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產業革命全面推進產業經濟學創新

當前，以“信息和遠程通信”“互聯網技術應用”“納米技術和新材料應用”“新能源和生物電子應用”等為標志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孕育突破，大量新興產業和業態蓄勢待發。這一輪新產業革命的核心是工業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主旨在於革新制造模式、創新產業形態、重建生產組織方式。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經濟學科，產業經濟學理論發展受到歷次產業革命的深刻影響，同時又以其對產業發展機理的深入剖析為產業革命的推進提供理論指導。根據新產業革命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結合產業經濟學的研究現狀，新產業革命將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為產業經濟學創新開辟空間。

企業非縱向一體化經營模式開辟產業組織理論創新空間

產業組織理論的經典范疇是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即SCP分析框架），核心問題是平衡充分競爭和規模經濟的關系。在前兩次產業革命中，伴隨蒸汽機與內燃機的發明和改進、電力技術的廣泛使用，出現了基於大機器生產和壟斷廠商的企業縱向一體化經營模式。19世紀末美國第一家壟斷企業——美孚石油公司的建立，使學界開始認識到基於規模經濟的企業縱向一體化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本輪產業革命中，隨著物聯網、大數據、智慧制造等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深入應用，新產業組織形態將由大企業主導型和供應鏈主導型轉向產業生態主導型。隨著新產業革命深入發展，企業會出現垂直解體和網絡化趨勢，與之相適應的是企業組織結構將進一步扁平化，即非縱向一體化。同時，成本最低也將不再是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優勢來源，地區產業生態、組織網絡、產品訂制化程度等均構成企業的競爭優勢。現有的產業組織理論還沒有對網絡化的產業形態進行刻畫，還不能從理論層面回答產生網絡化、扁平化產業形態的機理及其效應，新產業組織形態的特點已經很難用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進行研究。

面對規模經濟優勢的式微，產業組織理論需要對產業生態、組織網絡化、產品訂制化等新競爭優勢來源進行理論分析，並將其納入產業組織理論模型加以討論。一種可能的理論創新路徑是革新當前產業組織理論范式，理論分析的起點應該從分析代表性企業過渡到分析企業之間的網絡聯系，並將抽象的社會網絡概念量化為理論模型可以度量的變量。另一個可能的方向是彌補現有研究中側重生產效率研究而忽視企業價值鏈測度的不足，將理論和實証研究的焦點都轉向垂直解體后企業核心業務價值鏈的提升，將價值鏈作為評價企業發展水平的重要變量。

工業和服務業高度融合開辟產業結構理論創新空間

傳統產業結構理論將產業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三大塊，認為三大產業隨著經濟發展會出現比例變動，即配第—克拉克定理。但如今新的情況是第二產業（主要是制造業）產業鏈分解並向服務業延伸，工業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產生與發展。制造業的服務化是本次產業革命的新現象，在產品設計、職能分工、生產線構造、流程再造等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顯然，配第—克拉克定理已不再完全適用。產業結構理論中還有一個霍夫曼定理，認為工業發展存在四個階段，整個工業化過程就是資本資料工業在制造業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資本品的淨產值將大於消費品。而新產業革命的主要特點是智慧制造，制造業將會前所未有地秉持需求優先而非成本至上理念，需求的異質性成為新產業革命的不竭動力。在此基礎上，可以預見消費品的比例可能超過資本品，而霍夫曼定理將無法解釋這一新現象。

可能的創新方向是：重新界定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將二者高度融合的部分適當打通，結合當前的產業發展現實，革新產業結構理論研究對象。在此基礎上，還應回答基於新產業革命的二、三產業高度融合的內在機制和發展路徑，並通過建立評級指標體系對產業結構的發展水平進行測度，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理論的再造。

發展中國家新興產業同發性發展開辟產業政策理論創新空間

西方產業經濟學主張依靠市場力量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在此基礎上，日本學者進一步強調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將產業政策置於產業經濟學研究的中心。我國於20世紀80年代從日本引入產業經濟學，也將產業政策作為產業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學界對於政府產業政策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如果說前兩次產業革命中我國都是被動參與和跟隨者，被動嵌入發達國家構建的全球分工體系與價值鏈網絡，那麼，在這次產業革命中，我國已在部分新興產業領域取得了與發達國家的同發優勢，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值得思考的是，在我國這樣的轉型發展中國家，同發性產業發展是否存在不同於西方產業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中國故事”：產業政策在一定條件下是有效的。本輪新產業革命的特點是“兩化融合”，即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有鑒於此，我國既需要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也需要強化產業創新能力。而現實情況是，科研院所佔有主要研發資源而產業化能力較弱，企業研發能力不強卻有較強的產業創新積極性。如果政府不實施相關產業政策，產業創新的局面就很難打開﹔但過度的產業政策可能使產業發展陷入刺激—擴張—膨脹—緊縮—下滑—刺激的循環，存在產能過剩、畸形發展的風險。

如何確定產業政策的最優實施策略？潛在的創新路徑是：引入博弈論中的激勵理論，從微觀機制尋找答案﹔另一路徑是融合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探索兼具理論性與操作性的產業政策實施方案。這一理論創新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也是中國特色產業經濟學的重要生長點。

“互聯網+”產業形態開辟產業形態演變的理論創新空間

“互聯網+”是指以互聯網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術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部門的擴散與應用過程。它是信息化與工業化高度融合的結果，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以人為本的創新2.0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新型產業形態。隨著互聯網加速從生活工具向生產要素轉變，其與傳統產業的結合日益緊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業態更加密集涌現，“互聯網+”這一新型產業形態將成為產業競爭、企業競爭的重要載體，其發展迫切需要學界提供理論支持。目前產業經濟學對該類產業形態的研究甚少，簡單套用現有理論進行解釋又存在嚴重局限性，因此需要針對該領域進行深入的理論創新。

產業經濟學需要回答“互聯網+”產業形態的內生機理與演進機制，刻畫該種產業形態的企業競爭模式和優勢來源，並從理論高度分析其發展路徑與產業政策支持。我國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具備一定優勢。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態勢較好，為產業形態演變的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的實踐來源，有條件產生具有世界影響的理論創新成果。

（作者分別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