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先祿
延安是民族抗戰的心臟，是中國革命的聖地。這段偉大的歷史讓中國人民刻骨銘心，讓世界人民震撼感動。今天，就讓我們翻開延安檔案看看這場中國近代規模最大、時間最長、范圍最廣、犧牲最慘重的反侵略戰爭。
從各種通電、宣言等文獻可以看出，中共很早就提出“民族戰爭”口號，並於七七事變后提出“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與國民黨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不同，中國共產黨主張全面抗戰路線，實行全國總動員，進行人民戰爭。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隨后造成東北全境淪陷，致使中華民族到了“存亡之生死關頭”。對此，中國共產黨不久即提出“武裝人民，遂行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口號。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5年8月1日, 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宣言指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於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正式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糾正了九一八事變以來長期危害革命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率先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要實行全國總動員，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進行全面抗戰的八大綱領。他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8月，在洛川會議上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在廬山公開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
從回憶錄、共產國際刊物等文獻看民族抗戰的綱領性文件《論持久戰》的國內、國際影響
1938年，針對當時流行的“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下的一處普通的窯洞裡寫下了《論持久戰》，堅定了全國人民以持久抗戰贏得勝利的信心。1938年7月1日，《論持久戰》在延安《解放》周刊上正式刊出。
《論持久戰》一面世，就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在回憶錄裡描述，“《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陳雲聽了毛澤東的演講后，感到毛澤東講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說服力，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指導意義，建議他在更大范圍講授，促使毛澤東把講稿整理出來在黨內印發。在國統區，宋慶齡見到《論持久戰》后深為毛澤東的深刻分析和高瞻遠矚所折服，立即找自己親近的朋友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論持久戰》的發表在國民黨高層引起很大震動，蔣介石、傅作義、白崇禧、陳誠、蔣經國等人都曾仔細閱讀。著名學者梁漱溟說，“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在國外，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兼管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對毛澤東精辟的分析、科學的判斷十分肯定，在共產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稱：“有史以來，還沒有人把軍事問題、戰爭問題說得這樣透徹過，《論持久戰》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據說，當時在丘吉爾、羅斯福的案頭，都放著《論持久戰》英文本，在斯大林的案頭則放著他專門請人翻譯成俄文的《論持久戰》文稿。抗戰實踐証明，《論持久戰》確實是全民族抗戰的精神武器和旗幟。因此，在1939年，曾多次訪問過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稱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窯洞中的預言”。這個科學的預言最終成為事實。
從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間，在延安發給前線的電報中，80％都與游擊戰有關
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具有獨特的戰略地位。在平型關大捷當天，身在延安的毛澤東電告北方局：“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惟一方向”。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精辟地論述了東北抗聯的游擊戰對於全國抗戰的價值。他認為，“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據粗略統計，從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間，在延安發給前線的電報中，80％都與游擊戰有關。
關於游擊戰，日本大本營得出的結論是：“對於他們的游擊戰法，絕對不可大意”。八路軍各部挺進敵后，每到一地，發動群眾，大力擴軍。到1940年1月，八路軍發展到40萬人。1938年1月，新四軍正式成立，額定編制10329人，編入第三戰區，在新四軍活動的華中地區，由於主持工作的王明實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保守政策，新四軍擴軍較慢，但到1940年1月也擴展到5萬人。無論是八路軍還是新四軍，他們都“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從當時的告民眾書、新聞報道看“延安保衛戰”
從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延安就成了中國共產黨抗日的大本營，也成了日軍重點攻擊的對象。從1938年2月起，日軍多次向陝甘寧邊區河防進犯，企圖切斷陝甘寧邊區與山西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威脅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揮中樞的安全。
從有關檔案看，1938年河防吃緊時，陝甘寧邊區政府曾發布《告民眾書》，指出：“保衛邊區，是每個邊區人民應盡的神聖責任，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盡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參加各種抗戰工作。”據日本華北方面軍1939年1月24日的情報記錄《方軍情第12號》記載，此前的1月21日，日軍陸軍航空兵寶藏寺部隊對陝甘寧邊區的“膚施（延安）、洛川”進行了轟炸（日語之中稱為“爆擊”）。據重慶市北碚區檔案局公布的日本朝日新聞社採寫的一則轟炸延安情況的報道顯示：1939年10月15日，“‘佐瀨、鈴木、鬆山’各部隊在早上十一點半，對紅色抗日根據點延安的長翔、共產黨第八路軍的兵營、陝西大學、共產大學以及第八路軍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軍事設施進行了空襲……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蓋在黑煙中”。
