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奇
五、看增幅更看比重
市場的主要功能是做大蛋糕，制造差距，政府則要分好蛋糕，熨平差距。以“共同富裕”為宗旨的社會主義中國，在資源配置問題上尤其要把以人為本落到實處，在奔向小康的路上決不能讓一個村落、一個農民、一個貧困人口掉隊。然而現實中，一是今天世界大格局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研究了近100年來人類社會財富變化，100年來人類總財富增長了8倍，然而，富人的財富卻增長了128倍，富人財富增長速度遠超社會財富增長速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應該在資源配置上做好調控，分給窮人更多的蛋糕，給他們創造更多的機會。二是我國當前的財政支農比重過低。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的總體規模不斷擴大，從1990年的307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02億元，增長了45倍多。從基數看，絕對數量不小，但從支農佔全部財政支出的比重來看還較低，多年在6%∼7%之間徘徊，2014年也隻佔9.2%，比2013年9.5%還下降了0.3個百分點。目前，我國有270萬個自然村，1.8萬個鎮、600多個市，有9億農民和4億城裡人。我國的公共資源配置重點向1.8萬個鎮、600多個市的4億城裡人傾斜，而270萬個自然村和9億農民獲得的公共資源微乎其微。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不僅財政支農的相對規模仍然較小，而且財政支農資金佔全部財政支出比重更低，也慢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財政支農支出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30%∼50％，而我國財政支農的比重尚未超過10％。同樣，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農業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的財政投入均達到農業產出的25％以上，日本的該項比重甚至達到45％以上，這都高於中國目前水平。由此看來，我國財政支農的比重亟需大幅提高。另外，鑒於我國農產品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有效利用國際貿易規則，增加對農業的財政投入仍至關重要。應清醒地看到，這個利益分配，是作為基礎產業的一產與二、三產業的PK，是9億農村人與4億城裡人的PK，是270個自然村落和600多個城市、1.8萬個城鎮的PK。
六、用黃箱更用綠箱
世貿組織設置了黃、綠、藍三箱政策。“黃箱政策”是指農業補貼進入成本，干擾市場價格﹔“綠箱政策”是指補貼不進入成本核算，不干擾市場價格﹔“藍箱政策”指限產計劃下給予的某些直接支付，比如休耕補貼政策，中國沒有休耕政策。我國的“黃箱政策”已經用盡。入世時我們承諾的黃箱補貼上線不超過農業產值的8.5%（發達國家為5%，發展中國家為10%），有些農產品補貼已經超越上限，再補貼就違反世貿規定。
“黃箱”已經關閉，“綠箱”應全面打開。像農業科研、土地整理、農田水利、農村道路、扶貧開發、農民培訓、科技推廣、自然災害救濟補貼等都應該加大投資力度，村村通隻通到村部而不是每個自然村。道路是農業發展的經絡，生活的道路通了，生產的道路還無從談起。水資源是農業發展的命脈，我國目前的有效灌溉面積僅為52％，更何談旱澇保收，旱澇保收是傳統農業都追求的目標，而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連有效灌溉都很難做到，現代化如何“化”得起來？再如農電、治污、扶貧等有很多地方都可大做文章。農產品安全、糧食安全是國家的安全，不是農民的安全，也不是基層政府的安全，更不是糧食主產區的安全，國家要保糧食安全，首先應保的是糧食主產區的能力安全，不改變這些地方靠天收的困局，就談不上能力的安全，糧食安全則無從談起。能力安全的關鍵就在於配套的農田水利、農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跟上。
七、靠行政更靠市場
據專家預測，我國每年僅農村發展資金缺口就達上萬億元。有限的財政資金隻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必須引導社會資金投資“三農”。當前，特別是要鼓勵發展“草根金融”。作為“草根金融”的農村金融本土力量，對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它可以整合零散資金，把零錢變整錢，把小錢變大錢，把死錢變活錢，充分發揮資金整體效益﹔可以增強農民的金融意識、增長農民的金融知識﹔可以培養農民的群體意識和集體精神﹔可以激活農民發展經濟的內力﹔可以開發農民的誠信意識﹔可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可以強化農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可以推進民主精神的培育﹔可以探索發展農村高端服務業﹔可以實現從“組織農民”到“農民組織”的飛躍，等等。
