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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與新國家:1949年文化界在協商建國中的作用

儲著武

2015年10月08日16:04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 要﹞在創建新中國的關鍵時刻,文化人的命運加速分化,有些人遠走異國他鄉,大多數人則選擇留下來為新國家服務,其背后體現的根本政治問題是究竟跟國民黨走還是跟共產黨走的問題。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人參與討論了新中國的建國方案和施政綱領,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物質條件﹔同時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高度認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思想文化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既是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治邏輯的合理運用,又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歷史邏輯的必然發展。

﹝關鍵詞﹞文化界 協商建國 新政協 新民主主義文化

﹝中圖分類號﹞K27﹔D66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5)04-0034-11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其中關鍵一條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由此揭開了創建新中國的序幕。在創建新中國的關鍵時刻,文化人的命運加速分化,有些人遠走異國他鄉,大多數人則選擇留下來為新國家服務,其背后體現的根本政治問題是究竟跟國民黨走還是跟共產黨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國方案是通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最終實現創建新中國的目的。這種建國路徑在召開新政協時得到了包括文化界知識分子在內的各民主力量的廣泛參與。以往學界較少關注某一群體力量在新政協中的表現及作用,對於文化界人士參與創建新中國的研究很少。鑒於此,本文以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的活動為中心,來探討當時文化人與新國家構建的復雜歷史過程。

一、文化界代表的來源

(一)解放戰爭后期知識分子力量的分化與聚合

解放戰爭后期,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在國共兩黨之間選擇一方,否則難於立足。盡管戰爭大勢朝著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方向發展,但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知識分子中仍然普遍存在著“恐慌”情緒,並表現出對自身前途命運的憂慮。如馮友蘭指出:“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2﹞知識分子力量逐漸發生分化:一是部分知識分子替國民黨統治服務,公然站到人民的對立面﹔二是部分知識分子既對國民黨統治失望,又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或誤信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因而對前途命運充滿憂慮,這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極為明顯﹔三是部分知識分子認識到“中間道路”完全行不通,自覺地站到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人民一邊,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對於這種分化現象,當時有人認為:“大體上說,這種分化是兩種式的:一是為統治階級幫凶﹔一是革命(如果教育界言論界是絕對獨立自由的,則此兩界中還可以容納一批‘中間分子’﹔既然教育與言論不容易脫離政治的影響,則要大批人走‘中間路線’似乎是不可能的)”。﹝3﹞中國共產黨則認為,這種分化從統戰的角度來說有利於中國革命,一方面可以利用各種文化手段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欺騙宣傳,另一方面可以積極爭取已經改變立場或尚在猶豫觀望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如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領導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北平利用新聞、文藝作品等開展宣傳教育工作,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丑惡面目。﹝4﹞又如,1948年年底,田漢在北平見到徐悲鴻,轉告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囑托:“希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北平,並盡可能在文化界為黨多做些工作。”﹝5﹞徐悲鴻深受感動,第二天即到齊白石家去勸說他不要離開北平,告知中國共產黨尊敬所有對文化有貢獻的人,齊白石遂取消了香港之行,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中國共產黨對於知識分子狀況的准確判斷和團結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政策取得了積極效果,為以后文化界知識分子參加協商建國工作奠定了基礎。

對於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生存與發展之路何在?有人認為:“以后的問題,不是人家對知識分子怎樣,而是知識分子本身對國家如何貢獻,以及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6﹞還有人認為:“問題,並不是什麼中共對於知識分子怎樣對待,而是知識分子本身應該走怎樣的路。”﹝7﹞朱自清提出:“知識分子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幫閑幫凶,向上爬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這種人﹔一條是向下的。”﹝6﹞(p.12)這裡的“向下”,指的是知識分子要走向民間,要為大眾服務。雷潔瓊認為:“今天知識分子的任務,一定要認清楚在人民世紀中自己的社會地位,堅定的立在人民的立場,與大多數人民共同努力奮斗,國家有出路,知識分子才有出路的。”﹝6﹞(p.13)還有人提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當前唯一的大道。這是目前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7﹞“為人民服務”成為知識分子實現重新聚合的唯一出路。

