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談話”后日本內政外交走向評析

編者按：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談話之前，本刊圍繞“安倍談話”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可能涵蓋的內容在第八期刊發了幾篇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對客觀看待日本首相談話及其后發表的“安倍談話”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見解。2015年8月14日，“安倍談話”一經發布，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特別是曾經飽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亞洲受害國。然而，除亞洲受害國本身的反應外，以大眾傳媒為代表的國際輿論及“安倍談話”后日本內政外交的走向也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為此，我們專門邀請專家學者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以期使讀者能夠從更為廣泛的視角來審視“安倍談話”。

“安倍談話”是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的具體表現，是日本“戰后政治總決算”的國際宣言。日本右翼和一些保守勢力力求擺脫“戰后體制”，挑戰二戰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成果的行動，不僅表現在出台安保相關法案、修改和平憲法等方面，還以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傷害中國和韓國等亞洲受害國的民族感情。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有關日本與亞洲受害國“歷史性和解”的美好話語，已經被“安倍談話”的妄言打上了休止符。這將給未來中韓日三國關系的發展蒙上陰影。

“安倍談話”的動機是否認侵略歷史和改變“戰后體制”

安倍發表首相談話取代“村山談話”及“河野談話”，是日本政治右傾化下“戰后政治總決算”理念的具體實施，也是日本改變“戰后體制”的關鍵一步。進入21世紀，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就開始全面否認和美化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小泉純一郎無視亞洲殖民及軍國主義受害國民眾的強烈抗議，以首相身份六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否認侵略歷史的行動迎合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隨后上台執政的安倍晉三等保守派政要的“歷史觀”隱患日益顯現。安倍“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基因固然是一個方面，比起經濟主義的話題，他更熱衷於修改教育基本法和修改憲法”。[1]他力圖通過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來增強日本國民“愛國心”和實現日本政治軍事大國的戰略目標。安倍等人之所以在“歷史問題”上宣揚“民族主義”言論，是因為生於戰后的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體未能得到正確的歷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歷史負罪感。

安倍發表首相談話，是其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傳承和“歷史觀”的體現。出身於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晉三深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歷史觀的深刻影響。岸信介因其二戰侵華罪行，被定為甲級戰犯入獄，獲釋就任首相后仍念念不忘擺脫“戰后體制”並修改和平憲法的想法。他多次發表強硬的反華言論，其言行受到當時日本“和平主義”團體的強烈反對。但是，安倍晉三卻不以為然，他在《致美麗的祖國》一書中回憶道：“從幼年時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隻考慮國家未來的赤誠政治家”。“令我全身心地為之感到自豪。”[2]安倍本人還確認：“由於在外公、父親都是政治家這樣的家庭裡長大，長期耳濡目染，我與同輩人相比總還是對‘國家’有更多的意識。”[3]這體現了安倍對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與認同。可以說，家庭、教育和社會影響等要素決定了安倍的民族主義“歷史觀”和政治右傾化言行。

“安倍談話”不僅反映了他本人的歷史觀，也表達了右翼政治家和大多數保守勢力的“共同心聲”。冷戰后，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等人鼓吹“自由主義史觀”論調，將日本戰后以來所有的歷史結論及歷史教育大肆抨擊為“反日史觀”和“自虐史觀”，指責這樣的歷史觀使日本人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愛國心”，要求“還原”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現代史。在這樣的歷史修正主義氛圍下，安倍等日本保守派政要的歷史觀及其政治右傾化日趨顯露，並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可以說，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及政治右傾化言行絕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國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等社會思潮泛濫所致，也是日本保守主義政治環境與保守派政要個體因素結合的時代產物。如今，“安倍談話”就是“自由主義史觀”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政治訴求”。

對於日本力圖擺脫“戰后體制”的民族主義意圖，日本學者毛裡和子曾指出：“首先，新民族主義嘗試通過回歸民族和傳統來重建日本的認同感。為此，保守派就需要‘對歷史加以修正’，把正視日本侵略事實的歷史觀斥之為‘自虐史觀’，意欲描繪更加‘舒服’的近代史。其次，對和平憲法、民主主義教育等一系列‘戰后’舉措進行改寫。他們公然提出要修改憲法第九條。”[4]這表明日本的新民族主義者在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基礎上，試圖修改“戰后體制”賦予日本的“和平憲法”及其第九條。如今，安倍發表首相談話持“自由主義史觀”，肆意宣揚否認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這不僅左右了日本國內社會及政治生活，也對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安倍談話”對其政治生涯及日本國內政治產生導向性影響

