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中美關系之邏輯與態勢

編者按：中美在現實世界的國際政治地位，決定了網絡空間兩國關系的重要性。在網絡無政府狀態下，網絡空間中美關系不僅是兩國關系在網絡空間的映射與再現，還將是一個新型數字領域的競爭、沖突與合作的復合體。隻有秉承互信共識理念，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才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走出安全困境，走向共同繁榮的必然出路。

在中美關系各領域中，網絡問題在極短時間具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源於現實世界兩國的國際政治地位，還源於二者在網絡空間所佔據的份額。中美在網民規模、電子商務市場份額、網絡政治影響力等方面都舉足輕重。網絡空間的中美關系不僅是兩國關系在網絡空間的映射與再現，還將是一個新型的競爭、沖突與合作的復合體。

一、戰略優勢競爭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基本形態

網絡空間作為一個全球開放體系，無論從法律、政策還是軍事角度看，都還是一個沒有憲章定義的領域，無政府狀態構成了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的基礎。

網絡空間的中美關系首先是競爭的關系。表現為針對網絡空間無政府狀態的治理權之爭以及戰略優勢競爭，而后者又包括網絡技術優勢的奪取、網絡軍備競賽和網絡話語權競爭等等。

網絡治理權就在於誰能以何種立場建立一套對自己有利的網絡規范，並要求他人依此原則在網絡空間裡從事活動。網絡治理權涵蓋其結構、功能、文化三個層面。網絡空間結構層面的治理是早期網絡治理的重點，如域名管理、IP地址分配等。網絡空間功能層面的治理則包括針對垃圾郵件、隱私保護等安全措施與規則等。網絡空間文化層面的治理則指更具體的涉及文化的網絡空間內容治理。

美國一直謀求掌控制定全球網絡空間發展、治理與安全規則機制主導權。盡管2014年3月美國政府宣布將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ICANN)的管理權移交給“全球多利益攸關方”，而美國是最具影響力的利益攸關方，所以這一舉動並不影響其在網絡空間的實質管理權限。作為信息化進程的后起之秀，中國爭取網絡空間治理話語權的立場也很鮮明，但是中國在網絡空間治理權方面總體處於弱勢。

中美網絡戰略博弈亦日趨激烈。網絡已經成為輸出軟實力、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建立公眾互信、協調外交資源、促進國家利益、達到國家戰略目標的主要手段。美國盡管在近年有國力衰落的疑慮，但在網絡空間仍然保持全球戰略的主動態勢，全面展開網絡空間競爭與掌控。在網絡空間的總體戰略方面，中國是后來者，雖然尚未發布成文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但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的成立說明中國開始重視網絡空間的頂層設計與戰略布局。

中美網絡戰略博弈在具體戰術與策略層面首先表現為奪取網絡技術優勢。美國在網絡產品、技術和應用協議等方面都佔據絕對優勢，但也面臨著在國家創新能力、增長勢頭方面的挑戰。中國近年來在信息化浪潮中奮力追趕，並在很多網絡技術與安全策略方面力求自主創新。其次是網絡軍事化加速升溫，中美網絡軍備競賽顯現。美國在網絡空間的軍事擴張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網絡軍備競賽。再次是中美網絡話語權的競爭。從當前國際網絡話語體系看，美國的政治話語不僅成為是非判斷的事實依據，而且往往帶有攻擊性，如對“中國黑客威脅論”的炒作。而受制於政治軟實力的不足、自主創新的缺乏，中國的網絡政治和宣傳話語在國際網絡傳播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和防御態勢，並且常遭到合法性的質疑。

二、國家利益沖突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直接表現

中美對網絡空間的理解存在諸多分歧，例如經貿領域的政策和技術壁壘、政府行使網絡空間管理權的限度、網絡監管與審查、互聯網自由與基本人權的關系等。產生這些歧義的根本原因在於網絡主權與虛擬空間開放性的矛盾，其后果不僅可能對中國的政治穩定構成威脅，而且也放大了中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的沖突。

網絡空間中美關系沖突首先體現在經貿領域的政策和技術壁壘方面。中美在網絡應用開放、跨境信息流動監管、數字版權保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矛盾與沖突。美國一方面指責中國黑客竊取商業機密而導致美國企業每年損失數千億美元，另一方面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企業和產品進入美國設置各種障礙，針對中國政治安全的信息技術企業商業糾紛政治化傾向和雙重標准日趨明顯。

在政治方面，網絡空間中美關系沖突體現為中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分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政治圖謀和意識形態滲透。他們公開將網絡視為“中國和平演變的源泉”，並在“互聯網自由”政策的指導下，從技術、資金以及外交、政治等方面，公開支持和資助某些以顛覆中國政府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鼓勵私營公司挑戰中國的國內法律的做法，對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形成了巨大沖擊。

在外交方面，網絡空間也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沖突，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網絡活動所導致的外交沖突以及現實外交沖突行為在網絡上的體現，可以分為基本理念、政策層面和具體熱點問題等幾個層面。二是由社交網站的屏蔽等監管引起的公共外交屏障沖突。近年來中美網絡外交沖突頻頻發生，形態多樣。一是基本理念層面的沖突，體現在美國將網絡自由與人權問題挂鉤頻頻對中國進行施壓﹔二是政策層面的沖突，中國為了國家安全，對外國互聯網公司在華運作設置了相應的規章制度，這在美國看來是損害了其互聯網公司的公平競爭機會。相應地，美國的一些政策，如限制網絡信息加密技術的出口、支持翻牆軟件的開發和推廣等，也一直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的沖突點。三是具體問題層面的網上沖突。科索沃戰爭中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美國對台售武問題、中美撞機事件、谷歌事件等沖突中都少不了中美黑客的較量。

