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沈丁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樊吉社（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
滕建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黃 靖（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帕特裡克·孟迪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高級學者）
包道格（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副院長）
卡維·鐘吉塔翁（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安全與國際關系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維爾納·魏登費爾德（德國慕尼黑大學應用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安迪·懷特菲爾德·奈特（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西印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任）
願意交流磋商、尋求合作、發展良好關系是主流民意，也是共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
袁鵬：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因為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涵是避免沖突與對抗，尋求合作與共贏，探索一條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和平共處的新型關系模式，這是中美兩國人民共同的追求，可以說是兩國最大公約數。從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經驗看，兩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發展階段、歷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大國，從關系正常化至今保持了長達30多年的總體關系和平穩定，這已經創造出一種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輪廓。目前所做的，就是對這種關系進行面向未來的理論升華和觀念塑造，從而使中美關系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這種前景值得期待和憧憬，值得兩國共同努力和推動。
沈丁立：美國建國不久，中美就實現貿易往來。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親自到紐約港，迎接在首訪中國后返回美國的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並花200美元購買該船帶回的中國貨。200多年后的2014年，中美貨物貿易額近5600億美元，中美成為世界上最強勁的經貿伙伴。隨著兩國各自的繼續發展，雙方擴展合作的需求還將上升。
樊吉社：中美之間已奠定構建穩定戰略關系的基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美經貿互動、人員往來日漸頻密，兩國已形成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相互依賴”。在冷戰的中后期，中美曾因面對共同的安全威脅而進行戰略合作﹔冷戰結束后，共同的利益和挑戰推動兩國從雙邊議題上的合作走向多邊乃至全球議題上的良性互動。隨著中國全面融入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化帶來的中國利益在海外的拓展，維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國際社會環境符合兩國利益。
滕建群：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領導人在當前條件下根據變化了的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而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理念。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興市場國家，不但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而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多的作用。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提高，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作為守成大國，冷戰結束后，進行了多場地區干預戰爭，很傷元氣，近年又經受金融危機，此外，國內政黨斗爭也制約了國家的運行機制，總體上對外干預能力和對地區事務和國際事務的發言權都受到削弱。
黃靖：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從來沒有“不共戴天”的對峙。在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中，中美兩國人民互相支持。即便是在冷戰期間，中美兩國之間的友好交往意願也未曾泯滅。
帕特裡克·孟迪斯：中美在二戰時是盟友，雙方有著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經歷，這是雙邊關系中寶貴的財富。就像諺語所言，“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需要時間和耐心。
黃靖：中美關系大體上是穩定的，人民之間的交流也與日俱增。事實上，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政治上，都與中國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盡管國家之間種種利益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但兩國人民總體而言不願相互為敵是不爭的事實，很難想象中美任何一方的民意會支持兩國間發生戰爭。願意交流磋商、尋求合作、發展良好關系是主流民意，也是今后共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
前所未有、不可逆轉、無處不在的相互依賴關系，已使中美之間進行零和游戲的條件不復存在