(二)文化界知識分子力量的來源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時,文化界按照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教育、社會科學、新聞重新調整,並成立專門團體派出代表參加會議。那麼,這些文化界知識分子代表的來源究竟有何特點?其一,從政治身份來說,文化界代表中的一部分是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斗爭和團結依靠的重要力量﹔還有一部分是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這些人成長於革命斗爭中,積極宣傳貫徹黨關於文化的思想和觀點,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文化工作的根本力量。其二,從區域劃分來說,文化界力量主要來自解放區、國統區(或稱未解放地區)以及香港,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的召開可以說是文化界的一次“大會師、大團結”。

以文藝界為例,1949年5月, 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文代會)籌備委員會發布了代表資格與產生辦法。該辦法規定:“一、當然代表,五大解放區(華北、西北、東北,華東、中原)文協的理事及候補理事,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及各地分會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為當然代表。二、聘請代表,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被聘為大會代表:(甲)解放區內省、市、或行署一級以上,部隊兵團一級以上的文藝團體或文藝機關的主要負責干部。(乙)從事文藝工作者有十年以上歷史,對革命有一定勞績者。(丙)思想前進,文藝上有顯著成績者(包括民間藝人)。”﹝8﹞最后,籌委會決定邀請的代表共753人,其中老解放區445人,新解放區與待解放區308人,這些代表“包括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9﹞

文代會結束以后,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下簡稱文聯)推選了參加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的代表,既包括來自解放區的周揚、鄭振鐸、丁玲、趙樹理等,也有來自國統區和香港的徐悲鴻、蔡楚生、史東山、巴金等。在新聞界參加會議的代表中,來自解放區的不到半數,大部分代表來自國統區及香港。﹝10﹞社會科學界、自然科學界、教育界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界代表中有不少來自香港,這是因為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后,國民黨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和對民主人士的迫害日益加劇,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安排下,從1946年下半年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進步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干部陸續撤離到香港,開展對內對外工作。因各種文化力量匯集到香港,即使是在國內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香港卻出現了文化發展的戰時繁榮景象。正如光波描述的:“他們集到香港后,為了他們的職業是文化事業,所以出版刊物蓬勃一時,無論文藝,經濟,政治的刊物,都出得一樣多……其他的文化工作者,所能做的工作不外是教師,辦報館,雜志,寫稿等工作,但這些工作很有限,而找尋的工作者無窮,在平均幾百人才有一個中學生的中國裡,香港卻鬧起知識分子過剩了……”﹝11﹞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積極響應召開新政協。隨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安排下,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北上”。從1949年8月上旬至9月,由上海、香港等地前來的戲劇家田漢、焦菊隱、美學家蔡儀、電影導演王蘋、著名記者楊崗、高吉、高芬、作家鳳子和其丈夫沙博裡(美國人)等幾十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先后由天津秘密轉移到解放區。﹝5﹞(p.248)對於“北上”,鄧初民在日記中描述說:“行將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國的土地,親眼看到新民主政權的一切,並享受新民主政權下的各種民主自由幸福,這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12﹞據負責護送工作的華潤公司統計,他們歷經艱險先后分七批次把350多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愛國華僑從香港秘密送回內地,保証了新中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13﹞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不僅參加了新政協,還在新中國的文化機構中擔任了重要職務。

二、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的過程

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的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一)響應階段(1948年5月至1949年6月14日)

