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難出貴子”刺痛了社會公平的脆弱神經，然而，問題的原因遠比大學“嫌貧愛富”和“超級中學”吸附要復雜得多。
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過低的蓋子在2011年前后被揭開。隨著楊東平、梁晨、李中清、劉雲杉等人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不斷滑落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寒門難出貴子”的拷問深深刺痛了人們關於教育與社會公平的脆弱神經，進而推動了政府和大學出台相關“逆向歧視”政策，努力提高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的比例。然而，和對現象的描述相比，對導致這一現象背后原因的分析卻遠遠不夠深入，這可能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削弱“教育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
為什麼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的比例這麼低？現有研究認為，首先是大學“嫌貧愛富”，是大學招生政策對城市學生的偏愛造成了對農村學生的不利局面。尤其是自主招生，更是將農村學生排斥在外，進一步加劇了他們進入重點大學的難度﹔其次是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由農村向城市高度集中，“超級中學”像抽水機般吸干了當地和周邊縣城裡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上游缺水，下游自然就沒有水了。
如果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的原因是大學招生政策造成的，那麼，隻要運用行政強制力調整招生政策，就可以改變這一狀況﹔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為什麼大學會偏愛城市學生呢？作為社會中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群體，大學難道就沒有這樣的見識和良知，意識到農村學生比例低是對社會公平的威脅嗎？這不符合邏輯和常識。至於“超級中學”的存在則和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並無直接的邏輯關系——雖然我並不支持這樣的存在。原因很簡單，學生進入“超級中學”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戶籍身份。如果農村學生能夠被吸納進“超級中學”，反而可能會因為接受了更有效率的訓練而提高他們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問題遠比看上去的要復雜得多。
大學招生像一面鏡子折射著社會變遷，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化自然會導致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下降，然而目前農村城市化的進度遠遠低於農村生源考入重點大學概率下降的速度，說明原因絕非如此簡單。
從教育社會學觀點來看，大學——尤其是名校——招生從來就不僅僅隻意味著人才選拔和教育，而是一系列社會變遷的深層次反映。它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階層和社會秩序的運動映像。杰羅姆·卡拉貝爾就曾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准秘史》中寫道“耶魯怎樣招生，關系的已遠不止耶魯本身。因為錄取過程的公平性將反映整個系統的公正性——而這事關這一系統的合法性。”這一點在美國大學招生歷史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一百多年來，美國民權運動的每一步發展，幾乎都伴隨著大學招生的變化。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等社會歧視的突破，往往濫觴於大學招生，進而蔓延至其他領域，並最終憑借法律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和秩序。為什麼美國社會對大學招生極為關注，原因就在於此——它和每個人的生活及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實際上，今天中國同樣面臨著類似問題，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的比例會不斷下降，因為伴隨著城市化發展，城市人口比例不斷上升，農村人口比例不斷下降了。20世紀80年代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高達30%∼40%，是因為那時候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80%﹔今天城市人口比例已經接近50%，僅略低於農村人口比例。人口結構的變化自然會反映到大學招生結構的變化之中。
當然，如果僅僅只是數據比對還不能就此得出結論。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雲杉教授曾對比了農村城市化的進度與農村生源考入重點大學概率下降的速度，發現前者的速度遠低於后者，由此說明農村人口的減少並不是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數據當然沒有錯，但我們要同時注意到另一個事實：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之后，並不會在當期立即轉化為他們的子女進入重點大學的比率，而是會有一個滯后期。之所以有滯后期是因為學生必須先接受基礎教育，然后才能通過高考進入大學。隨著第一代大學生從農村進入城市定居，組建家庭，他們的子女將會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由此會進一步拉大原本存在的城鄉基礎教育差距，使還沒有進入城市的農村學生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說，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下降導致了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的比例下降，但二代學生基礎教育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加快了農村學生比例下降的速度，相當於在原有的下滑速度上施加了一個加速度，使其斜率變大了。這個加速度解釋了為什麼農村城市化的進度要遠低於農村生源考入重點大學概率下降的速度。
在大學招生以高考分數為唯一錄取依據的條件下，為什麼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的問題就轉化成了另一個問題：在公平的高考考場上，為什麼農村學生的成績競爭不過城市學生？
更根本的原因在於考試招生制度。在中國現行招生錄取制度下，大學沒有招生自主權——它無法根據自身對人才選拔和培養的需求決定錄取或不錄取誰。決定一個學生是否被某所大學錄取的唯一依據是他的高考分數：達到了大學錄取分數線就可以被錄取，否則就不能被錄取，無論考生是男是女，高矮胖瘦，家長有權沒權或者有錢沒錢，當然，也包括是城市戶籍還是農村戶籍——這是現階段區別城市和農村學生的唯一標志。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絕對公平，大學招生機構不能根據學生的戶籍身份來決定錄取與否，又怎麼可能談得上對城市學生的偏愛呢？因此，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隻能說明一個殘酷的事實：農村學生的高考分數整體性地低於城市學生的高考分數——當然不排除個別學生的例外。然而，這是一個在招生錄取工作開始時顯示出來的結果，而不是在招生錄取工作開始之前刻意導致的原因。
