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時，曾在多個場合介紹德國“克服過去”的成功經驗。在3月9日“朝日新聞基金會”的演講中，默克爾明確闡述了德國戰后之所以能夠幸運地被國際社會再度接納，一方面源於這個挑起二戰的國家勇於與過去徹底決裂，開啟一條嶄新的民主共和之路，另一方面也歸功於周邊鄰國的大度姿態。就此，她尤其指出，“無視過去就看不到現在”、“正視歷史是和解的前提”，提醒同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應正本清源。
回眸歷史，昔日強大的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度被四大戰勝國佔領，並於1949年一分為二，遭受分裂。德國由於希特勒的自取滅亡，戰后自外向內展開的“紐倫堡審判”和“反納粹”、“反軍事化”、“民主化”、“再教育”運動，可以說其重新起步之初，便被根植於一個新的和平觀和民主意識之上。在嗣后70年的發展歷程中，德國對於希特勒獨裁政府帶來的慘痛教訓的反思先后經歷四大發展階段，雖幾經波折，但正視歷史、積極尋求和解之路、主動擔負起歷史責任和採取各種措施以防患於未然，構成了其逐漸擺脫歷史陰影、重返文明大國和歐洲強國行列，乃至在統一后逐漸崛起為歐洲一體化“領頭羊”的四大法寶。
1949年5月，西德在美、英、法的支持下，鑒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的紛爭，首先創建了以“民主”、“共和”、“聯邦”、“法制”和“社會福祉”為基本原則的新型共和國，以“議會內閣制”取代“總統二元制”，引進“兩票制”和“5%門檻”選舉規則，同時賦予聯邦議會作為人民代表機構在五大憲政機構中的最高地位。聯邦德國成立伊始，以阿登納為首的聯邦政府在“克服過去”政策上，一方面在國內加強民主國家制度文化的建設，另一方面積極修繕與西鄰法國的關系，努力融入西方民主陣營，並主動向猶太人聚居的以色列提供戰爭賠償，以示承擔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行大屠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責任。與此同時，戰后德國一片廢墟，百廢待興。多數民眾由於自身或家人出於盲目支持希特勒政府而被卷入戰爭，倍受家園消失、親人陣亡或失聯等傷痛帶來的折磨，更趨於沉默，採取“鴕鳥”姿態，將視角集中於經濟建設，不願直面慘痛的過去。
進入上世紀60年代后，隨著“經濟奇跡”的出現以及年輕一代的成長，也歸功於1952年設立的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德社會開始自下而上地出現對戰爭和獨裁政府的反思。尤其是1963年12月“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審判”以及媒體的積極披露，使得一些位居高職的昔日納粹分子被揭露和受到應有的懲罰，而非憑借建國初期聯邦議會先后通過的兩個大赦法案而逍遙法外。“68學生”運動更使得反思浪潮達到一個高峰。年輕一代開始質問父輩們的歷史職責何在，並公開決然地抵制專制制度的復活。1969年社民黨取代聯盟黨走上執政舞台，新聯邦總理勃蘭特積極推出“新東方政策”，謀求與波蘭等東歐鄰國的和解，其著名的“華沙一跪”成為戰后聯邦政府公開謝罪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此同時，勃蘭特通過將對外文化政策納入國家外交政策范疇，開始憑借文化外交，積極重塑德國作為悠久“文明國家”的形象。
上世紀80年代后，聯邦德國的歷史反思邁入一個新階段，同時也開始夾雜一些不同的聲音。1985年5月5日，為了表示過去40年美德盟友關系的牢固，應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總理的邀請，美國總統裡根前往葬有美國士兵的比特堡公墓，然因墓地同時葬有德國士兵而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三天后，聯邦總統馮·魏茨澤克借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之際，在聯邦議會發表演講，強調德國戰敗之日更是德國人民從納粹獨裁統治和戰爭的深淵贏得“解放之日”，將戰后德國的反思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嗣后，長達愈一年的“歷史學家之爭”，更是憑借大眾媒體，超越學院大門，在國內外就猶太人大屠殺罪行的獨特性、第三帝國在德國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展開公開討論，加深了民眾對於希特勒挑起二戰及其種族滅絕暴行的認識。
1990年兩德和平統一后，原民主德國政府及國家安全部所實施的另一種獨裁專制昭然若揭。同時，伴隨新納粹排外現象的出現，對於歷史的反思再度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德國政府不僅出台相關法律，對新納粹行徑加以限制，而且還於1996年在時任總統赫爾佐克的倡議下，將每年1月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日設定為“納粹受害者紀念日”，在國內集中營舊址、博物館等舉行紀念活動，教育民眾永記納粹罪行，防止歷史悲劇重演。與此同時，德國學界對於歷史反思的研究也從以往“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等社會學、心理學和歷史學視角，拓展至文化學和歷史人類文化學理論層面，派生出“文化記憶”理論。進入21世紀后，反思的范疇又進一步拓展至國防軍和聯邦鐵路等機構在納粹時期的作用問題。同時，鑒於二戰浩劫的見証人逐漸離去，除了大批受“記憶熱”影響應運而生的文學、電影、繪畫藝術作品外，政府在將柏林重新打造成共和國新首都的同時，也開始加大對諸如“紀念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猶太人博物館”、“恐怖地帶”等“記憶場所”的設立，由此也推動了歐洲、乃至世界圍繞反思二戰和納粹暴行的“記憶文化”的建構。
戰爭作為伴隨人類社會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現象，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既起到了催化和促進作用，又時刻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導致原有秩序的破壞、崩潰和重建。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戰爭的危害有目共睹。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然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戰爭的硝煙並未全然散去，它不僅體現在包括歐洲在內的一些國家之間的軍事博弈，而且也潛藏在隱形的意識形態之中。戰后聯邦德國對於歷史的反思基於民主政體制度而展開，並伴隨“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而不斷推進，其集體記憶借助不同媒介的介紹與展現而不斷完善，其集體認同也從最初自視為“希特勒受害者”的單一模式，拓寬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縱容者”和“幫凶”，從而促使德國上下建立起強烈的歷史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僅促成德國的和平統一，而且也使德國日趨穩健地發展成為一個“富有全球責任意識”的歐洲文明大國和經濟強國，不可不謂大浪淘沙，更上層樓。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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