，前者主要使用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后者主要使用人類創造的生產工具﹔前者主要是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后者主要是人受自身勞動產品的支配﹔前者主要是個人通過家庭、部落和土地結合在一起，后者主要是個人通過交換結合在一起﹔前者主要是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后者主要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物質交換﹔前者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依靠個人或共同體對非生產資料所有者實行統治，后者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者通過貨幣對非生產資料所有者進行統治﹔等等。因此，從哲學上審視，現代化的底蘊就是人的主體性的確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人的主體性的確立過程。

　　現代哲學的主體本位特征

　　與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導致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相適應，近代以來哲學的認識重心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集中表現在由自然向人、由實體或本體向主體的遷移。這一遷移可從哲學家用不同命題表達各自時代的哲學主題中看出：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提出，“我們研究的主題是本體”﹔在近代，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提出“要從自然邁向人的作品”，馬克思、恩格斯則強調“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在當代，這種認識重心的遷移並沒有停止或終結，而是在繼續和深化。

　　認識重心的遷移，使現代哲學由客體本位轉換到主體本位，由對自然和物的關注轉換到對人自身的關注。由此，反映主體特質的主體性原則被凸顯出來。在哲學史上，笛卡爾率先賦予主體性以優先地位。對此，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這樣評價笛卡爾哲學的歷史地位：從笛卡爾起，哲學一下轉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范圍，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也就是轉入主體性的領域﹔笛卡爾在哲學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方向，從他起開始了哲學上的新時代，從此哲學文化改弦更張。在黑格爾看來，主體性的蒞臨不亞於哲學史上一次輝煌壯麗的日出。

　　構建合理主體性

　　人類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豐裕物質生活的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特別是在資本邏輯統治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被顛覆。對此很多哲學家、思想家不乏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如馬克思將其喻為“仿佛隻有用頭骨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如果說人們正在經歷的現代化過程或談論的現代性確實存在危機，那麼，如何理解和認識這種危機及其根源？

　　現代性危機根源是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惡性膨脹。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張，工業和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人類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空前提高。與此相適應，一些人的欲望也空前增長，以至發生質的變化，即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變成對價值的追求。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追求的主要是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和物質財富是具體的、有限的，因而人們對使用價值、物質財富的追求也是有限和有止境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人追求的已不再是使用價值和物質財富，而是價值這種“抽象財富”﹔價值的增值和擴張是無限和沒有止境的，因而這些人對價值的追求也是無限和無止境的。更有甚者，不僅價值及其增值成為人們的需要，而且需要與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直接成為需要，一些現代人因此面臨欲望惡性膨脹與有限滿足帶來的人格分裂。

　　現代性危機實質是主體性自身的危機。現代性危機，歸根結底是一些現代人需要發生質變和欲望無節制膨脹，愈漸淪落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客體，而沒有成為其主體。也就是說，現代性危機是主體自身變異的結果，是主體性自身的危機。因此，拯救現代性危機、促進現代化順利發展，關鍵是塑造和構建一種合理的主體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危機及其拯救對當代哲學提出了重大任務和課題。然而，一些哲學家發現，如同現代性處在危機中一樣，近代以來哲學所處的境況也毫無二致。這是因為，后者為前者所規定，是前者的理論反映和邏輯表達。因此，現代性危機要通過哲學形式體現出來，表現為哲學危機。這種哲學危機主要表現在：主體性原則被絕對化、極端化，“主體主義”佔據統治地位，真、善、美諸領域喪失了客觀統一的評價尺度，經濟社會生活喪失了價值整合標准，甚至被資本及其邏輯所浸染和支配，物欲主義、消費主義和各種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現代人、現代社會面臨被分裂的危險。

　　克服現代性危機需要在哲學上重塑主體性。基於對現代性危機的警醒，一些當代哲學家特別是所謂“后現代”哲學家主張對主體性進行“解構”。但如果承認主體性原則是現代化的本質規定和底蘊，那麼，隻要現代化過程尚未終結，主體性原則的歷史作用就不會終結﹔需要終結且必然終結的隻能是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而不是主體性原則本身。走向人與自然的和諧，消除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不能超越或規避主體性這一必要環節。構建合理主體性的科學路徑，必然存在於主體性之內而非主體性之外。希望通過簡單摒棄主體性來克服現代性危機，不亞於一種哲學的烏托邦。問題的關鍵在於摒棄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塑造、構建一種能夠統攝與駕馭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性，使人成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這是當代哲學的使命和應然趨向，也是當代哲學家的天職。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取得歷史性成就，但現代化仍將經歷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當代中國面臨既要實現現代化又要解決某些“后現代化”課題的雙重歷史任務。這就意味著在哲學理論上塑造和構建合理主體性的任務更加迫切、復雜和艱巨，需要中國哲學家付出更多智慧和心血。

　　（作者為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

　　制圖：宋嵩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02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