安倍謀求脫離“戰后體制”，希望日本人對日本歷史和文化有“驕傲感”。在日本戰敗投降日發表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安倍談話”，不僅可以表達安倍本人的歷史觀，而且可以贏得日本右翼及一些保守勢力的普遍支持。

首先，“安倍談話”成為其延續政治生涯的“強心劑”。在安倍晉三首相發表戰后70周年談話后，共同社在日本全國開展的電話輿論調查結果顯示: 44.2%的日本人對安倍首相戰后70周年談話表示肯定，不予肯定的僅為37.0%。同時，安倍內閣支持率上升為43.2%，比此前創下最低紀錄的37.7%上升了5.5個百分點。安倍在首相談話中表明不能讓后代背負持續道歉的宿命。對此，42.7%的受訪者認為“道歉表述恰當”，23.6%的受訪者認為“不恰當”，24.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提及道歉”。值得關注的是，對於安保法案，31.1%的受訪者表示“支持”，較上次調查上升了3.6個百分點﹔表示“反對”的佔58.2%，下降了3.3個百分點。[5]上述調查數據表明，正當安倍政府的“安保法案”飽受日本在野黨和民眾反對之時，“安倍談話”關於歷史修正主義理念得到了相當比例日本民眾的認可和肯定。尤其是“安倍談話”妄言“不能讓后代背負持續道歉的宿命”的民族主義煽動性語言，將日本民眾一並捆綁在其歷史修正主義的瘋狂行動中。安倍不斷以“歷史問題”惡化日中關系、日韓關系，激起受害國的強烈抗議和譴責，目的是制造國家和民族間對立和對抗以維持自己及自民黨統治地位的持久性。

安倍借8月14日首相談話的勢頭，表現出連任自民黨總裁的自信心。自民黨內實力派選手石破茂一直被日本政壇認為是最有可能挑戰安倍出任總裁的對手。但是，他已經公開對媒體表示自己不會參加2015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他的這一表態，意味著安倍首相將會順利實現連任。同時，自民黨內各派紛紛表示支持安倍連任黨總裁。副首相麻生太郎、干事長谷桓楨一和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等自民黨大佬都相繼表態支持安倍總裁連任。有分析稱，盡管安倍支持率仍處於低位，但他還是極有可能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不戰而勝，從而鞏固其黨內的地位。

其次，“安倍談話”表達的民族主義理念將影響到日本的內政及政府決策。在二戰戰敗70周年之際，日本自民黨內就是否應刪去在歷代首相談話中採用的“道歉”表述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個曾是日本官方關於歷史問題的“談話”，如今卻成為日本保守政黨要取而代之的議題，就連日本媒體也稱 “日本自民黨議員的歷史認識正在發生變化”。如今在戰前和戰時出生的議員人數逐漸減少，就連安倍首相本人也是戰后出生的。在日本國會716名參眾兩院議員中，僅有60人（8.4%）出生於戰前或戰時。在406名自民黨參眾兩院議員中，也僅有8.6%的人出生於戰前或戰時。尤其是自民黨在野時為彰顯與民主黨政府的不同而實現“回歸保守”，進而導致自民黨議員的歷史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6]

值得關注的是，“安倍談話”這樣的民族主義“政治訴求”在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形勢下往往是跨黨派的。多數自民黨、日本維新會與有些民主黨國會議員在日本脫離“戰后體制”，成為“正常國家”方面有著共同話語和高度共識。他們在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實現日美同盟的對等性、爭取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能取得相當一致的看法，表現出高度的“同質性”。以安倍為首的保守派政要常常把否認侵略歷史與弘揚“民族精神”相提並論，力求通過擺脫“戰后體制”實現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的戰略構想，並在“爭常”、修憲、海外派兵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問題上顯示出更為強硬的民族主義政治立場。“安倍談話”無疑為“新安保法案”獲得國會通過創造了有利條件，民調的認可程度有一定提高。“新安保法案”出台及通過，不僅是安倍所謂的“政治理想”，也是自民黨作為保守政黨的“政治目標”。

