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把握黨性修養著力點——什麼是“黨性”

組織入黨一生一次，思想入黨一生一世。陸琴 供圖

加強黨性教育，提升黨性修養，從認識方面來說，一個基礎性工作在於搞清楚什麼是“黨性”。如果沒有把握黨性的內涵，也就不可能正確地開展黨性教育，也就不可能捕捉到提升黨員領導干部黨性修養的著力點。翻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及黨的領導人的文獻，可以看到黨性的豐富內涵。從哲學理論的黨性、政黨組織的黨性、黨員個體的黨性三個維度著手，有助於正確考量黨性的涵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性”的界定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黨性最初涉及的是哲學、理論層面的問題，表現為“哲學的黨性”、“理論的黨性”等形式。恩格斯在1845年批判德國思想家用“抽象的人性”和“普遍的愛”來宣揚“絕對的社會主義”時最早使用了“黨性”一詞。他認為這種社會主義理論“由於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黨性，由於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卻想用這些空話使德國革命，去推動無產階級並促使群眾去思考和行動”。盡管沒有直接說明何謂黨性，我們還是能夠相對清晰地讀懂“黨性”的意蘊。

無黨性的社會主義理論，總是打著人性的口號進行理論的空談，總是無力地悲嘆現實社會的不公平，而不去設想具體的階級行動方案。這種沒有“黨性”的社會主義理論隻能是“空話”，注定隻能停留在理論的抽象性、所謂的普世性上，顯現不出任何現實的力量。反過來說，理論要有黨性，就是要去除掉這種抽象性、這種所謂的普世性，就是要堅持現實性，敢於承認它具有服務於和依靠於特定社會群體力量的意識形態性。有黨性的理論，要對現實的社會狀況進行現實的分析，要服務於革命的階級，並依靠先進階級力量來使理論轉化為現實的力量。

列寧進一步發揮了這一理論，他認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個基本哲學流派的對立，暗含的實質是不同黨派的斗爭。他提醒的是要看清楚哲學、理論背后的目的或意圖，不要被其表面所迷惑，要去謹防一些哲學、理論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販賣不可告人的秘密。

哲學或理論的黨性問題在當代中國依然有價值。這不是說要用哲學的黨性原則給不同的思想、理論扣帽子，而是說要看透國外思潮、新興理論的“玄機”，不能在追求純粹哲學、科學真理的過程中忽視哲學、理論的意識形態性，忽視這些哲學、理論所暗藏的特定政治力量的利益和意志。當代中國的思想宣傳工作絕不能輕視黨性，反而要敢於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話語權、領導權，讓思想理論更好地服務於黨的事業。

政黨的“黨性”包含四個層面的意蘊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發展出了另一條理解黨性的邏輯思路，那就是政黨組織的黨性問題。政黨的黨性，即是該政黨的本質屬性，是該黨之所以是該黨而不是其他政黨的根本特征，它通過政黨的綱領、章程、宗旨、組織、階級基礎、思想基礎、奮斗目標、根本制度等表現出來。政黨的黨性有幾個層面的意蘊：

其一，建立在黨員個性基礎上的共性。政黨是由獨立的、有特殊性的個體所構成的，而它作為政治集團又必然要求這些個體成員有共同性、統一性的方面。就此而言，政黨組織的黨性就是指與個體成員的特殊性或個性相對應的普遍性或共性，體現了該政治集團對全體黨員個體的共同要求。當然，講黨性，講共性、一致性，不是要抹殺個性，黨性與個性恰恰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不能抹殺個性的差別，不尊重個性也就沒有黨性之說。

其二，鮮明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政黨要始終立足於其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和意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黨性就在於“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自覺地、主動地、有力地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它服務於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如果政黨成員只是謀取個人或自己小集體的利益，沒有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那就是沒有黨性。

其三，嚴格的紀律性。無紀律不能成政治集團，政黨的黨性因此也是政黨組織所體現出來的嚴格的紀律性。沒有組織紀律性，就沒有黨性。如果政黨內部充滿小組織習氣、派系斗爭，沒有克服內部的分裂，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紀律，那這個政黨就還處在沒有黨性的階段。黨性與無紀律性是不相容的，我們提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這正是對黨性、對紀律性的重申。

其四，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先進性。馬克思、恩格斯首先表達了這一觀點：“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黨性在此與先進性是同義語，評價政黨是否有黨性或先進性，就看它是否由先進分子構成，是否有科學理論來指導，是否依據社會發展規律推動了社會實踐。

個體成員的“黨性”之評價標准

政黨組織的黨性歸根結底要在黨員個體的黨性中表現出來。個體成員的黨性，即個體成員在社會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特性，在此意義上黨性可以與黨性修養關聯起來使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系統闡述了黨性修養的問題，把黨性鍛煉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個人修養聯系起來，在不同的場合強調了黨性與黨員的立場、方法、作風、道德、廉潔、修養等方面的密切關系。

總體來看，黨員個體的黨性，應該包含有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事業觀的正確性，還有政治立場的堅定性、思想理論的科學性、理想信念的崇高性、工作態度的客觀性、為政用權的廉潔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自身修養的全面性等。其中，世界觀是最為根本性的。看一個黨員是否有黨性，最根本的是要看他是否有正確的世界觀，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事業觀。如果連最基本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都有問題，就根本談不上黨性的問題。

評價黨員個體是否有黨性還應包括其他的標准：其一，政治立場是否堅定？黨性說到底是立場問題，體現為黨員個體在想問題、搞研究、做決策、辦事情的過程中，始終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其二，思想理論是否科學？即是否認同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是否崇尚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它、信奉它並自願接受它的指導，有能力把握它的精髓，按照其原則行事。其三，理想信念是否崇高？即是否對黨的歷史充滿自豪感，對黨的宗旨、章程、綱領的精神充分領會並踐行，對黨的建設以及未來發展充滿希望，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深信不疑。其四，工作態度是否客觀？即是否有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是否有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態度。其五，為政用權是否廉潔？即是否能夠堅持廉潔從政，保持作風端正，具備法治思維等等。其六，道德情操是否高尚？即是否不僅遵守基本的倫理規范，還有高尚的道德情懷，具有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這些方面最終落腳於自身修養的全面性，即理論修養、政治修養、道德修養、紀律修養、作風修養。黨員個體的黨性修養不會隨著黨齡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反而有可能會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有所削弱，它因此需要持之以恆地進行錘煉。

黨性教育的本意應該是通過切實的途徑持續提升黨員的個體修養，使整個政黨的黨性或先進性在實踐中彰顯出來。而致力於實現黨性的理想形態和現實形態、應然形態和實然形態的統一，理應是一個政黨永恆的課題。

（作者為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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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一詞的由來

恩格斯在1845年批判德國思想家時指出：“稍微談談現在大家都樂於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談談這種人性或者寧可說是獸性的‘實現’……稍微談一下財產，稍微為無產階級悲嘆幾聲，稍微談一下勞動組織﹔多少組織幾個改善下層階級人民狀況的可憐團體，而實際上對於政治經濟學和現實的社會狀況卻茫然無知，這種‘社會主義’整個就歸結為這幾點。”在他看來，這種社會主義理論“真是可憐得怕人”，“由於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黨性，由於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卻想用這些空話使德國革命，去推動無產階級並促使群眾去思考和行動。”列寧在1913年的《糊涂的無黨性分子》一文中指出：“我國輿論界最普遍、最不正常的現象之一，就是輕視（如果不是公開否認的話）黨性。”（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