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艷
民主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永恆話題。要不要民主？要什麼樣的民主？鄧小平曾講，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民主是必須要的。政治民主化已成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趨勢。黨的十八大把“民主”寫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體現了國家對民主的孜孜追求，契合了民眾對民主的深切期望。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提出“三個倡導”，其中倡導的“民主”是怎樣的？是普世價值的民主概念還是在遵循民主一般規律與價值的基礎上創造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毫無疑問，后者才是我們的選擇。當前，我們需要在理論上凝聚共識，隻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民主——定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層面
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離不開國家制度的設計，離不開人民民主權利的實施，離不開政府民主作風的改進。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在定位上既是國家層面的，也是社會層面的，同時又是個人層面的。對應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內涵。
作為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在內涵上體現為基於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國家民主制度，要培育的是中國式民主的話語權，要踐行的是完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序。
作為國家層面的民主首要表現為民主制度。美國學者羅伯特·A.達爾在《論民主》中認為，民主“必須具備某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安排、慣例或制度，盡管這些也許並不能完全達到理想的民主標准，但它仍然使之更接近於這些標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設計並實施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在民主實體上保障了人民民主權利的實施。民主既是一種實體，也是一種程序。程序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實體功能的實現。政治學者俞可平曾做過一個有趣的比喻：“民主就像一個旋轉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轉的過程”，“離開了這個旋轉的過程，民主政治這個陀螺就會倒下，個人的權利就無從談起”。因此，隻有在有效的並且運行通暢的民主程序下，民眾的民主權利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才能成真。因而，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之一的民主，在國家層面來講，健全與優化中國民主制度的實體與程序，是中國共產黨對民主孜孜追求的必然之選。中國共產黨在倡導民主、實踐民主的過程中，形成了基於中國國情與歷史的民主制度，這一民主制度與民主實踐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們暫且稱之為“中國式民主”。學者高民政認為，中國式民主就是指由中國人民以遵循多數決定和尊重少數權利為基本價值理念或理論原則，在中國大地上創造的一種既順應世界政治發展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要求，又符合中國社情民意和體現中國政治文明與中華民族精神，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事實上，民主從來不是隻有西方模式，即便是西方模式的民主也並非隻有美國一種模式。中國式民主在事實上帶來了中國國家的穩定、經濟的復興等等，為什麼一定要在對西方民主的迷信中而否定自我的存在呢？這恰恰反映了中國式民主話語權的微弱。因而，作為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國家需要培育中國式民主的話語權，尤其是在對外的宣傳中。
作為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要倡導的是民主觀念與精神的培育以及開展協商民主、參與式治理等實踐。
在現實生活中，民主被簡單等同於選舉（所謂搞選舉就是真民主，不搞選舉就是假民主），甚至被看作是政治斗爭的手段（本是通過民主方式更換領導卻被看作是政治斗爭的結果）。如此等等關於民主的誤解，充分說明社會的民主觀念有待糾正。政府機關表現出的“臉難看、事難辦”等工作作風，恰恰需要民主的風氣來將這些“君權”、“官權”的錯誤思想一掃而光。中國歷經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時代，民主精神與觀念是最缺乏的。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人們的民主意識在逐步增強，新的民主價值標准也在形成。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認為：“這種新的民主價值標准，在相當程度上吸收了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主理念，包含著一種超越國界的普遍政治價值。”這既是好事情也是不好的事情。說它是好事情，在於中國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中越來越與世界接軌、與世界政治文明有了對話的機會﹔說它是不好的事情，主要在於中國式民主話語權還比較微弱。