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偉大勝利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抗日戰爭勝利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彰顯了其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意義。

一、民族自強是民族復興的內在要求

古代中國文明燦爛輝煌，長期領先於世界，中華民族備受各國尊重。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國家四分五裂，人民顛沛流離，飽受列強欺凌。中國人民在一次次抗爭中深刻認識到，隻有不斷提升國家綜合實力，才能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日本之所以敢於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並企圖在短時間內達到吞並整個中國的目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近代以來的落伍，在於當時中日之間國力的差距。回望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的近百年間，中國政風腐朽、軍風廢弛、民風散亂，國運衰微。日本自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進入先進工業國家行列，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中國則未能跟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仍屬典型的農業國家，綜合國力日漸式微。1937年，中國工業產值為13.6億美元，農業和手工業產值約50億美元﹔日本工業產值為60億美元，農業、漁業和手工業產值約40億美元。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抗日戰爭實際上就是落后的農業國反抗先進的工業國的侵略。

經歷抗日戰爭的磨難，覺醒起來的中華民族深刻認識到：落后必然挨打！要擺脫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須發展國家經濟，增強國家實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謀劃反抗日本侵略之策時，已開始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力圖通過國家工業化實現國家經濟發展，以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講話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敢於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民族自強是民族復興的內在要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與謀劃，就是探索與謀劃民族自強之路的重要嘗試。

二、為實現民族復興准備了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偉大的抗戰精神，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民族凝聚力、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是民族復興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國人民以血肉之軀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的鋼鐵長城，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御外侮的偉大篇章。抗日戰爭勝利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強化了民族意識，振奮了民族精神，為民族復興准備了精神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民族矛盾、國家沖突，一切愛國者與有識之士都認識到：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高於階級利益、黨派利益和團體利益。中國各階級、各政黨、各團體自覺發揚“兄弟阋於牆，而外御其侮”的愛國主義傳統，放棄階級、黨派、團體之爭，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形成了同仇敵愾、親密合作的關系。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心系祖國，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援助祖國抗戰，凸顯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復興的前提，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凝聚力的增強，為民族復興創造了條件。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各族人民都意識到：日本侵華不是針對中國某一個或者某幾個民族，而是針對中國各民族﹔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是要滅亡整個中國，奴役中國各族人民。這份清醒、這份覺悟，使中國國內各民族空前團結，分別以不同的方式積極參與抗日戰爭，使抗日戰爭真正成為一場全民族的戰爭。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在較長時期內各民族並未真正理解其要義。“九一八”事變之后，尤其是全國抗戰爆發之后，各民族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民族共同體的存在及其意義，“中華民族”作為指稱中國國內各民族的概念得到各民族人民普遍認同。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

偉大的斗爭孕育偉大的精神。抗日戰爭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意志和精神的較量。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日本的鐵蹄、屠刀，中華民族不畏強暴、不甘奴役，彰顯了民族精神的魅力，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抗戰精神的生成，為民族復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這種愛國情懷既是傳統的承繼，又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豐厚社會思想內涵，是激情與理性的結合，不僅蘊含著熾烈而朴素的對祖國的熱愛，並且升華為重大的訴求——關切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力求拯救和發展處於危難中的積貧積弱的祖國。這樣的愛國主義與當代先進社會思潮和運動融會激揚，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綱領、路線和方針及其實踐居於核心地位和具有決定意義，進而成為團聚、鼓舞與引導我國各族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光輝旗幟，也為后來解放戰爭的勝利與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拓了道路，奠定了必要的精神與思想准備。

三、為民族復興創造了國際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其深刻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有為才有位，有位方可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贏得了國際聲譽，創造了民族復興所需要的國際條件。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爆發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國在各個戰場的作戰。中國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制約了日本“北進”戰略，減輕了蘇聯東方作戰的壓力，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衛國戰爭﹔中國牽制了日本的“南進”戰略，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有效地支援了美、英等盟國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中國牽制了日本的“西進”戰略，使日德在中東會師的計劃化為泡影﹔中國牽制了軸心國的結盟戰略，使日德意同盟有名無實，實際上處於各自為戰的狀態。此外，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極大地支援了盟國在緬甸的作戰。因此，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世界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如此，中國的抗日戰爭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和高度贊賞。1942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中國人民，武裝起來的和沒有武裝的都一樣，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佔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5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同年4月，英國首相丘吉爾這樣估價中國戰場的作用：“中國一旦崩潰，至少會使日軍15個師團，也許有20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而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隻有中國”。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認為，中國是第一個對抗軸心國的國家，早於英國和法國兩年，早於美國四年。中國率先開辟的東亞戰場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盧溝橋事變”開始的抵抗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開端。這些基於歷史事實的評價，彰顯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和國際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通過戰爭稱霸世界的野心，徹底結束了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瓜分世界的歷史，徹底瓦解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幾百年的殖民體系，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那場艱苦卓絕的反侵略戰爭中，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斗，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從此開始，中國開始在國際上確立大國地位。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4國領銜，包括世界上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后期，同盟國主要國家召開了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商討共同打敗德日意法西斯的行動計劃和戰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行動方案，中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與國民政府代表共同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第一次公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舊金山會議討論並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是中國大國地位確立的重要標志，由此邁開了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步。

四、為民族復興鍛造了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抗日戰爭也使中國共產黨自身得到發展，為民族復興鍛造了領導集體、選擇了發展道路，這一點最為重要。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經過14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從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27萬多人，民兵發展到260萬人，先后在華北、華中、華南建立了擁有1億人口和100萬平方公裡面積的19塊抗日根據地，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成為愛國民主人士和廣大群眾人心所向的“聖地”，沒有以共產黨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壯大，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制訂與實施了減租減息、鼓勵墾荒、發放農貸、發展商業等一系列經濟政策，不僅使抗日力量得以在貧困地區生存，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贏得了民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的“三三制”等民主政策，開風氣之先，為中國政治發展帶來了新的景象。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局部執政的實踐，為執掌全國政權積累了經驗。

抗日戰爭使中國共產黨經受了鍛煉和考驗。抗日戰略與戰術的選擇、抗日方針與政策的制定，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准確把握形勢、應對復雜局面、動員各方力量、協調各種關系的能力，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也奠定了社會各階層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同與擁護，彰顯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雄才偉略、高超智慧與宏大胸懷。

正確道路的選擇對於民族復興至為重要。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或報告中，系統闡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明了抗戰勝利后的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即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避免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前途，為實現民族復興找到了正確道路。

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奮斗、創造，中國共產黨塑造了良好的政黨形象，向全國人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魅力和中國的未來。大批愛國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之所以向往延安，突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道理正在這裡。美國記者、大后方報紙記者、民主人士等訪問延安之后，都不約而同地把新中國的希望、把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轉折，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轉折。從此，在國共兩黨的較量和博弈中，中國共產黨逐漸贏得了主動、贏得了民心，並最終贏得了政權。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夢想，抗日戰爭的勝利，捍衛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的文明成果，開啟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經歷抗戰勝利后70年發展，中華民族日漸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弘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戰精神，創造了具有5000多年歷史輝煌文明的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加燦爛的明天，一定能夠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