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主政治形成初期，實力雄厚的黨派就與社會運動結盟，但運作方式卻因各國政治制度不同而各具特色。在美國，這種結盟影響了整個“杰克遜時代”（Jacksonian Era），並延續至今。美國選舉制度中特有的“選舉人團”和“簡單多數制”，也體現了獨特的結盟風格。
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本報記者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系教授丹尼爾·施洛茨曼（Daniel Schlozman）進行了採訪，以政黨與社會運動的結盟作為切入點，為理解美國從內戰至今的政黨發展提供一個新思路。
激進的活動家往往被拋棄
施洛茨曼表示，美國政治歷史上所有重要的時間轉折點，包括1860年、1896年、1936年、1968年、1980年等，都有同樣的規律，即民眾通過大型社會運動表達激進需求，某個政黨作出回應，二者試圖結盟。因此，了解“結盟”的過程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國兩極化的政治體系。而當今美國的很多熱門話題，如種族、財富、工作等，都可以從政黨和社會運動的結盟中找到一些答案。
施洛茨曼認為，在理想狀態下，美國政黨和社會運動可以通過合作達到共贏的局面。一方是實力雄厚的黨派，另一方是運動組織者，雙方擁有相似的視角和利益。運動組織者會說服黨派中的實用主義者，確保合作不會影響黨派的形象，也不會打擾到黨派的其他聯盟。進入黨派內部后，運動組織者通過在民間的廣泛影響力，運作黨派選舉中最需要的四樣東西，即時間、金錢、選票和爭取選票所需要的人際關系網，控制進入黨派內部的入口，使新的同盟者不能隨意進入。黨派則有能力控制政府及其資源，作為回饋，黨派會為其盟友制定或執行相應的政策。由此可見，運動組織者這個位置非常關鍵。施洛茨曼強調，運動組織者一般都是較為激進的活動家，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們非常有獻身精神，運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爭取成功﹔另一方面，結盟的代價往往是政黨拋下激進的活動家，這已被歷史反復証明。
歷史上最著名的五次結盟
施洛茨曼在其新書《當運動聯合政黨》（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中，主要考察了歷史上五次著名的結盟關系。在五次結盟中，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勞工運動和民主黨、20世紀70年代基督教右派和共和黨是兩個至今仍成功的案例。其中，工會和民主黨在二戰結束后的70年裡，擁有深厚的合作關系。在最巔峰的狀態，工會代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這兩個案例充分展示了結盟如何在政治中塑造出更多的可能性。雖然兩個案例看上去極其不同，但它們是美國歷史上黨派與運動結盟范圍最廣、關系最深厚的案例。
而美國19世紀80年代的民粹主義運動，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反越戰運動則在試圖與民主黨的聯合中失敗。在這兩個失敗案例中，即使在運動達到最大影響力的時刻，黨派仍未接受同盟。在施洛茨曼看來，這是因為政黨認為聯合會傷害自身核心利益。等到黨派考慮成熟、靠近運動的組織者時，該組織已經開始解散，因此，獲得大多數選票的可能性也就消散了。另一個特別的例子是19世紀中期至19世紀末的廢奴運動，它雖然順利地進入共和黨，但未能在非裔美國人和共和黨之間維持同盟關系。當時的共和黨由北方的工業資本家控制，共和黨不得不服從他們的利益安排，放棄一開始的傳統，使得聯盟遭到破壞。雖然這也許是美國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聯盟，但仍以失敗告終。
用政策和影響力交易資源
施洛茨曼認為，政黨會一直尋找外在支持者。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合作不是簡單地互投贊成票，而是通過制定、執行相關政策和塑造黨派的意識形態，發展一種長期運作軌道。在兩黨制的美國，獲得多數選票就意味著贏得選舉和權力，因此，運動組織者的最重要任務就是放棄一定的獨立自主權，幫助黨派在選舉中獲勝。當社會運動被有效地組織，並建立起面對面的人際關系網和最大化地使用新科技（如社交媒體）時，黨派就會非常樂意與其合作。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能量會逐漸消散在博弈的政治之中。運動組織者需要對團隊進行必要的維護，保護政策勝利果實。最后，他們試圖與黨派建立有效循環，用政策和影響力來交易選票和資源。當雙方都獲利時，這種合作循環就會持續下去，其存在的合法性也就逐漸被廣泛接受。
談及21世紀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結盟，施洛茨曼分析了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茶黨”未能形成持久影響力的原因。兩者雖然都希望能夠修改或重塑美國政治，但前者的組織缺乏等級性，在與政黨面對面談判之前就已經失去了基本能力﹔而后者更多地把自己定位為小黨派而非社會運動，因此缺乏獨立的目標和支持者。相比之下，移民運動則在前期開展得很成功，他們在全美國范圍內以社區為組織，使用一系列的多樣策略，並團結在清晰明確的思想背后，最大可能地爭取政治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