由審查和監管引起的公共外交屏障則是指中國境內不能正常訪問Facebook、Twitter等主要美國社交網絡所形成的中美民間與公眾交流的屏障。中國對於這些社交網站的管制主要是源於中美網絡治理的不同立場。美國一般從樂觀角度看待技術應用，主張應激性彈性管制下的市場決定論，除非發生真正的威脅。而中國則傾向於從謹慎角度看待技術，認為技術有內在風險，主張從源頭進行管制和風險管理。

三、全球利益合作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內在訴求

除了競爭與沖突，網絡空間的中美關系還有合作的一面。這種合作首先源於網絡空間的全球性。互聯網的無政府狀態特性、主權超越性以及技術影響不定性都呼喚著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無論是從網絡空間的客觀特性看，還是從中美的主觀認知看，中美在網絡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網絡空間的全球性使網絡信息安全這種非傳統安全對世界各國構成了共同威脅，使各國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共同命運”。中美在網絡空間的共同利益與面臨的共同威脅是以合作姿態採取共同立場和行動的基礎。網絡犯罪、信息安全問題等都不只是個別國家的國內安全問題，而是一個必須通過開展長期、廣泛和深入的國際合作，包括各國政府、各種國際組織、民間團體、私營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充分合作，才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此外，從行為主體自身來看，隻有借助合作，才能有效分擔成本，減少其控制全球信息空間在主權和道義上面臨的阻力，並實現最大范圍的控制。

中美首先可以在構建網絡治理的國際制度方面進行合作。作為兩個舉足輕重的網絡大國，中美合作有利於網絡空間的未來，在遵循《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公認的基本准則，在維護本國信息領域國家主權、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依據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有關決議和相關國際公約，共同促進和平利用國際信息網絡空間的制度規范和國際政策的制定。

其次，在應對網絡犯罪方面，中美可以發表共同聲明、建立信息分享機制，協調網絡執法與司法程序等。針對超地域性、國際性趨勢越來越強的網絡犯罪，中美必須加強相互合作。在應對網絡犯罪方面，中美已開始一系列國際合作舉措，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的成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

當然，除了制度合作，中美還需要在信息技術方面進行合作與分享。中美兩國處於信息化進程的不同階段，在網絡信息領域存在一定的沖突與競爭，但總的說來，網絡信息戰略的根本出發點都是為著本國的信息化進程服務，加強網絡的安全利用，從而提高其綜合國力。基於這些目的的共同性，中美信息網絡技術合作能夠將提升成本收益比。中美應發揮各自優勢和互補性，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此外，中美網絡沖突管控機制的合作也必須提上議程。全球信息空間的技術和物理特性、中美關系面臨偶發突發事件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的沖突控制顯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可以通過雙方網絡戰略透明機制實現，另一方面則應建立一定的中美網絡危機解決機制。

四、互信共識實踐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必然出路

在網絡無政府狀態下，對國家而言，一方發出的信號被另一方理解為威脅，並且針鋒相對地發出同樣的威脅信號，安全困境就會產生。但是安全困境並非無政府狀態所固有，它也是在行為體互動的實踐中被建構的。網絡空間的中美關系走出安全困境需要下述穩定的實踐：

實踐之一是對網絡監管和網絡主權的認同。國家間對主權制度的相互承認是逃離“霍布斯”狀態的一種方式。同樣，對網絡主權的承認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擺脫安全困境的要點之一。確認網絡主權可以使各國認同各自相應的網絡監管權，國家對被潛在敵人控制的恐懼減少，國家間合作的可能性增加。盡管網絡本身具有開放性，但是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需要強調網絡主權與虛擬空間開放性的平衡。一方面，網絡空間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其監管需求。網絡空間是極端個人自由主義滋生的場所，表現出狂熱性、發泄性、破壞性等。如果任由這種無節制的狀態發展下去，其結果不但是民主的喪失，甚至是社會失控，國家崩潰。另一方面，依法管理互聯網是世界各國通行做法。通過政治社會化來引導公眾對本國政府和政治的認同，維護社會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於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

實踐之二是中美網絡空間的戰略互信的建立。在網絡空間，緩解中美之間日益嚴重的安全困境並非易事。而對話和建立互信的措施可以有所幫助，但目前僅處於初級階段。中美兩國對彼此網絡行為的疑慮都與日俱增，這種心態很容易影響它們對彼此長期意圖的整體判斷。美國擔心其日益依賴的信息系統在為其帶來不對稱優勢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其“阿基裡斯之踵”，擔心中國的人口規模及其中央集權化的政治制度創造出一個與外界互聯網既有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平行互聯網，並對美國所主導的互聯網形成抗衡與威脅。而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攻勢，在信息技術領域所具有的優勢，也讓中國擔心“美國在操作系統中留下的后門”可能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如何克服這些心理因素，並增加中美在網絡空間的互信，從而減少網絡空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加合作並保持相對穩定是今后網絡空間中美關系的巨大挑戰。

無論是競爭、沖突還是合作，網絡空間的中美關系某種程度上都是現實世界中美關系的體現。由於核心利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標准、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中美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是客觀存在的，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必然也會在網絡空間中浮現。同時，信息本身的不確定性也會導致美國潛意識中的可能對手的構建並導致中美網絡空間安全困境的產生。因此，走出這種安全困境的途徑不僅依賴於網絡主權的相互確認，更在於中美在網絡空間的戰略互信的建立。正如中美國家元首2013年加州會晤后達成的共識，“中美關系在網絡安全問題上有共同關切，雙方應消除猜忌、進行合作，使網絡安全成為中美合作新亮點”。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