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的本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

[摘 要] 習近平總書記數次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強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而准確把握經濟新常態的本質，平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則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大思路。

[關鍵詞] 經濟新常態﹔增長動力﹔深化改革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5月和7月對經濟新常態做了重要論述，在11月份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對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發展機遇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主要問題做了闡釋。在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從九個方面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強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而准確把握經濟新常態的本質，平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則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大思路。

一、經濟增長動力的學理性分析框架

大凡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聚焦某一個主題，提出和運用一個完整而邏輯自洽的分析框架，是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告訴我們，現象與本質綜合於事物本身。從表面上看，經濟新常態表現為增長速度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而從本質上看，則體現為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因此，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對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本文先基於經濟學的學理性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再從抽象回到具體來研究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增長動力轉換問題。

關於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麼？理論界的認識並不統一。最為廣泛熟知的是西方經濟學中提出的“需求動力原理”，即一國經濟總量可用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大支出所創造的總需求來核算，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一理論為認識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提供了一個最為經典的分析框架。但這一理論隻能從需求端來研究經濟增長動力問題，缺乏供給端的分析因子。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研究的主題是“一國國民財富的基本性質和增長的原因是什麼”，用今天的經濟學語言講，就是研究“如何實現一國的經濟增長”。亞當•斯密認為，“由於實行勞動分工的所有不同行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在一個治理得很好的社會出現普遍的富裕，推廣到了最底層的人民。”“每一個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樣，能用自己的大量產物去交換他人的大量產物或其等價品，於是社會的所有不同階級都變得普遍富裕起來。”[1]在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裡，他認為勞動分工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分工是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最好途徑。在亞當•斯密看來，勞動分工起源於人的自利與交換傾向，但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從本質上看，亞當•斯密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勞動分工。

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徹底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奉行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教條。《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研究主題是國民收入和就業量的決定問題，從本質上看，同樣是研究一國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充分就業的問題。在凱恩斯看來，“如果消費傾向和新投資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末，現實中存在的就業量就會少於現行的實際工資下所可能有的勞動供給量，而均衡的實際工資會大於均衡的就業量水平的邊際負效用。”[2]在此基礎上，凱恩斯認為，由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的存在，總需求均衡於總供給，只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化的狀況，這就是造成經濟危機和就業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概括地講，凱恩斯認為一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於“需求管理”，即要通過政府干預拉動投資和消費，彌補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拉動經濟增長。這亦可看出，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需求動力原理”即來源於凱恩斯的理論。

在西方經濟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關於經濟增長的獨特理論。在熊彼特看來，“僅僅是經濟體的增長，如人口和財富的增長，也不能被稱作是發展過程。因為它沒有產生本質上的新現象，而只是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3]而熊彼特認為，隻有創新活動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他將創新歸結為五種情況：第一，生產新產品，第二，使用新技術，第三開辟新市場，第四發現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第五，實行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熊彼特進一步強調，創新、生產要素的新組合與經濟發展的組織者是企業家，促使他們進行創新活動的是“企業家精神”，這種創新活動能夠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因此，在熊彼特的理論體系中，他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於創新活動以及促進這種創新活動的“企業家精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則為經濟學界認識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道格拉斯•諾斯在其代表性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開門見山地寫道，“本書的中心論點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4]在這裡，諾斯所指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實質就是“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在諾斯看來，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努力變成私人收益以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從而推動一個社會財富的增長。這樣，諾斯順延推理出，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一套完整的產權保護制度是實現財富增長的關鍵，這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從今天的研究視角來看諾斯的理論體系，其基本要義即為：“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效率的產權保護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所在”。

當然，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家丹尼森、多馬、哈羅德、盧卡斯等人皆對經濟增長動力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基於以上理論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初步提出“經濟增長四元動力模型”，即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四個因子：要素配置、需求優化、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其中，“要素配置”因子來自亞當•斯密的理論，從現代經濟學意義上講，勞動分工實質就是對勞動力要素的一種優化配置。“需求優化”因子來自凱恩斯的理論，通過政府干預或者其他手段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使總需求均衡於總供給，這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技術創新”因子來自熊彼特的理論，當然這裡的“技術創新”含義比熊彼特提出的“創新”內涵有所縮小。“制度變革”因子則來自諾斯的理論，這裡的“制度”包括體制機制以及經濟制度等內涵。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原有動力在衰減

