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峣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而且是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運用大國戰略思維，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觀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的大國經濟發展特征，在准確地把握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大國經濟發展思路。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科學論述中，充溢著豐富而深刻的大國戰略思維。
從把握大勢到統籌大局的戰略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麼復雜的國情”，的確是治理不易，領導者要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態度”。為此，他的治國理論思維中特別強調兩條，即把握發展大勢和統籌發展大局。具體地說，在認識過程中，應該深刻地理解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和主要特征，把握發展趨勢﹔在實踐過程中，應該細致地協調好經濟發展部門、要素和經濟改革的各種措施，統籌發展全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是歷史的規律。尊重歷史的規律，尊重社會的規律，就應該致力於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從而順勢而行，緊跟時代潮流，勇立發展潮頭。做領導工作，要善於觀大勢和謀大事，因為“事物是不斷發展、相互聯系的，正確認識和積極順應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黨和國家面臨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動權，跟上時代前進步伐，推動事業順利發展”。①隻有認清大勢，才能抓住大事。那麼，哪些是世界和中國發展的大勢呢？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我們“要善於把握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國際大勢，善於把握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內大勢”。在經濟發展中，“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乃大勢所趨”，因而應該擴大經濟開放，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合作﹔“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因而應該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因而應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發展中大國的領導者，既要善於把握發展大勢，又要善於統籌發展大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就能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和贏得發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我們要善於把世界的機遇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變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從國內來看，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也是當代中國的大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所有這些都要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發展和改革的全局意識：發展是全面的，應該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②改革也是全面的，應該從全局出發制定重大的改革措施，“我們要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以此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改革”。③可見，惟有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才能將重點領域改革和配套改革相結合，促進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協同推進。
用大國戰略思維研究中國經濟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善於把握大勢和統籌大局，而且善於運用大國戰略思維研究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從戰略高度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觀點和新思路，制定重大的戰略性措施和方案。他的這些分析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構成了比較系統的大國戰略思維。
從獨立自主到內生動力的大國自主思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看，就是要加快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步伐。怎樣建設現代化的經濟強國？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生動力。首先，中國的發展也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國情與使命，決定了我們隻能走自己的路，④要從發展中大國的實際出發，選擇合適的體制機制和發展路徑。同時，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國今天的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演化的結果。⑤在這裡，實際上提出了中國道路內生性的分析框架，包括歷史傳統、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基本要素。其次，要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我國是發展中大國，不可能完全依靠外部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應該主要依靠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在經濟轉型時期，應該著力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正在不斷增加，並將繼續增強。⑥具體表現在，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帶來的發展空間很大，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社會生產力基礎雄厚，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人力資源豐富，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
從科技創新到體制創新的大國創新思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國創新的意義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獨到的領悟。首先，科技創新是大國的強國之路。我們是一個大國，在科技創新上要有自己的東西。⑦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僅僅是經濟體量大，還不能代表強，隻有通過科技創新，掌握關鍵技術，推動產業創新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強大起來﹔大國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關鍵技術要靠我們自己創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要突破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於創新，關鍵是要靠科技力量。我國人口眾多，“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裡？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⑧其次，體制創新是大國的復興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⑨在我國經濟領域，還有不少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革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改革過程中的基層探索和創新，他認為，“改革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無不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要善於從群眾關注的焦點、百姓生活的難點中尋求改革切入點，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良性互動、有機結合”。⑩
從統籌謀劃到協同推進的大國系統思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增強系統思維，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涉及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為此，應該更加重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首先，在決策中要統籌謀劃。應做好頂層設計，“就是要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作出統籌設計，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 前一階段的改革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初期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資借鑒，所以主要是在實踐中探索，試點先行﹔二是先易后難的次序，在容易改的領域先行推進。目前，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需要加強系統設計，進行整體謀劃。其次，在實施中要協同推進。我們要在基本確定主要改革措施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各領域改革舉措可行性，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使各項改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套，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實際成效上相得益彰。 如果各領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互相牽扯，甚至相互抵觸，全面改革就很難推進下去，效果也會打折扣。
從區域合作到新增長極的大國整合思維。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差異性﹔各個區域具有比較優勢，需要對這些不同的優勢進行整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習近平總書記用這種整合思維分析大國區域經濟發展，認為大國應該基於區域比較優勢而加強區域合作，並通過區域合作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首先，要重視區域合作機制建設。為加強區域合作，應該改變“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打破區域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況，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走出一條科學持續、協同發展的路子。而且，要把合作發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聯動上，努力實現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共贏發展。聯動是推動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而要共贏發展，就是要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其次，要通過區域合作形成新的增長極。發展中大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需要在不同時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最后達到不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目前，要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中國幅員遼闊，如果單純依靠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未來的中國經濟不可能長期保持快速持續增長的態勢，應該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創造一些新的主導地區，創造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極，使之成為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從穩中求進到政貴有恆的大國穩健思維。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情況極其復雜，因而在治理上應該有穩健的態度，注意審慎決策，做到穩中求進，政貴有恆。首先，要在保持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科學決策，實現穩中有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因此，在改革中步子要穩健，提出改革舉措要慎重，反復地研究和討論﹔但也不能裹足不前，該干的還是要大膽地干，這樣才能邁出穩健的步伐，做到穩中求進，積極有為。他還強調，要正確地分析機遇和挑戰，增強風險意識和憂患意識，充分做好應對復雜困難局面的准備，並善於把握重大調整的機遇，在穩固的基礎上更好地前進﹔要營造經濟新常態，遵循經濟規律實現科學發展，遵循自然規律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其次，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在政策上做到穩健。我們要牢記一個道理，政貴有恆。 制定和執行政策，不能隨便“翻燒餅”，那樣並不叫有魄力，而是不穩當的表現。一種政策發揮作用往往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如果政策多變，不但不充分發揮作用，而且影響人們的心理預期，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權威性。為此，各級領導干部應該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既要大膽開展工作，銳意進取，也要保持工作的穩定和連續性。要真正做到一張好的藍圖一干到底，切實干出成效來。 不折騰，不反復，“功成不必在我”，不要換一屆領導就兜底翻，更不要為了顯示所謂政績去另搞一套。