另外，“安倍談話”發表后，日本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實際行動隨之同步展開。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外務省已於2015年8月14日從官網上刪除了總結有關過去戰爭政府立場的“歷史問題問答”。被刪除的網頁中曾就“政府的歷史認識”指出，日本在過去大戰中的行為是“殖民統治和侵略”，並稱“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的心情時刻銘記在心”。以前刊登的內容以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談話為基礎。外務省認為有必要進行修改，是為了與安倍晉三首相14日發表的戰后70周年談話取得一致。盡管外務省報道課表示：“完全是暫時性的措施。將進行修訂，再次刊登。”[7]然而，日本外務省官網因“安倍談話”修改過去的“歷史問題問答”，足以表明“安倍談話”已對日本國內政治走向產生深遠的導向性影響。“安倍談話”的歷史修正主義目的是為了擺脫“戰后體制”，盡快通過安保法案，謀求改變軍事上的憲法約束，實現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戰略目標。

“安倍談話”后的日本外交會繼續走歷史修正主義路線

“侵略未定論”是“安倍談話”的核心。這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國際宣言”，既針對不明侵略歷史真相的世人，更針對飽受軍國主義侵略傷害的亞洲民眾。“安倍談話”的歷史修正主義已經嚴重惡化了日中關系和日韓關系。可以說，顛覆歷史問題的“安倍談話”，實質上是逼迫中韓等受害國接受其歷史修正主義。

在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對於二戰加害國日本而言，本是日本正視歷史、反省歷史的機遇之年。但是，安倍在首相談話中將“事變、侵略、戰爭”並列在沒有面向中韓等戰爭受害國的語境下，淡化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非正義性。“村山談話”及“河野談話”構成了日本戰后對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反省的根基，是歷屆日本內閣“歷史認識”的試金石。但“安倍談話”對於日本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侵略歷史避而不談。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答記者問時指出，“在國際社會共同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應對那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做出清晰明確的交代，向受害國人民做出誠摯道歉，干淨徹底地與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割，而不應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作任何遮掩”。她說，“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受害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那段歷史，是銘記歷史、捍衛正義的要求，是日本與亞洲鄰國改善關系的重要基礎，也是開創未來的前提。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已向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嚴正立場。”[8]

中日關系在曲折中發展的歷程表明，由於中日兩國之間存在著歷史、領土和東海海洋權益爭端等問題，中日政治互信仍具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還需要兩國堅持“四個政治文件”，維護中日關系大局。為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達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說：“處理中日關系的大原則，就是要嚴格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確保兩國關系沿著正確方向發展。”“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認真對待亞洲鄰國的關切，對外發出正視歷史的積極信息。”[9]

可以說，中方強調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性，目的是避免因歷史、領土、海洋權益等問題形成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層面的摩擦和沖突，降低中日及亞太地區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的風險。目前日本對華政策存在著一定變數和不確定性。日本保守派政要能否拋棄歷史修正主義，通過中日對話與磋商緩和分歧與矛盾，仍將是考驗日方能否維護中日兩國關系和平、穩定與發展的試金石。

隨著自民黨保守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和延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歷史修正主義特質將會愈加凸顯。“安倍談話”表明日本政府從迎合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發展到走向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前台。安倍以首相身份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更是從極端民族主義的“依靠者”變成直接參與者。安倍上台執政以來在安全保障、外交和歷史認識問題等方面加快右傾化步伐。在安倍政治右傾化言行帶動下，部分內閣成員已經從過去的“失言”變成現在的“直言”，甚至是直接行動，把否認日本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作為謀取“政績”的“賣點”，表現出歷史修正主義的政治右傾化趨向。

像“安倍談話”這樣的歷史修正主義“政治訴求”，目的是為了恢復因二戰侵略他國“喪失”的部分國家對外職能，最終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因而，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修憲、“爭常”並謀求廢除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化構想，就成為日本右翼和一些保守勢力的政治主題。如果安倍等保守派政要繼續堅持在歷史認識和靖國神社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到未來日本的對外關系。如果在強調“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同時，對於日本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不加反省地“肯定”和美化，就會進一步失信於中國和韓國等亞洲鄰國乃至國際社會。

總之，日本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擺脫“戰后體制”、挑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制造與鄰國領土糾紛等歷史修正主義行為將會愈演愈烈，不會停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