前文的論述，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研究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框架。有了此分析框架，便可以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問題，做一個學理上的分析。實際上，從近十年看，2003—2007年，中國經濟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回落到一位數增長，而2012年和2013年進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長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年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企穩態勢。[5]運用上文提出的“經濟增長四元動力模型”來分析的話，中國經濟進入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轉換的新階段，其本質上是原有經濟增長動力正在逐步衰減，而新的增長動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一是傳統人口紅利在逐步消失，勞動力要素配置在發生轉換。從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看，勞動力供給的短缺更加明顯，“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根據相關課題組的研究表明，中國勞動力成本10多年來大幅增長近4倍，單位小時勞動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2美元，已相當於泰國的1.7倍、菲律賓的2.6倍、印尼的3.6倍。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少。中國就業數據顯示，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絕對地減少，而勞動力新增需求依然穩定在每年1000萬以上。而勞動力供給的總量，預計到2020年的戰略節點上，這個數值估計會減少到9.16億人。[6]因此，這就從客觀上決定了我國依靠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傳統人口紅利”支撐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二是出口需求發生常態性萎縮，經濟需求結構在發生轉換。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為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我國經濟是依靠外需的強大動力拉動經濟增長，依靠國際市場消化國內產能，以此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經濟新常態下，尤其是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現，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面臨的下行壓力和潛在風險有所加大，從而嚴重影響世界經濟復蘇進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短時期內，經濟同樣很難有很大的改觀，美歐等經濟強國相繼提出“再工業化”等措施，發展中國家都在重塑和加快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環境雪上加霜。因此，這種發展態勢倒逼我國必須逐步轉換需求結構，將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4年，我國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是51.2%，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正在逐步加強。

三是技術創新效應在逐步增強，要素驅動模式在發生轉換。過去30多年我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要素的規模驅動力在減弱。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面對企業主動轉型、創新意願的明顯加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步發生轉換。2014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3倍以上，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經濟正逐步轉換增長動力，逐步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轉入創新驅動型的經濟新常態。值得指出的是，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迎面而來，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將會大量涌現，這些投資機會將會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動力和增長點。[7]

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體制機制因素在發生轉換。從以往20多年的實踐看，我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這裡面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資源配置的明顯不合理、容易出現嚴重的腐敗問題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表明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體制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政府不搞強刺激，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加快形成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加快財稅金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等途徑，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限交給市場，通過市場方式解決好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不斷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我國政府通過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運用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宏觀調控方式來彌補“市場失靈”，推動經濟平穩增長。

三、加快實現經濟新常態下的動力轉換

基於“經濟增長四元動力模型”的分析，可見我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要素配置、需求優化、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四個因素正在發生轉換。而這種轉換總體上是向著好的方向在發展，但這種轉換並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需要積極謀劃，准確研判經濟新常態的發展趨勢，主動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通過努力才能最終實現新的增長動力轉換。這既是主動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客觀要求。

第一，創造新的人口紅利，優化勞動力要素配置。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被認識和接受，人力資本日益成為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是一國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已經是人口大國，但還不是人力資源強國。經濟新常態下，要順利實現勞動力要素配置動力的轉換，一是要加快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創新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培養體制機制，大力促進教育公平與教育普及。二是要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進一步深入研究預防性優生學和進取性優生學，加強遺傳咨詢、檢查、篩查、診斷等服務。四是要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使工人的技術素質有大幅度提高，為創造新人口紅利創造條件。四是要積極應對老齡化趨勢，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和發展老年服務產業，挖掘早期老年人的勞動力資源潛力。

第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優化經濟需求結構。經濟新常態下，要更加注重內需尤其是國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作用，充分發揮我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市場優勢、規模優勢和制度優勢，實現消費擴大與升級新常態。要順利實現經濟需求結構的轉換，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夯實居民消費基礎。實現消費擴大與升級，解決“沒有錢可花”的關鍵就在於居民收入水平的整體提高，這種提高要以收入增長的制度機制來保障。二是要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增強居民消費預期。我國消費市場中存在的“有錢不敢花”的根源在於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三是要優化社會信用環境，提高市場監管能力。要進一步提高市場監管能力，使得廣大居民能夠“放心消費、安全消費”。四是要放寬市場准入門檻，培育居民消費熱點。建議通過放寬市場准入門檻，大力培育養老服務、醫療健康、旅游度假等新的居民消費熱點。

第三，強化科學技術創新，加快實現創新驅動新常態。具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應用轉化能力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必須擺在主動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核心位置。一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更加注重協同創新。二是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三是要完善知識創新體系，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搶佔科技發展戰略制高點。四是要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准、激勵機制、轉化機制。完善科技創新政策環境，深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同時，要不斷健全創新的法治環境，促進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綜合集成。

第四，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體制機制變革。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核心主題就是研究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體制機制問題，破除阻礙經濟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體制機制變革，是平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重要任務。要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要求，加快體制改革步伐。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策部署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開放型經濟體制等領域的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要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市場經濟”精神，積極構建有利於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體制機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當前要重點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體制改革，下好轉變政府職能的“先手棋”，以更好地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確保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再邁上一個“新台階”。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楊敬年譯. 國富論[M].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14.

[2]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36.

[3]約瑟夫•熊彼特. 經濟發展理論[M]. 北京：中國書報出版社，2012:67.

[4]道格拉斯•諾斯. 西方世界的興起[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4.

[5]具體參見國家統計局2014年統計公報.

[6]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0.

[7]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 中國經濟新常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