1948年5月,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理事郭沫若、馬敘倫等在香港發表聲明,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認為“在一個多黨多階層而又經濟落后的國家,通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共同舉行政治協商,來確定國家大政方針,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確是解決國是的唯一正確道路,亦是中國學術所賴以發展的道路”。﹝14﹞5月8日,《華商報》舉行“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翦伯贊在會上發言說:“召開新政協這是人民和各黨派共同的要求,可以使人民和各黨派更能發揮其能力。”﹝15﹞6月4日,在香港的柳亞子、茅盾、胡愈之、鄧初民、侯外廬、黃藥眠等表示,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提議“真太合時了”,“熱烈贊同”。﹝14﹞(p.39)9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籌備新政協的各項工作。11月25日,中共中央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達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協議規定,新政協籌備會由23個單位組成,其中有“文化界民主人士”﹔同時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有38個,其中包括“文化界民主人士”、“教育界民主人士”、“新聞界民主人士”。﹝14﹞(pp.67~68)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人士共同協商的結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5日,來自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35人乘“天津解放號”專車到達北平,其中有文化界人士茅盾、鄧初民、侯外廬和洪深。﹝16﹞2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北平市委員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熱烈歡迎由東北、天津、李家庄來北平及留在北平的各方民主人士、各團體的代表,其中文化界有茅盾等15人、教授張奚若等18人。﹝14﹞(p.131)3月14日,在北平的民主人士錢俊瑞、馬敘倫、茅盾等20多人就北平解放以后大學教育管理問題舉行座談會,討論大學的機構調整與合並、國立大學課程如何改造及對私立大學的方針等問題。﹝14﹞(p.133)4月6日,新聞界民主人士胡愈之、劉尊棋、楊剛、趙超構等20多人舉行座談會,討論了平津報紙、通訊社等的接管問題﹔對解放區報紙的印象及其優缺點和建議﹔國營、私營報紙處理上的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相互配合等。4月10日,教育界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討論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方針、政策問題。12日,教育界民主人士舉行第三次座談會,討論接管寧滬地區教育工作問題。13日,新聞界民主人士舉行第二次座談會,討論關於私營報紙問題。20日,教育界民主人士舉行第四次座談會,討論接管寧滬地區教育問題。﹝14﹞(pp.136~139)

6月11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議在香山舉行,會議商定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23個,共134人,並確定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人選。﹝14﹞(p.143)至此,新政協籌備會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務是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掀起召開新政協運動。

(二)籌備階段(1949年6月15日至9月20日)

1949年6月15~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16日,籌備會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明確規定“文化界民主人士”是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23個組成單位之一。﹝14﹞(p.169)文化界民主人士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侯外廬、曾昭掄、歐陽予倩、田漢7人參加籌備會,﹝14﹞(p.178)並分別參與籌備會各小組的工作。曾昭掄在第一小組,參與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代表人數﹔葉聖陶在第二小組,參與起草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侯外廬在第三小組,參與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沈雁冰、鄭振鐸、田漢、歐陽予倩在第六小組,參與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14﹞(pp.183~184)但由於“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議就要召開,另外科學會籌備會已經成立了,社會科學工作者籌備會也要成立”,所以將文化界民主人士“化成三個單位”。﹝14﹞(p.188)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重新調整后的文化界單位和名額分配如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15人、中華全國科學會議籌備委員會15人、全國教育界15人、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15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12人。﹝14﹞(p.172)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以后,文化界的工作重心轉向成立全國性文化團體。7月2~19日,文代會召開,會后成立了全國統一的文學藝術界組織——文聯。7月14~17日,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召開。7月23~27日,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召開。7月13~18日,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籌備會召開。7月13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當時,郭沫若用“文化上的五大野戰軍”來形容文學藝術工作者、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並指出這五個團體先后在北平“召開代表大會,以期擴大並鞏固今后的文化戰線,這是空前未有的盛事”。﹝17﹞此外,還有一些全國性文化團體相繼成立,如7月21日,全國舞蹈工作者協會成立﹔7月22日,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會成立﹔7月23日,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成立﹔7月24日,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成立﹔7月26日,中華全國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成立。

“文化上的五大野戰軍”均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的規定推選了參會代表,詳細情況參見表1。

表1 “文化上的五大野戰軍”推選的參會代表

單  位 代 表 名 單 總數

(人)

正式代表 候補代表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 沈雁冰、周 揚、鄭振鐸、丁 玲、田 漢、蕭 三、柯仲平、趙樹理、陽翰笙、巴 金、徐悲鴻、蔡楚生、史東山、胡 風、馬思聰 艾 青、曹靖華 17

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

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 成仿吾、葉聖陶、錢俊瑞、林礪儒、張如心、晁哲甫、陳鶴琴、俞慶棠、竺可楨、江恆源、湯用彤、葉企孫、楊石先、戴白韜、柳 湜 江隆基、葛志成 17

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 陳伯達、陳紹禹、范文瀾、謝覺哉、鄧初民、王學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贊、侯外廬、張志讓、閻寶航、錢端升、樊 弘、吳覺農 李木庵、胡 繩 17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