財政應堅持引導、鼓勵、支持的政策方針，大力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本土組織力量，即資金互助組、資金合作社、小額信貸公司以及村鎮銀行等﹔二是本土資本力量，即融通本地資金的需求與供給﹔三是本土人才力量，即培育農村金融人才。三股力量的聚合構成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它具有自下而上生成、地域性強、規模小、“軟信息”（如人與人之間的血緣、輩分、宗族關系，借款人的工作能力、經驗、信譽、貿易相關博弈等）以及“抵押品替代”作用等特點。
大力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一是做好與外置金融的對接，即財政惠農資金與金融機構支持三農信貸對接，達到一定標准可以給予補貼。二是在中西部地區廣大農村，財政應撥出專款用於啟動資金，在村一級著力培植內置金融的資金互助組。三是大力培植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內部發展資金互助組織。按照成員封閉，存貸業務封閉，資金報酬視經營狀況確定，不事先給出固定標准的原則，讓合作社成員自由加入，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解決合作社成員自身的資金需求問題。四是財政部門應配合地方政府把培育農村金融本土力量作為基礎性、戰略性的系統工程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切實抓緊抓好。
八、促發展更保生存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當前，各級政府促發展、保就業的壓力較大。但我國農村還有近一億貧困人口，按照國際上人均每天消費低於2美元的標准，這個群體更大。這麼一個龐大群體，每年扶貧資金僅400多億元，平攤到每個人僅有200多元，無法解決實質性問題，他們是弱勢中的弱勢。再加上扶貧資源分散，精准扶貧很難精准。中國式扶貧依然延續的是計劃經濟時代“包打天下”的思維模式，想讓所有的窮人都能發財致富，這不現實，也不可能。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制度下，都有一個沒有發展能力和發展意願的弱勢群體，需要政府兜底，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在發展致富的問題上，政府隻能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為其提供條件、創造環境。最發達的美國依然還有6000多萬人靠政府補貼生活。中國扶貧問題就在於該保的如基本生活、教育、醫療、住房等沒有徹底保到位，而在發展致富上過分用功夫，卻收效甚微。
當下應當採取的措施是該保的，徹底保，徹底兜底，讓應保者無生存之憂，一人一年4000元，全國上億貧困人口也不過4000億元的開支﹔能扶的量力而行，按市場規律漸次推進，不可花錢樹典型造成新的社會不公。隻有把“保”和“扶”的關系弄清楚，中國扶貧才能走出誤區。保生存眼下還應特別關注“裸老族”問題，即第一代農民工。由於年齡、技能、體力等方面的原因，第一代農民工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農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鄉意願的僅佔7%，但現實是在城裡買房的僅佔0.7%，這兩個“7”的巨大反差，值得深思。由於各方面都不願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數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無法實現“能力再造”，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衛生服務、教育等方面權益，隻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一旦沒有體力可出、青春可換，那麼“回家”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用之而不養之，用之而不護之，用之而不留之”。這是農民工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歷史宿命。他們回到家鄉，多年的打工生活使他們荒廢了務農技能，不會務農，也不想務農。當年他們進城打工，或為掙錢蓋房子，或為子女掙學費，或為家中病人掙藥費，而今體力耗盡，兩手空空，社保也沒能覆蓋到他們身上，辛苦半生，裸身老去，后半生誰來為他們買單。這個群體未來還將面臨一個最嚴峻的現實是職業病問題。全國有兩億多職業病患者，主要是農民工群體。一份調查顯示，85.7％的農民工職業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臨生與死兩大關頭的關鍵時刻，身在何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在家還是在醫院是生活質量的根本體現。社會上將看得見的流血的傷叫“紅傷”，看不見的不流血的傷叫“白傷”。第一代農民工所患“白傷”，目前尚處於隱形階段。如果若干年之后這些人職業病高發，打工掙的錢也已花光，那不光是個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負擔、社會的包袱、政府的責任。上億患者對農村、農業的拖累，今天很難想象出會是怎樣的結果。
九、盼得利更盼便利