袁鵬：中方對新型大國關系內涵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和不斷深入。這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隻能靠中美雙方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但前提是必須相向而行，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最近不少美國學者提出中美“相互依賴”概念，就可視作對新型大國關系內涵的一種建設性回應。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支撐，首先在於兩國關系過去幾十年發展的成功經驗，其次在於兩國高層始終從大局出發思考和處理中美關系，再次就是中美在經濟和全球安全事務中形成的深度相互依賴關系。經貿關系這個“壓艙石”過去是、現在仍是兩國關系最深厚的基礎。目前兩國之間的年經貿額近5600億美元，這一數字本身勝過千言萬語。根據美歐經貿關系的經驗，中美在未來10年至少還有5000億美元的貿易潛力，如此巨大的利益，完全可能形成中美利益共同體，形成輕易拆解不掉的深度相互依賴。而雙方相互投資這個增長點還有更為巨大的潛力值得挖掘，這正是中國積極推動中美盡早達成雙邊投資協定的重要原因。總之，經貿合作作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基礎不會動搖，隻能強化。
樊吉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最核心的價值在於，日益崛起的中國致力於破解大國興衰的消極互動歷史規律，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希望與美國發展“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雙邊關系。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立足於現在，著眼於長遠，以建設性的姿態鞏固雙邊關系的基礎，拓展未來的合作領域，規范中美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諸多領域的競爭，防范中美良性競爭關系發展成消極對抗關系。中美建交以來的30多年中，對雙邊關系進行定位或者進行概念建構是兩國關系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總的來看，過去主要是美國定義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現在中國提出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是主動建構雙邊關系的重要嘗試。建構雙邊關系的發展方向和互動方式有其重要意義，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如雙方能夠立足於不對抗，並相互尊重彼此重要關切，則兩國能夠實現合作共贏。當然，中美關系不能停留在觀念層次，而應該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充實此種新型關系的內涵，厘清雙邊關系的外延。
具體而言，雙邊經貿關系仍存在很大的增量建設空間，目前兩國有關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意在將經貿關系推向新的階段，進一步夯實雙邊關系的基礎﹔雙邊軍事關系的良性互動有益於減少在重大戰略安全議題上的誤解、誤判﹔兩國在地區和全球議題上的良性互動則有助於實現中美互利共贏。
沈丁立：在中美已成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的當代，兩國資本與技術相互輸出、市場開放更為平衡，中國正給美國提供更多機會。這些實實在在的互利合作，牢固地支撐起兩國合作框架，給雙方民眾以切實福祉，中美關系早就不是僅存在於紙面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內涵飽滿、可以觸摸感受的關系。
滕建群：中國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完全適應當前國際關系演變的需求，這不僅是從中國本身的利益考慮，而且也是從穩定中美兩國關系考慮，為地區穩定和發展考慮。尋求穩定的外部環境和保持穩定的大國以及鄰國關系，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証之一。
中美需要開拓新的合作領域，這其中包括法治合作等。中美之爭在某些時候表現為所謂的“法則”之爭，內涵則是秩序之爭，如到底如何看待已存在的國際秩序，到底如何補充和發展現有的國際秩序等。隻有開展這方面的合作，兩國關系才會穩定和發展。
包道格：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中有“不沖突”的意思，有這一點就已經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提法。要做到“不沖突”，防止外交摩擦升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當一些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斷上升時，各國政府需要重視各種外交手段，避免沖突的出現。
黃靖：西方輿論，尤其是心懷叵測者，往往把中美間的相互依賴等同於上世紀30年代英德之間的相互依賴，宣稱當時英德的相互依賴關系並沒有阻止兩國之間的戰爭。這樣的論點是膚淺武斷的。當年英德間的相互依賴主要由雙邊貿易所致。一旦中止貿易，其依賴關系就難以為繼。但今天中美間的相互依賴已遠遠超出貿易關系，它深深滲透在金融、文化、教育、經濟以至太空合作等各個領域。即便是在矛盾最為顯現的安全問題上，中美之間磋商和妥協始終是主流。雖然中美間的安全問題涉及兩國的重大利益，但最終管控和解決都離不開交流、磋商與合作。這說明中美間前所未有、不可逆轉、無處不在的相互依賴關系，已經使中美之間進行零和游戲的條件不復存在。
中美合作解決不了所有全球性問題，但沒有中美合作，一個全球性問題也解決不了
袁鵬：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中如果攜手，世界定會不同。中美合作解決不了所有全球性問題，但沒有中美合作，一個全球性問題也解決不了。伊核協議之達成，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具體體現。放眼看去，兩國在反恐、防擴散、伊核、朝核、阿富汗、蘇丹、索馬裡等全球和地區安全問題上的合作逐年深入，在氣候變化、資源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更是亮點頻出。去年底中美兩國元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的歷史性協議，對今年底巴黎氣候變化會議的成功無疑具有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展望未來，中美應該在共同捍衛或塑造世界秩序、共同構建新的亞太地區秩序方面展開真誠溝通，進行務實合作。畢竟，中美關系的一個鮮明特征，在於這對關系早已超越雙邊范疇而具有全球性意義。
沈丁立：中美都是高度國際化的國家，各自的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地區的變化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中美各自的國家利益深受地區局勢的影響。隨著中美地區利益的深化，雙方益損也在更多交匯，因此中美都能從地區穩定中獲利，也都從地區動蕩中受損。兩國關於地區發展和穩定利益的一致，驅動著雙方就解決地區熱點和全球性問題開展合作，分享責任，相向而行。