協會籌備會 胡喬木、金仲華、陳克寒、張磐石、鄧 拓、惲逸群、楊 剛、邵宗漢、徐邁進、劉尊棋、王芸生、趙超構 徐鑄成、儲安平 14

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

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

籌備委員會 梁 希、李四光、侯德榜、賀 誠、茅以升、曾昭掄、劉 鼎、嚴濟慈、姚克方、惲子強、涂長望、樂天宇、丁 瓚、蔡邦華、李宗恩 靳樹梁、沈其益 17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名單》,《人民日報》1949年9月22日。

“這些全國性群眾團體的成立,把社會各界群眾進一步組織起來,是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組織准備之一”。﹝18﹞這個階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務是參與新政協籌備會,成立各自的全國性文化團體,選舉並派出正式代表參會。

(三)正式召開階段(1949年9月21~30日)

首先,文化界代表參與討論了《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文件,並表示要為新中國文化建設服務。如9月23日,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首席代表成仿吾在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上指出:“我們教育工作者十七名代表,對於兩個組織法與共同綱領曾經詳細討論,我們一致完全擁護對於建設新的中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件。”﹝14﹞(p.333)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首席代表陳伯達指出:“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代表們一致擁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三個草案,認為這三個歷史文件是百年來中國人民斗爭成果的總結,又是中國人民今后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方案。”﹝14﹞(p.345)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首席代表沈雁冰表示,全國文藝工作者全心全意擁護三大文件,並盡最大的努力,運用各種各樣的文藝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宣傳和教育。“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文化思想戰線上斗爭的任務,是艱巨的,而且是長期性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提高自己,教育自己,和文化界人士以及全國人民一起,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文化建設而奮斗”。﹝14﹞(p.357)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首席代表胡喬木表示,在全體會議通過這三個文件后,新聞界決定用實際行動來加以擁護,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宣傳,“要把三個文件的意義和整個人民政協的意義向全國人民作反復的廣泛的宣傳,號召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為實現共同綱領和人民政協的一切決議而奮斗”﹔再一個是監督,“要用人民輿論的力量,協助人民監察機關,來監督各級政府和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是否忠實地執行共同綱領和人民政協的一切決議”。﹝14﹞(p.362)24日,特邀代表梅蘭芳發言指出:“新政協的共同綱領是目前最適宜、最理想的建國方針。所以我們必須要切實遵守,腳踏實地,大家負起責任來做。”﹝14﹞(p.390)25日,特邀代表周信芳說:“我們一定要喚起戲劇界全體工作者擁護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偉大建國工作,並學習共同綱領等幾個基本大法。提高大家對自己的國家和政府的熱愛與認識。”﹝14﹞(p.452)27日,無黨派人士李達說:“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共同綱領,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馬列主義教科書。”﹝14﹞(p.464)同日,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代表林礪儒認為“今后教育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工農大眾”。﹝14﹞(p.478)

其次,文化界代表參與分組委員會的工作,為會議的召開做出了貢獻。如表2所示:

表2 文化界人士參與一屆政協全體會議六個分組委員會工作情況

單 位 政協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 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 政府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 宣言起草委員會 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 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

文 聯 丁 玲 周 揚 胡 風 蕭 三 徐悲鴻、田 漢、

鄭振鐸、沈雁冰

自然科學 曾昭掄 侯德榜 賀 誠 嚴濟慈 茅以升 梁 希

教 育 葉聖陶 錢俊瑞 俞慶堂 張如心 晁哲甫

社會科學 陳紹禹 鄧初民 謝覺哉 艾思奇 翦伯贊、范文瀾

新 聞 張磐石 惲逸群 邵宗漢 胡喬木 陳克寒

資料來源:《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上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頁。

