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繼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頂層設計后,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一次全面部署。
黨的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的戰略決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這些舉措都表明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和社會現代化最重要的抓手和組成部分。《意見》既是落實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也是基於我國國情作出的戰略部署。它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制度體系和保障措施，提出綠色現代化即“綠色化”核心思想。
“綠色化”是人類發展的主題
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大規律、三大發展”，即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這一重要觀點，是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為發展賦予了新的內涵，其中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對中國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思想和指南。
我國生態建設呈現出三個階段性發展規律。
第一個階段是生態赤字急劇擴大的階段，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資源能源耗竭速度顯著加快。這一階段持續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自新中國建立之后，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資源的供給帶來巨大壓力，人口與資源的矛盾突出。
第二個階段是生態赤字縮小階段，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首次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生態赤字開始縮小。過去十幾年，“十一五”規劃正式提出建立“兩型社會”即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十二五”規劃又強調了“兩型社會”，對資源環境設立了約束性指標制度，有效扭轉了我國重要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不斷上升的趨勢。
第三個階段是走向生態盈余階段，實行綠色發展戰略。我國面臨一個新的發展機遇——第四次工業革命，就是綠色工業革命，包括綠色能源、綠色建筑、綠色工業、綠色消費等，將促進農業綠色化、交通綠色化、建筑綠色化，為21世紀人類發展新道路提供偉大的實踐。
從生態國情來看，目前我國生態建設從生態赤字邁向生態盈余，即從第二階段邁向第三階段。經過“十一五”、“十二五”時期大規模的生態環境投資建設，“十三五”時期，環境保護綜合效益將逐步顯現，主要資源環境指標變化明顯向好，人居環境質量普遍提升，生態盈余存量增加顯著，但總體上仍處於環境破壞與保護、污染與治理相持時期。
我國人口與資源的尖銳矛盾，在產生巨大的資源供給壓力的同時，也對生態環境系統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總體來看，當前中國生態環境整體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在減弱。同時，生態惡化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生態環境建設中，邊治理邊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的問題仍很突出。生態環境整體功能下降表現為：森林質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嚴重，水生態環境仍在惡化﹔農業和農村面臨污染嚴重，食品安全問題日益突出﹔有害外來物種入侵，生物多樣性銳減，遺傳資源喪失，生物資源破壞形勢不容樂觀﹔生態安全受到威脅。同時，急速的工業化伴隨的大規模自然資源消耗過程，也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是農村工業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氣污染。總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有鑒於此，我國的未來發展戰略必然要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而應採取符合中國國情的非傳統現代化發展模式。綠色現代化是中國的必選之路。綠色現代化要求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損耗相脫鉤，實行低度消耗資源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意見》提出：“從根本上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必須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加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生態文明建設關系各行各業、千家萬戶。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匯集民力，實現生活方式綠色化。”
我國的綠色現代化，發展綠色產業，投資綠色能源，促進綠色消費，不僅不會影響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率，還會大大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社會福利，並進一步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共贏。
可以認為，我國的綠色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創新之路，它將不同於從1750年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共同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而是在21世紀上半葉創新的一種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下降乃至脫鉤的綠色發展模式。進入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題是綠色發展，中國現代化的主題和關鍵詞是綠色發展、綠色化，中國有可能不需要也不必要等達到較高收入時再來實施綠色化戰略。
“綠色化”要“五化同步”
從我國生態系統的規律來看，有三個基本認識，應當得以重視。一是認識生態系統的長期性。生態系統具有極強的復雜性，我國生態環境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出現的，而是跟發展方式、生活方式、發展理念、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所以解決也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認識生態系統的急迫性。生態系統存在閾值即臨界值，目前我國的生態承載力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系統本身的閾值，在某些方面逼近閾值。未來二十年時間是實現生態盈余的歷史性拐點，實現中國全面走向生態盈余，實現天更藍、水更綠的核心關鍵期。三是認識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生態文明建設並不能局限於生態系統本身，而是必須全面地考慮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等與生態系統的關系。
《意見》全面考慮了我國生態系統建設的長期性、急迫性和復雜性等問題，提出了全面長遠的規劃，具有戰略性、綜合性和系統性，因此對《意見》的認識也必須從更加全面深入的角度進行考慮，既要各盡其責，也要通曉全局。
《意見》通篇貫穿著“綠色化”的主線，把“綠色化”作為實現生態文明目標的一個重要抓手。“綠色化”既有經濟綠色化動態過程“動”的涵義，也有我們最后享受綠水青山的結果的“靜”的涵義。 從動的角度而言，綠色化與十八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同步”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新的“五化”。《意見》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
中國現代化的主題和關鍵詞是綠色化，對“五化同步”，我們應當認識到綠色化不僅是新“五化同步”的組成部分，更是新“五化同步”的基礎和發展的共同目標。之所以將新五化以綠色化一詞引領，是因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沖擊下，中國未來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必須包含生態文明建設的要素，也就是“綠色要素”。這些要素體現於經濟社會、生產生活等各個環節，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外生約束，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要求，促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向整體綠色轉型。綠色化是手段也是目標，綠水青山的實現必須要依靠於綠色農業現代化、綠色工業化、綠色城鎮化、綠色信息化和綠色基礎設施現代化。隻有在經濟社會實現整體的綠色轉型、綠色化的情況下，中國才可能真正實現徹底的綠色化。
綠色化的中國圖景
中國綠色現代化可通過“三步走”戰略來實施。
綠色現代化在目前階段的目標是“兩降低、三提高”，即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強度（為達到消耗總量峰值做准備）、主要污染排放總量（與經濟增長脫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源生產率水平。
綠色現代化在“十三五”時期目標是：全社會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投資預計將達同期GDP的1.5%﹔ 實行更加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確保耕地面積總量不減少的背景下，實現經濟增長、城鎮人口增長、糧食產量增長﹔力爭實現兩個“脫鉤”目標：一是工業產出增長，工業用水總量開始減少﹔二是農業產出增長，農業用水達到高峰開始減少。到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8800萬千瓦，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我國已成為名符其實的核電大國，按照我國政府已經承諾的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40%-45%的要求，就需要在“十三五”時期將該指標設定減少16%，與此同時也需要單位GDP能耗降低17%，由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進入較低增長階段，如果經濟增長率能夠保持在7%左右的條件下，是能夠實現這些約束性指標的﹔當前，我國大氣污染形勢嚴峻，以可吸入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PM2.5）為特征污染物的區域性大氣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這就需要將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下降10%以上作為“十三五”時期最重要的約束性指標，對不同的地區還可以提出特殊的要求﹔ 我國已經進入“森林盈余期”，出現了“雙增長”，在“十二五”時期中國提前實現了對世界的承諾， 在“十三五”時期還要使綠色生態財富大幅度增長，大幅度提高碳匯能力，森林覆蓋率提高到22.96%，森林蓄積量增加10億立方米。
到2030年，我國將建成生態文明型社會，建成環境保護體系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青山、綠水、藍天的優美生態環境，主要環境質量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綠色發展，全社會形成資源節約的增長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費模式。隨著我國繼續推進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我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形成低污染排放的生產體系，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別低於1500萬噸、1748萬噸，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進一步減少，固體廢棄物處理率達到90%，城鎮污水處理率達到90%。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經濟增長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脫鉤，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代價降到最小限度，生態、生活、生產尋求最佳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的永續發展。
（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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