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法寶

　　偉大的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余年間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裡程碑，是中華民族由沉淪衰弱、走向復興強盛的重要轉折點。盧溝橋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的迅速興起與長期堅持，是實現這一歷史性轉折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法寶和銳利武器。

　　一、全民族抗戰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舉國一致、同仇敵愾、共同抗擊外敵入侵的斗爭新局面，極大地增強了全體中華兒女抗戰必勝的斗志與自信

　　對於這場侵略戰爭，日本法西斯蓄謀已久，周密部署，養精蓄銳，且國力強盛，武器先進，舉國一致，瘋狂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反觀當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陷入戰敗、求和、割地、賠款的噩夢循環，外部侵擾不斷，內部紛爭不息，國力衰弱，民心不振不齊。經濟力、軍事力與日本相比，更是相差不下一個時代。1936年，日本的機械工廠有9000家，中國隻有753家﹔化工廠日本有4300多家，中國隻有40家，總數不及日本的1%。中國比較現代化的工廠隻相當於日本的8.3%左右。1937年，日本年產鋼580萬噸，中國僅為4萬噸﹔日本生產飛機1580架、坦克330輛，中國為零。國力與軍力的巨大反差，使得日軍明確地提出“速戰速決”，企圖以少數精兵在短期內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佔領全中國。國際輿論和西方軍事觀察家也預測：中國的海軍在一星期之內就會失去戰斗力，空軍隻能支持一個多月，而陸軍最多可以維持6個月。而“九一八”事變以來，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卻執迷不悟，對內堅持內戰政策，加緊圍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對日則一味妥協退讓，壓制人民抗日活動，助長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使之鐵蹄從關外踏進關內，並得寸進尺地把戰火燒向了全中國。中華民族面臨鴉片戰爭以來最嚴重、最緊迫的亡國滅種危機。面對強敵悍侵，實行全民族、全社會總動員，形成舉國一致、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抗擊外敵入侵的洪流，是挫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的唯一出路。盧溝橋守軍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槍聲，標志著中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戰終於開始。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首倡者和行動者。“九一八”事變一爆發，中共中央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一致動員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國共產黨人的大聲疾呼，震醒了全中國。從此，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無論是曾經血戰十年的國共兩黨兩軍，還是昔日相互芥蒂很深的對手，都放下恩怨，民族大義當先，在抗日的愛國主義旗幟下，超越階級、階層、黨派之爭，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重新走到一起，共商御敵大計，共赴抗敵戰場，共同擔負起抗日保國、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海外僑胞，都積極投入抗日洪流，在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的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斗爭新局面，把“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人民長達6年的局部抗日斗爭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開啟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局面。

　　全民族抗戰的興起，一改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反抗外來侵略中被動地挨打、被動地反抗、屢戰屢敗的斗爭困境，從而造就出空前的威震日本侵略者的強大勢力場，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斗志與信心，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全新面貌，使1937年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1939年7月7日，朱自清先生在盧溝橋全民奮起抗日兩周年紀念日，寫下了如下動人文字：“從兩年前這一天起，我們驚奇我們也能和東亞的強敵抗戰，我們也能迅速現代化，迎頭趕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從前中國在若有若無之間，現在確乎是有了。從兩年后的這一天看，我們不但有光榮的古代，而且有光榮的現代﹔不但有光榮的現代，而且有光榮的將來無窮的世代。”字裡行間，飽含著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激動、自豪與自信。

　　二、全民族抗戰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成為中國戰場以持久抗戰實現由弱轉強、奪取最后勝利的重要條件

　　國難當頭，在全民族抗戰的偉大旗幟下，一般民眾動員起來了。盧溝橋戰事爆發后，我29軍需要麻袋修筑工事，北平學生和市民發起捐獻萬條麻袋、一萬件背心運動，不到兩星期，麻袋已征集得山一樣高。9月5日，川軍數萬將士主動請纓出川抗日，御寒冬衣一時缺乏，成都、重慶各界民眾首先發起勸募和捐獻活動，繼而全川響應。僅重慶一地就捐寒衣款20多萬元，制作棉被4萬余件，趕制棉衣30萬件。為了早日打敗日本侵略者，許多老人獻出了多年節約的積蓄，無數車夫、工人、小販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錢，無數婦女捐出了她們心愛的戒指、耳環和孩子的萬家鎖，不少殘疾人，甚至乞丐也都將自己艱難得到的一分一毛慷慨獻出。人民群眾自發組成各種各樣的戰地服務團、募捐團、救國團、救護隊、運輸隊、慰問隊、看護隊、宣傳隊、后援會、婦救會、農救會、青救會，奔走於后方與前線之間，形成了一股無法阻擋的抗日洪流。人們心中充滿了為國犧牲的激情。無論在哪裡，隻要你高舉抗日的大旗，人民群眾就會踴躍地聚攏在大旗之下。救國會領袖李公朴曾在書中寫道：“在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動員新戰士，要怎樣去做……就拿著一面鑼，在村子裡一面敲一面喊：‘當兵去喲，當兵打日本，當兵保家鄉’……於是老鄉們就三五成群地都來了。”