一屆政協全體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文件。10月1日,文化界代表參加了開國大典,見証了新中國的誕生。這個階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務是同各民主力量一起參加一屆政協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共同綱領》等政治文件,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三、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的特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與各方民主力量一起共同開啟了當代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文化界高度認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后,郭沫若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今天我們應該學會為人民服務,使一切科學,技術與人民生活和實際需要結合起來,這樣我們的文化學術工作者,才能對新中國有所貢獻。將來新政協成立后,有文化學術界的代表參加,希望我們文化學術界的朋友,首先要從自己本身做起,真正做到知識分子與工農親密攜手,完成光榮的建國大業。”侯外廬說:“我們是有十二分的信心來創設起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美麗花園的!”沈雁冰表示:“文化界人士因此有足夠的信心,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文化事業一定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因為人民政府是扶植進步文化的,而且翻了身的工農兵,他們需要文化,他們能夠自由地創作和享受文化,他們會是文化界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19﹞田漢表示:“我們參加政協也正是要替中國新文化的發展,爭取更優越的條件……我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實在有無限光明的展望。”楚圖南表示:“由於這次的會議,將成立全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一方面積極從事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文化上的建設,同時也應該提高警惕,尤其是文化界的朋友,要對殘余的反動力量——封建、買辦、官僚勢力作無情的斗爭。”他說:“是的,我們要建立新的生活態度和新的工作態度。以嶄新的為人民服務的新精神,以有力的勞動者的雙手,投入新的時代,參加了新社會的建設大業。一切舊的渣滓,舊的習氣都得改過。”﹝20﹞7月,“文化上的五大野戰軍”分別成立各自的社會團體,均表示要為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而努力。如中華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議召開時會場即高懸“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標語等。﹝21﹞一屆政協全體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等文件,對新中國成立以后文化建設的原則和政策做了詳細規定,﹝22﹞文化界民主人士紛紛發言,表示認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

《共同綱領》關於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原則和政策的規定,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原則”、“兩個方向”、“七大事業”。“一個原則”是指要以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為根本原則,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兩個方向”是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養國家所需的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七大事業”是指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社會科學、體育衛生、自然科學、思想道德七個方面。其中,“一個原則”是靈魂,“兩個方向”、“七大事業”是“一個原則”的具體展開。《共同綱領》關於文化教育的政策規定,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而文化界作為發展文化事業的主體力量,他們的思想認同和積極參與則是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開展的關鍵。

(二)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體現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則

在《共同綱領》起草、修改的過程中,從中國共產黨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協全體會議的召開,共經過了七次討論:“由到達北平的全體政協代表分組討論兩次,綱領起草小組討論三次,籌備會常委會討論兩次。此外,政協各參加單位還組織各自成員進行了討論。代表們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暢所欲言,互相商討,真正做到了集思廣益”。﹝23﹞

再從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的產生來看,“文化界民主人士”先是以一個獨立單位,后來變成多個單位參加新政協。對此,李維漢解釋說:“人民革命戰爭大規模勝利發展,廣大的國土及許多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況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半年期間,許多全國性的人民團體成立了”,“原來擬議上,有文化界民主人士一個單位,現在因為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議就要召開,另外科學會籌備會已經成立了,社會科學工作者籌備會也要成立,所以將它化為三個單位”。﹝14﹞(pp.187~188)周恩來指出,“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體現“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重點,照顧到包括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等各個方面。﹝14﹞(pp.207~208)林伯渠甚至用“非常慎重、非常嚴肅”來形容確定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與名單的問題。﹝24﹞

從文化界代表參加新政協的實際感受來看,建國的整個過程充分體現了協商精神。1949年6月,參加政協籌備會的文化界民主人士侯外廬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勝利地閉幕了,這是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初步工程,不但滿足了中國人民的期待,而且史無前例地開創了光輝的新紀元”,“我敢以忠於真理與學術的態度說,新政協籌備會的民主程度比資本主義的假民主,高出了一百萬倍,是真正具有廣大代表性的自由形式,是新民主主義的創作。”沈雁冰說:“這次會議是充滿了民主與團結的精神。”民主教授張奚若表示:“現在雖然還是新政協籌備會,但可以看出中共如何虛心地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共商國是的精神。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一個教授算個什麼?現在不同,同樣可以參加協商會議,此次協商會議,不管你是那方面的人,如文化界,不管你是教書的,編劇的,寫小說的,隻要是革命的進步的,就有資格參加,就可以發表有利於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意見。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會議,確實代表了各方面的要求與利益的﹔制訂的綱領,確實得到各民主階層歡迎與擁護的。”﹝19﹞