“給物給錢不如給個方便”，這是當下廣大農民群眾最強烈的呼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於讓農民群眾獲得更多物質利益的制度創新。從大包干到發展鄉鎮企業，從稅費改革到糧食直補，從農民進城到合作醫療，著眼點旨在給農民更多的物質實惠。時至今日，讓農民“得利”的文章還應繼續，但他們當下最希望得到的不僅僅是錢物，更在於方便辦事的制度供給，簡捷便利的政策消費。審批萬裡長征圖，讓每個人望而生畏，何談創業創新！讓人提供“你媽是你媽”的証明材料，已經荒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讓群眾“得利”到使群眾“便利”，把“得利”寓於“便利”之中，這是適應群眾新需求，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轉折。安徽亳州市根據這一制度需求邏輯，探索出一整套方便群眾辦事，提供24小時全天候受理、360度全方位服務的“一路通”制度模式。從根本上破除了農民辦事難的制度性障礙。
他們歷時數月，組織數百人對市縣鄉各級政府的權力進行徹底全面清理核准，共排出可網上辦理的行政和服務類事項3307項，並對這些上網事項一一對應制定責任清單，明確責任事項和追責處置。他們將辦事流程建立規范化模式，並制成運行圖和辦事指南在網上發布，群眾隻需按圖索驥，不需跑路，不需找人，在家或世界任何有互聯網的地方都可24小時申辦。事情辦結，由政府出資通過快遞公司及時送達本人，不收任何費用。他們的目標是實現“七零化服務”，即服務范圍零盲區、服務半徑零距離、服務對象零見面、服務獲取零花費、服務程序零缺陷、服務效率零誤時、服務質量零投訴。
亳州市利用互聯網技術，創建起一個新制度的平台﹔運用互聯網思維，挖掘出新制度的紅利﹔開發互聯網智能，讓網絡生成的新制度管人。這一創新實踐，摸清了政府權與責的底數，建立了沒有扯皮推諉的制度體系，規范了干部行為，走出了群眾辦事“四難”（門難進、人難見、話難聽、事難辦）的困境，設置了杜絕滋生腐敗的屏障，找到了融洽黨群干群關系的良方，重塑了黨和政府的威信，重建了鄉村社會的秩序，激發了人民群眾創業創新的活力。為深化農村改革樹立了新樣板，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開辟了新途徑，為優化基層政治生態構建了新機制，為科層化服務變扁平化服務開發了新領域，為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打開了新視野，為規正社會“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供了新思路。是體制改革的創客，是制度創新的典范。財政應在全國大力推廣亳州樣本。
十、保安全更保主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自己手裡”，“中國人的飯碗裡必須主要裝中國人自己的糧食”。糧食安全的前提是種業安全，種業是農業的基礎產業，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種業現代化。
當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說”，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發達國家正以“白金戰略”，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糧食安全、糧食主權。
美國在種子問題上有著極強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銷售排在前十位的種子公司中，美國佔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種子企業都在美國。2013年，世界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公司孟山都總收入149億美元，毛利77億美元，利潤率高達51.7%。中國7000多家種子公司不及美國一家，美國杜邦先鋒的玉米種子佔世界銷量的80%。我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的原產地，但是我國大豆已被美國轉基因大豆擊垮，基本上全軍覆沒。目前，進入我國種業的外資企業已有20多家，他們均以強勁的勢頭擠佔我國種業市場，擠兌我國種業發展。種業主權已經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高度關注。日本、印度等國積極採取措施，應對種子帝國控制，爭取種子民主。歐盟諸國也紛紛出台法案，防止種子被殖民化。
轉基因種子是種子帝國實施種子殖民化的關鍵手段，這是被美國人稱為“屠龍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從1962年就開始研究轉基因，到現在已有50多年歷史。基因編輯器具有刪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種功能。美國目前的技術可以使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能實現轉基因化。轉基因是技術，是不是科學還有待驗証。技術就帶有主觀性，科學才具有客觀性。人類追求真善美，自然科學解決真、人文科學解決善、藝術科學解決美。轉基因屬於自然科學，隻能解決真，是把雙刃劍。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於轉基因問題必須堅持“研發要深入，推廣要慎重”的方針。
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裡，就必須把種業緊緊握在自己手中。種業必須上升到國家理念、國家意志、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謀劃，加強基礎研究，加大種業科研開發，急起直追，向種業強國挺進。（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