從多元開放到絲綢之路的大國全球思維。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大國不善於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而獲取全球化紅利，就有可能喪失在要素和市場方面的規模優勢。為此，習近平總書記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維謀劃中國的發展，強調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而且將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遵循這樣的思路，他提出了實行多元開放以及建設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首先，要堅持多元開放，實行全方位開放戰略。我們將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 通過構建多元開放體系，形成中國與世界互聯互通的經濟開放網絡，從這張全球性的經濟開放網絡中，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全球化紅利。其次，在新一輪經濟開放中，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他強調，這是黨中央統籌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實現新一輪擴大開放的重要舉措，也是營造有利周邊環境的重要舉措”。 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歐亞國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以點帶面，從線到片，實現國際性區域大合作﹔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同東盟國家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這兩個對外開放的戰略舉措，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一個著眼於大陸，一個著眼於海洋，一個著眼於歐亞，一個著眼於東南亞，主要以周邊國家為基礎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開放。
從增長聯動到利益融合的大國共贏思維。怎樣建設當今世界的大國關系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應該改變思維方式，拋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增強合作意識，用共贏思維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放眼長遠，努力塑造各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世界經濟。”通過增長聯動和利益融合，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首先，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要求實現增長聯動。一個強勁增長的世界經濟，往往來源於各國的共同增長，各國應該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特別是各個世界大國，要在增長上形成聯動，從而給相互之間帶來正面的外溢效應。要在謀求本國發展的同時，“建設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促進各國共同繁榮”。他強調，中俄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要積極推動各自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的對接，不斷創造出更多的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增長點﹔中國和美國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要用伙伴關系把金磚各國緊密聯系起來，朝著一體化大市場、多層次大流通、陸海空大聯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標前進。其次，要以利益的融合推動國際經濟合作。國家之間的合作動力在於利益融合，隻有找到了經濟利益的融匯點，才能推動大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所謂利益融合，就是要通過世界經濟的平衡增長，使各國福祉實現共享式增長。為此，“各國要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共同優化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完善全球產業布局，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場，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通過多元共生、包容共進，造福於本地人民和世界人民。
從平衡經濟到重建秩序的大國責任思維。大國在世界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世界經濟繁榮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由此決定了大國負有特殊的責任。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不僅致力於中國自身的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具體地說，大國的責任主要表現在平衡世界經濟和重建國際秩序上。首先，大國要做世界經濟穩定之錨和壓艙石。大國經濟總量大，市場潛力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大國經濟穩定了，世界經濟也就基本穩定了。因此，大國應該承擔起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責任，“各主要經濟體要首先辦好自己的事，確保自己的經濟不出大的亂子。這是我們最起碼的責任。我們要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加強相互溝通和協調”。可見，大國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方面要做好兩件事情：一是以本國經濟的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二是構建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的國際協調機制。其次，大國應該致力於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當前，世界經濟出現多極化趨勢，國際經濟格局處在調整和變化之中，大國要通過共同協商完善全球治理秩序。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的不斷增加，已經成為國家關系中的重要力量和國際體系的積極建設者，應該在國際重大問題上團結協作和共同發聲﹔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典型代表，“要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要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積極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秩序。
立足大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進行理性思維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發展和治國理政的重要論述中，蘊含著深刻的戰略思想。他遵循“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古訓，立足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國情，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並且運用辯証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理性思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國戰略思維。
第一，從發展中大國國情出發考慮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深諳中國的復雜國情，特別是人口眾多和幅員遼闊的基本特征，因而在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時，總是從發展中大國的國情出發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從而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思路和措施。他在談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時，強調“東方大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隻能走自己的路。“站立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他在分析科技創新的戰略意義時指出，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如果以現有發達水平的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所以必須走科技創新的新路。他在談到國家治理時強調，中國有960萬平方公裡國土、56個民族、13億多人口，治理很不容易，既要登高望遠，又要腳踏實地。
第二，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一種思想如果不善於從一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他深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善於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善於運用中國文化的智慧。他在闡述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時，借用魏源關於“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的思想，說明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關鍵看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有利，所以隻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他在分析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時，借用“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道理，說明要從全局出發謀劃改革，使各個領域的改革協同推進。他在分析大國之間的合作共贏時，借用“和而不同”的中國傳統思維，說明要拋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走出一條和衷共濟、合作共贏的新路子。
第三，運用唯物辯証法的科學理性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還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他善於運用唯物辯証法的科學方法，深入分析事物的本質及發展趨勢，深入思考中國和世界的發展戰略。他在分析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時，強調“一分為二”地看問題，既要看到有利的方面，也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從壞處著想，做最充分的准備，爭取較好的結果。他用“兩點論”辯証地分析市場和政府的關系，認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他在闡述中國的發展道路時，運用內因和外因關系的原理，說明一個國家不可能通過依靠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他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時，辯証地闡述內需和外需的關系，提出既要擴大內需，又要穩定外需，最重要的是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國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1&ZD144）
【作者簡介】
歐陽峣，湖南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導，大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萬人計劃”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重點領域為大國經濟理論。主要著作有《大國綜合優勢》《大國經濟發展理論》《大國發展經濟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