在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上,文化界首席代表以及特邀代表、無黨派人士均作重要發言,表達了對《共同綱領》的認同。9月23日,特邀代表陶孟和說:“我們從事教育、科學的人們,應該貢獻我們最大的努力……我們在一方面要普及科學,普及教育,而另一方面還要發展高深的科學,發展高深的教育。這特別是我們教育界、科學界的人們所應該擔負的任務。”﹝14﹞(pp.336~337)27日,無黨派人士代表李達說:“我們從事於新哲學、新史學、新經濟學、新政治學、新法學等的研究或著作時,一面要注意闡揚這個共同綱領的旨趣,同時,我們的思想和筆鋒,要指向社會主義,對於廣大的讀者和工作者,指示社會主義的方向。隻有這樣,才能正確的宣傳毛澤東思想,提高社會科學的水平。”﹝14﹞(p.465)

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本質上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原則。對此,胡喬木后來指出:“召開政協和擬定綱領的過程,突出體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派協商精神……這種精神,為我國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種寶貴的傳統。”﹝23﹞(pp.567~568)這裡所說的黨派協商精神,指的就是人民民主原則。

(三)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是五四以來新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出現過多次文化思潮。僅在20世紀30年代,文化界就出現過本位文化建設論、全盤西化論、新啟蒙運動、學術中國化等思潮。不可否認,這些文化思潮大都希望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目的,但由於階級立場不同,最終效果也完全不同。盡管國民政府舉起了三民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採取的是文化專制主義政策,限制和打擊新文化的發展,也就不可能發展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中國共產黨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高舉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幟,主張通過奪取政權為新文化發展掃清障礙,強調文化要為工農兵和大多數人服務,最終實現建設人民文化的目標。

文化人作為特殊的群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古已有之,他們希望參加協商討論新國家、新政權的工作,這從文化界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可見一斑。如有人表示:“我們人民革命的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前途,就使得那一切在過去還沒有參加革命行列的全國知識分子,得到了一個空前沒有的報效人民和改造自己的一切可能機會……現在大家來參加即將到來的准備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生產大革命,參加全國即將到來的准備把文化落后變成文化先進的文化大革命,為時是並不晚的。”﹝25﹞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是五四以來新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文化界參與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選派代表參加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為新中國的創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首先,文化人參與新國家的構建,討論新中國的建國方案和施政綱領,促進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提供了政治基礎和物質條件。正如列寧所指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26﹞1949年7月,中國共產黨亦明確表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27﹞

其次,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高度認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思想文化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希望同文化界一起討論具體政策,真正解決新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界參與協商建國,既是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治邏輯的合理運用,又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歷史邏輯的必然結果。

﹝參 引 文 獻﹞

《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人民日報》1948年5月2日。

馮友蘭:《三鬆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劉緒貽:《退無以守,進必以戰》,《觀察》1948年第4卷第19期。

《解放戰爭時期北平第二條戰線的文化斗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晉察冀革命文化藝術大事記》,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頁。

李純青等:《知識分子的新方向》,中國建設出版社1949年版,第8頁。

澤:《知識分子往何處去?》,《透視》1949年第2期。

《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六月五日在平召開 籌委會發布代表產生辦法》,《人民日報》1949年5月3日。

《文代大會開幕前夕郭沫若先生發表談話 說明大會的主要目的與任務》,《人民日報》1949年6月28日。

石光樹編:《迎來曙光的盛會——新政治協商會議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頁。

光波:《香港的文化界》,《新人》1948年第2卷第1期。

《中共黨史人物傳•文化卷》精選本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紅色華潤》,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82~83頁。

《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上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

《翦伯贊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頁。

《李濟深等民主人士由沈抵平 在平中共負責人親赴車站歡迎》,《人民日報》1949年2月28日。

郭沫若:《向軍事戰線看齊——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而寫》,《光明日報》1949年7月2日。

《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70~971頁。

《訪問新政協籌備會代表》,《人民日報》1949年6月20日。

丘望:《訪問新政協籌備會代表》,《光明日報》1949年6月22日。

《籌開全國教代會議 籌備會議昨完滿閉幕 朱總司令號召加強團結恢復發展人民文教事業》,《人民日報》1949年7月28日。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頁。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頁。

《林伯渠文集》,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頁。

楊琥編:《“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72頁。

《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頁。

《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文代大會開幕 相信人民文藝運動能大大發展》,《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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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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