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文化刊物之一，胡適曾言：“二十五年來，隻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創刊，對中國近代文化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封閉走向開放：自《新青年》創刊以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以及各種各樣的主義、思潮、學說等，都先后傳入中國
歷史上，中國文化曾是開放型的文化，這也是中國能長期興盛不衰、綜合國力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自18世紀初清政府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后，中國文化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系。中國文化從封閉走向開放，肇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1839年，林則徐組織翻譯《四洲志》，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繼他之后的魏源、姚瑩、徐繼畬等人，著書立說，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知識，尤其是西方的物質文明、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使長期生活在與世隔絕狀況下的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有了一定了解。當然，鴉片戰爭前后，中國文化的開放程度還十分有限。到了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文化的開放程度有所擴大。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制洋器”、“採西學”，“求強”、“求富”的同時，還開辦洋務學堂，官派留學生到美、德、英、法等國家學習，並成立了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等譯書機構，積極組織翻譯“西學”書籍。隨著“西學”傳入的擴大，國人對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但由於洋務派接納“西學”的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因此當時的文化開放主要限定於物質文明或科學技術層面。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相繼慘敗，國人認識到，要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局面，挽救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不僅要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或科學技術，還要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此后，中國文化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程度有所擴大。與此同時，與文化開放相關聯的報刊業、新式教育、新知識分子群體等也得到了較快發展。
《新青年》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創刊的。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條要求，其中第四條即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他號召中國青年要有世界知識，進而推動中國文化的進一步開放。自《新青年》創刊以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如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宗教、心理學、地理學、史學、文學、美學、語言、文字、藝術、科技、醫學、教育，以及各種各樣的主義、思潮、學說、觀念、理論，都先后傳入中國。可以說，《新青年》的創刊既是中國文化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必然產物，又對中國文化進一步走向開放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從一元走向多元：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文化的一元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新青年》創刊后推動了多元文化和思想格局的出現
從整體意義上來說，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的。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開始的。但當時傳入的西方文化還十分有限，沒有對中國文化的一元結構產生多大影響，真正有很大影響的是洋務運動時期西方文化的傳入。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認為，當時所傳入的西方文化，不是與中國文化異質的外來文化，而是中國古代文化傳到西方之后的回歸。換言之，西方文化源自中國，這就是當時頗為流行的“西學中源”說。
洋務派之所以認同“西學中源”說，其原因就在於這一學說能夠解決他們所遇到的一個最大的思想或理論難題，即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不是“以夷變夏”。眾所周知，“夷夏之辨”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價值觀念之一。當時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反對洋務派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西方文化是外來的“夷人”文化，中國學習西方文化是“以夷變夏”。這也是他們能夠獲得不少社會輿論的支持，從而給洋務運動造成極大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西學中源”說則解決了這一難題：學習西方文化不是“以夷變夏”，而是“禮失而求諸野”，是學習中國久已失傳的古學。
盡管洋務派否認西方文化的傳入改變了中國文化，但客觀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傳入，中國文化的一元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西方思想觀念的傳入，如“自由”、“民主”、“民權”、“平等”等，打破了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一統天下，並對近代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新的學科體系初步建立起來：一方面，哲學（經學）、史學、文學、語言等一些傳統學科或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而逐漸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響，變革原有學科內容和體系，從而向現代學科轉化﹔另一方面，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從西方傳入的一些新領域和新學科的興起，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近代文化的體系，特別是儒學的衰落使其他各門學科擺脫了附庸的地位而獲得較大發展，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門類和自然科學各門類在中國開始初步形成。再次，受西方文化傳入的影響，國人的日常生活和行為方式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具有“西式”色彩。
《新青年》的創刊以及由此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歷史進程。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得到了進一步傳播，西方的各種主義、思想、學說、理論、思潮和流派紛至沓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門類和自然科學各門類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新的學科體系在原有的基礎上基本建立起來。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又豐富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並使之具有了新的發展方向”。此前，新文化派所理解和追求建立的新文化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但當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他們所理解和追求建立的新文化則是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性質不同的社會主義文化。李大釗不僅以改造社會的文化為己任，而且主張經濟改造、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同時進行，並認為社會改造的最終目標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陳獨秀、瞿秋白等人也相繼指出，中國的前途隻能是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才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又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新青年》創刊對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對儒家思想的批判，顛覆了其延續兩千余年的獨尊地位與話語霸權，從而使人們從儒家思想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促進了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現。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僅西方各種主義、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的紛至沓來，中國歷史上被儒家視之為異端邪學而受到打壓的各種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也重新活躍於中國的思想文化舞台。這種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現，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歷史進步。
