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一般說來，如果社會財富分配日益不公、社會生活兩極分化加劇、人民大眾生存艱難困苦、民主權力遭受嚴重踐踏，就會引發階級矛盾的激化，進而引起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乃至爆發革命。因為任何反動的統治階級都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其對自身權利的維護往往採取武力鎮壓，所以被壓迫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革命也難免採取暴力行動、進行武裝斗爭。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這樣定義的革命，一般都被賦予進步的含義。
然而，“顏色革命”雖然也叫“革命”，但同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革命是有本質區別的。主要有三點不同：一是兩者目的不同。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斗爭，建立起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權﹔“顏色革命”的組織領導者就是為了拉攏多數選民，戰勝對手、奪取執政權。二是組織領導者的地位不同，領導被壓迫階級起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往往都被統治階級視為非法的、視為鎮壓對象，隻能進行武裝斗爭，隻能把“暴力斗爭”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而“顏色革命”的組織領導者都是有合法地位的反對派，他們可以冠冕堂皇地打著“自由、民主、人權、反腐敗”的旗號，以“合法”的方式搞所謂“街頭和平抗爭”，制造輿論，抹黑當局，煽動民眾對當局執政合法性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造成族群分裂和社會動亂。三是革命結果不同。馬克思主義革命帶來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帶來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顏色革命”在亂中奪權后，往往建立起親西方的政府，不但不能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利益，而且還給“顏色革命”發生國和周邊地區帶來政治動蕩、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社會災難，甚至帶來生靈涂炭。
“顏色革命”首先發生在獨聯體國家。蘇聯解體后，美國很快啟動了所謂“支持新生獨立國家”的計劃，通過《自由援助法》和名目繁多的“單項計劃”，以資金援助為誘餌，在獨聯體各國“培植民主土壤”，“營造民主氣氛”，“物色民主骨干”，“樹立民主榜樣”，著力把獨聯體各國打造成追隨美國的所謂“新型民主國家”。美國先是企圖借助獨聯體各國政府的力量來實施其計劃，但發現獨聯體各國政府並不完全聽命於美國，於是美國又將專項援助轉向了這些國家中的“年輕一代”，以留學、交流、資助項目為名，制定了形形色色策反青年學者的計劃，對這些國家實行所謂“軟滲透”。對此，美國不惜血本，投入資金多達上百億美元，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提供給這些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媒體等民間機構，使其成為親美派，成為“顏色革命”的主力。最早在格魯吉亞“天鵝絨革命”中勝出的薩卡什維利，就是接受美國資助並在美國學習回國的親美派。美國支持“顏色革命”的資金援助往往都是通過美國“非政府組織”來實現的。例如，美國索羅斯基金會這個“非政府組織”就參與過鼓動“顏色革命”的戰略圖謀。2003年格魯吉亞“天鵝絨革命”結束后，其新內閣成員中至少有四名部長都曾與索羅斯基金會有過非同一般的密切聯系。
不否認，“顏色革命”發生的背景和原因都比較復雜，但無外乎國內和國外兩種因素。從國內來看，都是民主法治不夠健全，集權式的統治往往容易形成特權利益集團，導致權力缺乏制約、腐敗滋生、分配不公，進而使社會缺少創造活力、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難以改善，最終矛盾積累、激化，加之文化差異、民族宗教矛盾等，很容易為外部勢力的干涉提供借口、創造條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失時機地煽風點火，大力推動“顏色革命”，採取政府公開支持和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的雙管齊下政策。美國政要公開講話支持反對派發動“顏色革命”已成定式，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稿，竟然用了49個“自由”，鼓勵那些對美國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國家的反對派，給他們撐腰。而在“顏色革命”的准備和進行過程中，美國的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對反對派的大量支持和援助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組織具體實施的。顯而易見，其中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具有明顯的官方背景，是服務於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是 “顏色革命”非常活躍的推手。美國為首的西方把支持“顏色革命”的目的標榜為“人道主義”和“民主”，是為了“解救”“專制、獨裁政權”奴役下的人民。其實美國為首的西方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總試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影響和改變非西方國家的國家意志和政策導向，從而建立起親美國、親西方的政權。
實際上，在已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不因追隨西方意識形態而付出慘痛代價。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既沒給人民帶來民主，也沒給人民帶來利益，隻帶來了政治動亂﹔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引發的是導致上千人傷亡的騷亂﹔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延續下來是民族矛盾激化，國家分裂，武裝沖突，人民流血。以“爭民主、反獨裁、反腐敗”為口號的“茉莉花革命”使阿拉伯世界多國發生劇烈的社會動蕩，反政府示威風起雲涌，直接導致了突尼斯連續四年的沖突和騷亂﹔黎巴嫩的“雪鬆革命”延續下來的是連續不斷的政治動蕩、政局不穩﹔執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總統的黯然下台，並沒有換來埃及的和平安寧，持續的示威抗議和嚴重的流血沖突不斷，連續三年撕裂著埃及社會﹔敘利亞的“顏色革命”早已撕下“和平”的偽裝，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支持下，反對派已經武裝到牙齒，不斷制造流血沖突慘案﹔而伊拉克的“紫色革命”延續下來，則出現了令世人震驚的“伊斯蘭國”的恐怖殺戮。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肆鼓動“顏色革命”，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國家和人民誤以為“顏色革命”是“上帝的福音”。但事與願違，“顏色革命”帶來的只是災難，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清醒：“顏色革命”實際上提供的是“反面教材”。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動“顏色革命”損人而不利己，奧巴馬上台后不得不把布什的“四面出擊”改為“四面握手”。但是禍根已經埋下，美國的中東、西亞政策，特別是鼓動“顏色革命”的戰略，給“顏色革命”發生國和周邊地區帶來了難以平復的創傷，現在成千上萬的難民逃離這些地區，美國和歐洲不得不品嘗自己釀制的苦酒，僅“高風亮節”的德國就要准備承接80萬難民，匈牙利軍警則嚴陣以待，嚴防難民闖關。美國也不得不面臨已經接受難民的歐盟壓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歷史的因果報應出現了。
歷史表明，一旦“顏色革命”離得近了，和平安寧就會離得遠了。於是，發展繁榮就會受阻，族群就會分裂，暴力就會肆虐，社會災難就會降臨，最終受害的還是無辜百姓。香港的“佔中”、台灣的“太陽花”“反課綱”都是所謂“顏色革命”的雛形，雖然翻不了天，但確是個警鐘，我們必須警惕，台港當局和媒體則應該清醒反思。
（作者單位：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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