有人把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的原因歸結為自主招生，認為它提高了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門檻，從而剝奪了農村學生的機會。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首先，自主招生的比例極低——隻佔高校當年招生計劃的5%——不影響招生計劃分布的整體格局。如果農村學生在95%的招生計劃競爭中處於劣勢，那麼即使取消自主招生，加上這5%的招生計劃也不可能逆轉局面﹔其次，自主招生候選人資格的確定依據仍然是考試成績——主要是筆試成績，面試成績產生的影響因子很小。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為了盡可能提高自主招生候選人的命中率，避免浪費名額，大學不得不努力提高筆試試題與高考試題的契合度。自主招生候選人所獲得的只是一定程度的降分，至於他是否能夠被大學錄取，最終還是要依據其高考成績。最后，與高考錄取時一樣，大學在自主招生時同樣無法區別學生是城市戶籍還是農村戶籍，但高校普遍設計了救濟機制，例如免收學生考試費用，提供交通和食宿補貼，等等，盡可能避免農村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法參加自主招生考試。因此，自主招生政策不一定是導致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的原因。
於是，在大學招生以高考分數為唯一錄取依據的條件下，為什麼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低的問題就轉化成了另一個問題：在絕對公平的高考考場上，為什麼農村學生的成績競爭不過城市學生？
導致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在於，在現行高考制度下，能夠取得高成績的唯一途徑是大規模重復性訓練，以提高熟練程度和反應速度。實現這一途徑的基礎是教育投入和家庭經濟條件，而和戶籍身份無關。那些經濟條件優越的家庭，可以把子女送到師資力量更強的學校和培訓機構，可以雇佣更富有經驗的教師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強化訓練，以提高考試成績，而那些經濟條件差的家庭，能夠讓子女接受教育已經勉為其難，又怎麼可能提供額外的輔導與訓練呢？這個事實正是恢復高考30多年來所體現的社會變遷：30多年前，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的高考成績的整體性差距並不顯著，甚至農村學生的成績會高於城市學生，因為那時候幾乎所有人面臨的教育投入是大體相當的﹔30多年后，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的高考成績的整體上差距已經相當顯著，因為除了政府教育投入存在差異之外，家庭之間的教育投入差異也越來越大，並直接影響了分數生成。
實際上，這不只是中國高考出現的現象，隻要是考試，隻要大學招生和考試成績高度相關，都會衍生出這一社會結果。新加坡、韓國和港澳台地區的經驗已經充分証實了這一點。即使在美國，也出現過類似情況。統計分析顯示，SAT考試成績與家庭經濟條件的相關性要遠遠高於與族裔的相關性。這意味著，一個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黑人，很可能會取得比家庭經濟條件差的白人更高的考試成績。因此，美國頂尖大學在招生錄取時，不光看重考試成績，更看重的是，學生是在什麼樣的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下取得的考試成績。因為，在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表面上看起來絕對公平的考試成績，很可能從生成成績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深深地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了。
農村學生高考成績低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師資。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前，農村中學的師資並不比城市中學差，甚至可能要更好。原因很簡單，20世紀60年代，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一大批知識青年響應號召上山下鄉，以及大批知識分子被下放勞動，許多人就此成為當地農村學校的教師，為當地學生提供了優質的教育。1978年恢復高考后的前幾屆大學生之所以能夠順利進入重點大學，很大程度上是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教育出來的結果。然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隨著國家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批人陸續返回城市，造成當地農村優秀師資的流失﹔進入21世紀后，由於“超級中學”的崛起，又有一大批優秀的農村教師被高薪和其他優厚條件吸納進城市，進一步削弱了農村的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優秀師資“隻出不進”的結果必然導致了農村學生在高考競爭中處於整體性的劣勢。
農村學生面臨的問題實質是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處於弱勢，有針對性地設計出有利於他們的有效的大學招生錄取制度，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比例不斷下滑是伴隨著社會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產生的結果。如果把農村學生群體替換為家庭經濟條件差的弱勢群體，那麼，這也是世界各國教育發展史上都曾出現過的必然現象。由於每個家庭都會竭盡全力為子女提供更優質的教育條件，隨著收入的增長，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學生，就會在一系列考試中取得更高的成績，從而在大學入學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優勢——如果大學招生高度依賴於考試成績的話——這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公平、正義和穩定的巨大挑戰。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僅需要從道德上樹立教育公平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從技術上根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設計出利於展現他們優秀素質的有效的大學招生錄取制度。否則，如果只是簡單化地調整招生政策，農村學生的入學比例從數據上看是快速上升了，卻可能在未來產生更多更復雜的社會問題。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