從傳統走向現代：《新青年》的創刊及其后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真正將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的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
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屬於傳統文化，而不是現代文化，因為它不具有現代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即民主與科學。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同樣肇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魏源、徐繼畬等人以贊賞的態度介紹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到了洋務運動時期，介紹西方議會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漸增多起來。與此同時，國人也認識到學習西方的聲、光、電、化等科學技術的必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人對西方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和追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了“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等主張，尤其是嚴復提出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思想，在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則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主張在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后，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這一時期，科學的重要性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在《新青年》創刊之前，民主與科學基本上被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現代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為國人所認識和追求的。正因為如此，國人在接受或宣傳、介紹西方的理論和學說時，往往有所選擇，其標准即是看某一理論或學說是否對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有利。
真正將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的創刊及其后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生動地將“民主”與“科學”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並明確表示：“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樣，“民主”與“科學”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鮮明旗幟。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制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聯系在一起，因此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此后，“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社會中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
（作者單位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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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談《新青年》
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他在師范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新青年》雜志，“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把他們作為自己的“楷模”。周士釗（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在回憶中也說：毛澤東是當時最熱愛《新青年》的讀者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論點”。
為什麼以“青年”為刊物名號
《青年雜志》1915年9月15日創刊，1916年9月1日易名《新青年》。為什麼以“青年”為刊物的名號呢？這是因為，當時頭腦比較清醒的人都認為，中國社會積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為舊污所染、舊習所困，唯有青年是國家和民族一線生機所系。
陳獨秀指出，當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所以，他認為：“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
李大釗等《新青年》的作者們也都認為，創造一個新國家，求得真共和，隻有把希望寄托於青年。所以，他們的雜志主要是面對青年說話，其創刊號所登的《社告》第一條即明言：“國勢凌夷，道衰學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而這一期的重頭文章，就有陳獨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耿文）
主題延伸
《新青年》論“解放”
為了使國人突破儒家思想的禁錮，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學人提出了“解放”的命題與概念。何為“解放”？陳獨秀的定義是：“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核心是人格自由，個性獨立。陳獨秀認為，一部歐洲近代史就是一部“解放歷史”，包括政治解放、宗教解放、經濟解放與婦女解放。他指出：“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
李大釗在陳獨秀思想的基礎上，對“解放”一詞給予了深入分析，預言一個“解放運動”即將到來。他說：“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國民之運動，解放之運動也。解放者何？即將多數各個之權利由來為少數專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陵壓、束縛者，以離心力以求解脫而伸其個性復其自由之謂也。於是對於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是皆離心力與向心力相搏戰而生之結果也。” 而且“向心力之伸張愈亟，離心力之反抗愈烈，壓制之程度愈進，解放之運動愈強”。李大釗進一步指出：“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於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於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於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強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個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子弟對於親長要求解放。現代政治或社會裡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
(周經緯輯自《教學與研究》)
《新青年》的“雙簧信”
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3號，刊發了署名“王敬軒”的讀者寫給《新青年》編輯部的一封信。在信中，作者用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口吻，列數了《新青年》和新文學運動的種種罪狀，寫出了封建文人反對文學革命的各種論調。此信用文言寫成，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同期《新青年》，還發表了本社記者“半農”與之針鋒相對的回信《復王敬軒書》，此信洋洋萬言，以嬉笑怒罵的筆調，將王敬軒的觀點作了痛快淋漓的批駁，並叱責王敬軒是“真理之賊”。
緊接著，陳獨秀發表《林紓的留聲機器》、《婢學夫人》，魯迅發表《〈孔乙己〉附記》等文章，相繼跟進，火上澆油。激烈的爭論吸引了讀者，加深了人們對白話文的認同。但事情背后大有玄機。原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后，並沒有多少社會反響。於是，錢玄同、劉半農想法炒作，自編自導了一出“雙簧戲”，“王敬軒”實為錢玄同的化名。這同時發表的題為“文學革命之反響”的兩封信，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戲劇化的一頁，被稱作文學革命的“雙簧信”。
(高樓輯自《齊魯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