在國內關於中國式民主還沒有形成完全共識的情況下，新的民主價值標准的形成很容易對中國式民主作出各種簡單評判。習近平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因此，在培育民主精神、民主觀念時，需要在社會進行關於什麼是民主的教育，特別是要通過教育使民眾了解民主具有多樣性，世界並非隻有一種民主文明﹔要使民眾了解到民主具有現實性，中國式民主是與中國的歷史、國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由此形成對民主的理性認知。當然，民主價值觀的倡導更重要的體現在踐行上。認識是從實踐中來的。社會關於民主的認知與體驗絕大部分來自於民主生活的參與。習近平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協商民主以及參與式治理都是民眾感受民主生活、維護民主權利的重要民主實踐形式。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協商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實現民眾最大的利益，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真諦。
作為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民主，應主要表現為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提升民主素養、積極有序地參與民主。
民主在社會中是否有效運行，取決於民主制度的安排，也取決於民眾的個體參與。民主權利被視為實踐民主的“敲門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賦予了我國公民個人的民主權利。珍視並運用好這些權利，是作為個體積極參與中國民主生活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公民民主權利的運用既存在不珍視的現象，也存在無序參與的問題。在基層民主，比如鄉村自治中，由於民主機制不完善，一些地方村民的真實意思表達事實上被掩蓋﹔在一些存在社會矛盾的地方，由於矛盾雙方溝通不暢，容易出現無序民主，甚至引發矛盾沖突。因此，開放、暢通的民主參與渠道要具備。同時，公民實施自己的民主權利都要以法律作為最基本的准則，民主權利的取得是由法律決定的，民主權利的實施與運行同樣也要在法律運行的范圍內進行。
立足歷史與國情打造中國式民主的自信
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民主訴求、民主特點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和國情是密切相關的。民主從來都是具體的，從來都是現實的。新文化運動引來了兩位先生：一位德先生（民主），一位賽先生（科學）。從那時起，中國開始了對德先生的追求。戰爭歲月中，中國共產黨在部分根據地開展了民主政權的建立以及民主選舉的嘗試，如上世紀30年代在蘇區實行的“豆選法”、抗戰時期在根據地實施政權上的“三三制”原則。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與黃炎培關於著名的“歷史周期律”的對答中，道出民主可以防止國家政權重蹈興亡周期律的論斷。這一時期的思考與實踐為后來新中國建立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延續了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友情，也賦予了黨派關系的新意——不是競爭的關系而是合作、超越競爭的關系，同時也開創了協商民主的民主形式。周恩來說過：“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精神不在於最后的表決，主要是在於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毛澤東則把我們的政府稱為“商量政府”。1954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創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制度的設計源於憲法中“國家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規定。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何體現人民的意志？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結合，保証了廣泛的代表性與民主的直接體驗。在中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經濟基礎上保障了人民民主權利的一致性，不像西方國家存在資產階級分權之說。運行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更多被看作是集中民意、凝聚民意，而不是分裂選民、分散民意。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中國式民主是植根於中國文化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以承認不同為前提，兼顧不同利益重視協調，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主張和睦相處，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主張和衷共濟。這種文化上的觀點並非隻停留在文化人的書本上，而是深入中國人現實生活的處世之道中。在遇到有沖突的利益時，提倡協商與協調，尋找不同中的最大公約數，商量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庸辦法。這應該是中國協商民主在文化上的來源。在中國傳統的“家國”觀念中，“國”的“君”成為天下之“君父”，“家”的“民”成為君王的“子民”。在以血緣關系維系的家庭中，子忠於父是一條必然的准則，推及到國家便形成了“民忠於君”的准則。傳統忠君思想中，把人緊緊束縛在宗法等級網中，消磨了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的精神，這是應該批判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忠君”思想中，體現了對於個體要忠於國家、盡職守則的要求。