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治來
21世紀該有一個什麼樣的聯合國？這是一個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最為關注卻又最為糾結的話題，圍繞聯合國功過是非、利弊長短的討論不絕於耳。《聯合國憲章》簽署至今，聯合國已經走過70年風雨伴輝煌的歷程。70年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人們在追尋“在變革中成長”的聯合國記憶之時，也不免憧憬“在期許中轉身”的聯合國未來。在紀念聯合國成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再次聚焦聯合國改革，無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世界格局變化呼吁聯合國改革
聯合國不是空中樓閣，它必須適應和反映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變化。當今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加速調整演變。與此同時，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依然任重而道遠。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聯合國承擔更多的責任，而聯合國仍然基本保持成立之時的運行機制。聯合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產物。經過幾十年的運轉，聯合國內部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聯合國自身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正如潘基文在紀念《聯合國憲章》簽署70周年活動上發表的演說所言：“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正值人類大家庭處於一個重大的轉型期。這個在創立之初由51個國家組成的組織現在已經有193個會員國。1945年估計為23億的全球人口現在已是一個由70億人組成的單一人類大家庭。”發展中國家的成員比重增加，深刻地改變了聯合國的命運和面貌。為了加強對國際事務的主導，聯合國自我推進改革勢在必行。
世界各國對聯合國充分發揮功能寄予厚望。1993年聯合國大會決定成立改革專門小組以來，聯合國的改革每年都會成為大會議題。有些國家實力增長迅速，認為有能力、有資格為國際和平承擔更多的責任，對推進聯合國改革的願望愈發強烈。有的新興大國重視通過爭取入常來展示強大的國際影響力﹔有的發展中國家希望在聯合國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有的中小國家通過參與聯合國改革來証明其對外行為能力。凡此種種，參與聯合國改革，已成多數國家不言自明的對外工作慣例。
聯合國改革隻能穩中求進
聯合國是目前國際上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這種無可替代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意味著，聯合國的改革必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
聯合國需要改革已成共識，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推進。目前，主要有兩種思路：激進主義和漸進主義。前者試圖徹底改革聯合國運行機制，重新設計組織機構，並提出一攬子改革計劃。后者主張在聯合國現有框架內，遵循《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穩步改革。理性地看，聯合國的地位和權威屢遭挑戰，不應該也不會成為重組聯合國的理由。70年來，聯合國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推動共同發展和促進人權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有目共睹，自身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完善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有目共睹。在原有機制仍能發揮建設性作用的情況下，“破舊立新”的改革方案顯然不合時宜。
即便聯合國改革採取漸進主義的穩妥路線，具體實施過程仍存分歧。在改革目標上，發達國家希望推廣其奉行的價值觀，要求賦予聯合國干預國內政治的權力，擴大安理會行動權力。發展中國家希望增加發言權和代表權，扭轉“重安全輕發展”的局面，傾向於經濟社會發展。鑒於此，聯合國的改革應有利於推動多邊主義，提高聯合國的權威和效率﹔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最大限度滿足所有會員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增進會員國團結。特別是，堅決反對人為設定改革期限，反對就尚未達成共識的議案進行強行表決。簡言之，聯合國客觀上需要改革，但是徹底的、大規模的改革條件遠未成熟。
安理會改革是重中之重
安理會的改革歷來備受關注，是聯合國改革的重中之重。安理會承擔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是聯合國系統中唯一有權採取行動的機構，屬於聯合國最核心、最權威的部門。安理會的改革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增加代表的問題，二是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問題。關於擴容，多數國家希望增加安理會的席位，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尤其要增加一些非洲代表﹔巴西、印度、德國、日本則積極謀求入常，“四國聯盟”在2005年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入常風波。關於否決權，爭論焦點有二：既有否決機制是否保留，廢除一方認為否決權意味著大國政治對聯合國的操控﹔新成員是否享有否決權，反對一方認為否決權的增加可能會使安理會的協議更難達成一致。歷史地看，盡管否決權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諸多爭議，但是它對維護國際社會安全、防止戰爭悲劇所起到的“安全閥”式作用顯而易見。因此，推進安理會改革，要堅持均衡性原則和協商一致的精神﹔不設時間表，不要人為規定動作﹔增加發展中國家和中小國家參與決策。特別是，改革安理會，應充分考慮聯合國系統內外的配套改革。要知道，安理會不是凌駕於聯合國之上獨立機構，而是聯合國系統的一個機構。
總之，聯合國改革無論走得多麼遠，也始終不偏離《聯合國憲章》精神光耀下的“方向盤”。聯合國的改革不可能是個別國家“自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隻能是各國共享多邊主義魅力的一幕大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