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據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烏克蘭等國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但令人感到“奇異”的是，隻有中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行動。這種鮮明的對比，體現的自然是中國制度模式的優勢。但更令人倍感“奇異”的是，西方沒有人質疑為何那些國家不能如同中國一樣去反腐敗，反而質疑中國：一黨執政下的國家，沒有外部有效監督，能真正有效地遏制腐敗嗎？
其實上述對比本來就是對西方質疑的最好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紀檢監察系統老干部新春團拜會時，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鮮明的回答：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人家老說咱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邪。
到目前，西方每一次的預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國共產黨証偽了。至於最新的反腐敗這個預言，雖然需要歷史來驗証，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一次中共依然是贏家。
一
大量事實証明，腐敗的產生主要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從歷史上看，西方各國在工業化時期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腐敗。僅以美國為例，十九世紀下半葉經濟起飛時期的美國也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政治體制被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所把持。參選各方都需要進行賄賂、舞弊，甚至依賴街頭惡棍威脅選民。政治人物勝選后，立即給予回報。甚至總統的名字也可以借給商人為公司起名，進而用作商業詐騙。
這種共同的歷史現象並不難理解，轉型期缺乏規則，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也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腐敗的成本增加，同時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敗終於被控制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令腐敗絕跡。
從現實來看，許多西式民主國家也都是存在嚴重腐敗的國家，甚至有些國家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這一點可從德國透明國際每年發布的全球廉潔排名中得到驗証。
二
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成為全球最廉潔的范例。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就是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華人社會的廉潔奇跡：全球排名第五，亞洲排名第一，遠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謂西方發達國家。
目前，香港也是亞洲最廉潔的地區。比較奇特的是，在綜合條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亞洲四小龍中，沒有完全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潔程度卻遠遠超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韓國和台灣。這裡特別要說一說台灣。在蔣經國時代，台灣是非常廉潔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灣的腐敗迅速惡化。從李登輝開始搞黑金，到陳水扁家族親信塌方式腐敗，現在的馬英九雖然個人很廉潔，但其親信官員的腐敗卻屢屢發生。那麼，何以蔣經國強人政治時期可以做到廉潔，到了民主化時代反而惡化了呢？
對中國而言，出現腐敗，隻不過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規律的再現而已。而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況下，則有新加坡和香港這樣成功治理腐敗的范例。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中國怎麼能信西方的邪呢？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反腐敗可以輕而易舉，相反由於文化和規模的原因，中國的腐敗更為復雜，治理難度更高。
看一下德國透明國際的排名，就會發現，在富裕國家(地區)中，國家(地區)規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麥、芬蘭、新西蘭、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冰島、盧森堡、德國、香港、巴巴多斯。這些國家(地區)人口要麼隻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過千萬的隻有德國和加拿大。
這說明了一個規律，就是規模越大，治理腐敗的成本和難度越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而且還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中國出現大量的腐敗，並不令人意外。盡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透明國際”排名中是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僅次於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反腐敗的有效性和打擊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則要歸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不僅加深了腐敗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許多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於人情而不得不受賄的心態。發展階段、超大規模以及人情社會，加大了中國的腐敗程度和治理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最終能夠有效治理腐敗，確實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不僅未來中國的反腐敗會挑戰西方的論斷，就是今天中國的反腐敗，也在挑戰西方的理論。西方學者一向認為，腐敗會扭曲市場信號，錯置資源和損害公平，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30多年來，中國雖然腐敗一度很嚴重，但經濟增長速度卻一直很高。以至於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國家則是掠奪性腐敗，蠶食了國民經濟。不過魏德安的另一個結論也很重要：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敗措施已發揮一定效力，使腐敗得以控制而不至於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三
那麼，中共究竟憑借什麼來有效地遏制腐敗呢？
首要的自然是經濟發展。依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能很快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是中國成功遏制腐敗的物質基礎。
其次，中共是一個繼承中國政治優良傳統的政黨。中國政治傳統從精神和價值上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為民”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與“民本”相緊密聯系的則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傳統，所以使中共有鏟除腐敗的自覺和道德壓力。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得越糟。當代精英願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為己著想”。可謂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統的本質。
再次，中共有自己獨特的反腐敗體制——紀委。雖然按西方的標准看，紀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門，但從另一個角度則是紀委加司法部門聯手打擊腐敗。這完全取決於從什麼立場來解讀。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結果。隻要最終中國有效地遏制腐敗，這套獨特的體制就會被全球所認可，並出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首度成為中共全會的主題。2015年，“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中共的理論創新，其中有兩個全面都和反腐敗直接有關：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中共領導人談到反腐敗，都強調以治標贏得制度建立這一治本的時間，實現從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轉變。
(作者為旅法政治學者)
(摘自《紅旗文稿》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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