尤其是當傳統中國日漸式微之時，“忠君”思想轉化為“忠國”，國民的責任意識增長，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責任意識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頌揚，深深內化為我們民族血液中的一股愛國情懷。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先國家后個體的民主權利爭取順序以及重集體輕個體的偏倚。這一切都是與中國所走過的道路與文化密切相關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仁政”的思想，賦予中國式民主以“德政”的滋養。“民本”思想強調社會以人為本、國家以民為本，“仁政”思想強調寬以待民、親民、愛民的理念，這些給了這個國家民主運行更多的人文關懷。
我們從歷史、國情、文化等方面找尋中國式民主發展過程中一路走來的印記、緣起，是為了尋找中國式民主形成的影響因子。我們探討了傳統文化對中國式民主的影響，是為了找尋中國式民主的文化淵源。在全球化時代，世界文明的相互借鑒已經成為一個趨勢。民主在中國的實踐也存在不少問題，但不能就此把中國式民主盲目否定掉。
在實踐中完善提升中國式民主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沒有它會更糟糕。因此，我們能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在實踐中將其完善與提升，實現民主的價值，而不是單純停留在民主的辯思中。
讓法治為中國民主制度的運行保駕護航。民主制度的平穩運行需要法律作強有力的保障，這一結論的得出來自於歷史的教訓。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將我國的民主制度確立下來，使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運行有了法律依據。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把法制作為民主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法制建設的重點集中在制度法規體系建設，即法“制”。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我國的制度法規體系相對完備，但是“法治”即運用法律來治理的模式仍需大力完善。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化。如何既要防止民主脫離法治軌道、又要使制度法規充分體現民主內容仍是一個重要議題。民主的法治化，一方面是要法制在民主運行的細則方面做出規定，另一方面，還要體現為“良法之治”，即它要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體現民主價值的訴求。
在民主生活中走群眾路線，營造良好的民主氛圍。沒有民眾的廣泛參與，民主制度與民主觀念都是冰冷僵硬的，隻有民眾的廣泛參與，民主制度以及民主觀念才會活起來。蘇長和教授在《民主政治研究的誤區與轉向》中指出，“民主”這個詞，在中國政治資源和語境下，其含義是極為獨特的。將其拆開，至少存在三個相互遞進的含義。“民為國主”、“以民為主”，此為國體之本﹔“為民作主”，此為執政者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隻有在前兩者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群眾路線是保証民主的重要活力。
投票、選舉是民主的一種形式和內容，但不是唯一的。從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來講，民眾隻有參與到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反饋等環節，才算是逐步接近該目標。“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群眾路線運用到民主決策中，既可以保証決策的民主性，也能關切到民眾的利益。群眾廣泛參與到民主監督中，既可以發揮民眾的民主權利、營造良好的民主氛圍，又可以在反腐、防貪等方面發揮功效。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組織以及公民個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政府需要轉變以前的“管理”觀念，更多地轉向“服務”觀念上來，走群眾路線，轉變工作作風，培育民主風氣。
自我提升與社會引領相結合，促進公民個體民主素養的養成。公民不僅是民主運行的參與者，還是民主的行為主體。那麼公民需要具備怎樣的民主素養呢？結合西方政治文明與中國內生政治資源而言，公民民主素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尊重與包容。在民主生活中，公民的意見需要被尊重也需要尊重他人的意見，並且能夠容忍差異性。第二，責任與擔當。公民社會需要熱心腸。第三，自主與理性。公民參與民主生活，所表達的意見以及方式不受他人支配，能夠自主表達與支配自己的民主行為，表現為自主性。同時，還要具備理性，尤其是在民主協商出現突出的矛盾時，能夠避免沖突，尋找最大的公約數。如何養成民主素養呢？杜威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的觀點，民主素養的養成也隻有在民主生活這個真實的場景中進行。公民個體在民主生活中體驗民主點滴，養成民主知識與能力﹔社會在民主生活中引領民眾有序參與民主，間接促成民主素養的養成。
中國式民主需要在固守與開放中，既要充分珍視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內生政治資源，建立起中國式民主的自信，又要借鑒西方政治文明，尤其在民主細節方面需要做較大的提升與變革，更加注重維護個體的民主權利、更加注重暢通民主渠道、實現充分的民意表達，達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目標。
（作者單位：天津中醫藥大學社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