樊吉社：中美在雙邊、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互動方式具有“紅綠燈”效應。中美之間有很多合作，也有很多分歧。中美之間的諸多分歧或者爭議多涉主權問題，這些議題政治敏感，妥協空間有限，通常屬於潛在的對抗源，可將這些分歧歸為“紅色區域”，它們短期內不容易獲得妥善解決，但兩國已在過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夠妥善處理雙邊分歧。中美在地區議題上也有不少分歧，但這些分歧並不像雙邊爭議問題那樣敏感，它們屬於“黃色區域”。中美在地區議題上有妥協空間，如果處理得當，中美有望縮小分歧，拓展共同利益﹔如果處理不當，這些分歧也可能成為新的對抗源。在全球性議題上，中美共同利益較多，分歧較少而且敏感度較低，這屬於合作前景廣泛的“綠色區域”，這些議題包括中美共同應對防擴散問題、能源安全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流行病問題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非一日之功，這需要中美兩國拓展“綠色區域”的合作，做增量建設﹔增加“黃色區域”的合作，逐漸將部分屬於“黃色區域”的議題轉化為“綠色區域”問題﹔有效管控“紅色區域”的分歧，並嘗試化解這些分歧。實際上，在過去10多年中，中美兩國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日漸增多，崛起的中國開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正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其他國家對“中國威脅”的顧慮隨之減少。
包道格：中美至少還需要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合作：一是在富有遠見的領導人層面上的合作，雙方應該致力於在亞太地區和國際機構中包容對方﹔雙方領導人需要展示追求經濟改革的決心，共同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二是雙方務實解決具體問題的合作，包括網絡安全、東海以及外商投資環境等問題。中國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強，能為國際事務做出貢獻的領域正在增加。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在減少碳消費方面取得了初期成果。在反恐、傳染病防治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等領域，中美可以進行有效合作。
黃靖：中美之間的許多問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世界意義。一方面，中美在處理雙邊關系問題時，不能也不會僅僅考慮簡單的“你得我失”，而必須從全球利益的角度來決定進退。另一方面，世界上任何重大問題也必然牽涉到中美的重大利益和關切，因而也必然導致中美間的磋商與合作。畢竟，零和游戲的基礎是雙方涇渭分明的壁壘森嚴，以及非此即彼的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這樣的情況在今天的中美之間已不復存在。
中美關系以及在全球事務上的合作，仍面臨嚴峻挑戰。其根本原因是兩國在政治制度、價值理念、發展水平、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高度差異。這導致了中美之間戰略“不互信”的常態。正因如此，中美定期舉行的戰略與經濟對話、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定期高層互訪與交流機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和現實意義。畢竟，隻有制度化交往才能鞏固和發展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才能有效管控中美之間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防止這些矛盾上升到不可控的沖突層面，才能獲取有條件的戰略互信。
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安全方面的交流，制度化都應該成為雙方努力的方向。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美間共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畢竟，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目的就在於雙方不僅要避免導致沖突的零和游戲，爭取雙贏的合作與妥協，更重要的是通過雙邊關系的制度化來將這樣的共識轉化為各種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從而有效管控雙邊關系中的各種問題和困難。
維爾納·魏登費爾德：世界地緣政治正在面臨越來越多根本性的挑戰：經濟、貿易、環境、安全、移民和人口問題。在這些領域裡，美國都將必須與中國尋求合作，溝通對話，交流思想。從世界政治學的高度和廣度出發，美國隻能在與一個大國合作的前提下尋得進展，他們最終會找到這個大國、也隻能是這個大國——中國。
卡維·鐘吉塔翁：中國很願意為一個更為廣泛的、平等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中國是全球治理領域的新參與者，國際社會對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其規則的迅速支持和接納，充分表明了中國同樣能夠創造出基於秩序的規則和透明的運行方式。這種努力已經起步並將不斷發展。隨著未來中國參與國際金融的規模和范圍不斷擴大，世界對於中國有著很高的期待。
安迪·懷特菲爾德·奈特：目前的和平崛起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大國擔當。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在聯合國還是在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中，中國的話語權都大大增加。中國未來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領域都會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中美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對話合作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
（本報記者崔寅、俞懿春、李博雅、張朋輝、張志文、馮雪珺、王海林採訪整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助理李潔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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