據統計，從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27日，日軍空襲延安17次，出動飛機208架次，投彈1690枚。截至1943年，英勇的八路軍河防部隊在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人民支援和地方武裝配合下，依托黃河天險，積極防御，嚴防死守，猛烈打擊，挫敗屢犯之敵的大小戰斗達78次，打退敵人進攻達23次，使千裡河防始終未被日軍突破，創造了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江河防御作戰中絕無僅有的輝煌戰績。
從抗戰雜志、戰報看百團大戰“挖心戰”的威力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了震動中外的百團大戰。據《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公布的《百團大戰總結戰績》統計表明，僅從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個半月中，八路軍就作戰1824次，加上反“掃蕩”期間斃傷的敵人，日偽軍兵力損失達到3.3萬余人。百團大戰大大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八路軍的聲威，打破了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謊言，支援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打亂了日軍的“南下政策”。據《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記載，“這次奇襲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相當的時日和巨額經費才能恢復”。百團大戰捷報傳來以后，全國報社電台相繼發表社論、社評，各地紛紛舉行祝捷會、慶功會，群情振奮。194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頭版發表了《八路軍展開百團精兵大戰》的消息。《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華社華北分社發布了關於百團大戰的第一號戰報，以后逐日發布，一共編發了近400號。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1940年9月蔣介石發出一則通電：“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百團大戰顯示了八路軍的戰斗力，也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以百團大戰為標志，日本將對華作戰重點指向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也標志著敵后戰場已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
百團大戰后，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把百團大戰稱為“挖心戰”，以后將每年的8月20日作為“挖心戰”雪恥日。他們決定，“以治安第一為基調”，“一切施策均集中於剿滅中共勢力”，他們開始把八路軍、新四軍作為其主要軍事打擊目標，在華北連續發動“總力戰”、“治安強化運動”等，在殘酷的“掃蕩”中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結合化學戰和細菌戰，制造慘無人道的“無人區”等，妄圖摧毀共產黨和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條件和抗戰意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擊60%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敵后戰場出現了極為嚴重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經過浴血奮斗克服了各種困難，也依靠人民軍隊於1943年普遍發起對日、偽軍的局部反攻，擴大原有的根據地，並向河南、湘粵邊、蘇浙皖邊等敵后進軍，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開始戰略大反攻，殲滅日偽軍，擴大解放區。
從“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檔案等看中國抗戰的世界影響
中國共產黨人不屈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影響和鼓舞了全國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的國家和人民。據有關檔案記載，為加強對東方各民族斗爭的指導和相互之間的聯系，1941年10月26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朝鮮等國家和地區以及中國的蒙、回、藏、彝、苗、滿、漢等18個民族的130余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聽取了朱德的總報告和各國各民族代表的情況匯報，深入總結了其反法西斯斗爭的經驗和教訓。大會成立了“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確立了“團結東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鞏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法西斯強盜，為東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與解放而努力”的宗旨，選舉了最高權力機關、主席和執行委員﹔通過了組織東方各民族抗日義勇縱隊、成立東方民族學院和培養民族干部的提案﹔並向中國、日本、蘇聯、美國和英國發布了告人民書。這一舉動，奠定了東方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政治和組織基礎，將東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爭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增強了中國在東方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影響和號召力。1942年1月1日，莫斯科通訊致電《解放日報》，表示了祝賀。
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明確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等為美軍積極收集日本海軍的相關情報，沿海根據地軍民為迎接美軍登陸積極准備。美軍觀察組除在延安訪問外，后又派出部分成員至晉察冀、晉綏等抗日根據地進行實地考察。該組有關人員在訪問考察期間，寫了不少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根據地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美軍觀察組的報告，還對美國政府提出了應該重視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建議。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進行的一場殊死的戰爭，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最壯烈的民族解放斗爭，同時也是挽救人類危亡、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作者為中國延安干部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