　　愛國實業家和工人職員們動員起來了！為了不使中國人百年來積累的工業財富毀於炮火或被侵略者掠奪，為了不使堅持抗戰失去重要的經濟支持，他們通力合作，冒著敵機的追逐、轟炸和掃射，排除萬難，歷經數月，將大批工廠遷往內地。上海利用五金廠業主兼經理沈鴻，甚至把工廠遷到延安七十裡的安塞縣，並把廠子捐給了陝甘寧邊區，對發展邊區的機器工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大規模廠礦內遷，不僅保存了一部分工礦設備和技術力量，充實了內地生產能力，而且大大改變了內地不合理的工業結構和工業布局，使川、湘、桂、陝、甘、滇、黔等省在機器、紡織、電器、礦業、面粉等方面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為形成以重慶為重心的大后方經濟戰略基地創造了有利條件，有力地支持了長期的抗日戰爭。

　　文藝家們動員起來了！他們紛紛拿起文藝武器宣傳堅持團結抗戰。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歌詠界抗敵協會、中國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等紛紛成立﹔各種各樣的抗日戲劇、抗日歌曲、抗日詩篇、進步報刊，在敵后、在大后方、在抗日前線、在城市街道、在鄉村裡弄廣為傳播，鼓舞和激蕩著每一顆愛國心。

　　海外華僑也動員起來了！在美國，盧溝橋事變當天，華僑們就成立了“紐約華僑救濟總委員會”﹔在南洋，以陳嘉庚為首的愛國華僑創建救國救鄉聯合組織，廣大華僑為國慷慨解囊，僅1939年就匯款、捐款折合國幣13億多元，而當年全國戰費為18億元國幣。大批海外赤子還不遠萬裡歸國，把一腔熱血洒在抗日斗爭的最前線，據統計，僅粵籍華僑就有4萬多人回國參戰。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同胞，在八年抗戰期間竟有約5萬人沖破封鎖，回到祖國大陸投身抗戰。

　　在民眾支援抗戰的熱烈情緒鼓舞下，前線將士無不抱定誓死報國的決心。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曾寫道：“（1938年）十月初，第二十七師團佔領箬溪一帶，檢查繳獲的敵軍官兵致其親友信件，其內容幾乎全是有關我軍情況以及他們誓死報國的決心，極少摻雜私事。同一時期，第一○一師團檢查反攻我陣地戰死的敵軍官兵遺體，發現死者的父母來信中，也都是鼓勵他們為國家和民族奮勇獻身的言辭。”佟麟閣、趙登禹犧牲了，郝夢麟、吳克仁犧牲了，楊靖宇、趙尚志犧牲了，左權、彭雪楓犧牲了，……無數抗日將士在全民族抗戰的洪流中用鮮血和肉體在侵略者面前筑起一道銅牆鐵壁，書寫著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新篇章。

　　三、全民族抗戰的堅持和發展，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一擊而勝”和分化瓦解中國抗戰力量的陰謀

　　盧溝橋事變一爆發，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即以民族大義致電蔣介石：“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並迅速作出四項承諾以示誠意。國內曾經充滿矛盾、長期敵對的各種勢力，如桂系、川系、粵系、滇系、湘系、西北軍、東北軍、中央軍等齊聚南京，誓言共謀國難、共度時艱。國民黨也開始放鬆黨禁，同意國共合作，設立國防參議會，聘請一些其他黨派和團體的知名人士為參議員，作為共赴國難的咨議機構。國內其他黨派和團體，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也紛紛表示擁護團結抗日。全民族抗戰局面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著名作家巴金寫道：“上海的炮聲應該是一個信號。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的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日本侵略者妄想利用中國各種勢力之間的歷史恩怨和利益沖突，分化瓦解中國抗戰力量的企圖破滅了。

　　中國全民族抗戰很快就使日軍陷入了長期戰爭的泥潭。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先后發動平津保衛戰、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等一系列大的戰役。僅淞滬會戰國民黨就派出包括中央軍、桂軍、粵軍、川軍、滇軍、湘軍、東北軍等在內的70多萬精銳部隊投入作戰，抗擊日寇達三個月之久，使日軍逐次投入兵力達30余萬人，傷亡4萬多人，徹底打碎了日寇三月亡我中華的幻想。而與此同時，在忻口會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不畏艱險，深入敵后，先后在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山東、皖南、蘇北等地區開辟一系列敵后抗日游擊戰場，創造出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破襲戰等一系列新的作戰樣式，使大量日軍深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

　　全民族抗戰大大增加了日軍的戰爭消耗，使其嚴重超過了日本國力所能負擔的程度。從盧溝橋事變至1938年3月，短短8個月內，日軍就連續四次追加臨時軍費共74億日元，相當於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侵佔中國東北四次戰費總和的1.6倍。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日本軍費消耗100余億日元，1938年直接軍費59.6億日元，佔國家總支出的76.8%。軍費的急劇膨脹，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嚴重困難，使日本被迫從1938年起在國內實行全面統制物資，對多種原料、燃料實行配給制，迫使大批民用工業陷入停滯狀態，后來他們又試圖利用代用品，加收廢品，降低產品規格，但仍無法滿足需求。1938年12月，日軍佔領武漢和廣州后，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被迫規定“如無特別重大的必要時，不企圖擴大佔領區”，標志日本侵華戰爭不得不轉入相持階段，敵后游擊戰場也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至此，日本帝國主義一擊而勝狂妄企圖也徹底落空了。

　　四、全民族抗戰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抗戰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大力支援奠定了堅實基礎

　　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九一八事變”后，當世界大國還在坐視旁觀或謀求與法西斯妥協的時候，中國軍民就獨立承擔起反法西斯的重任﹔盧溝橋事變后，中國人民又舉全國之力，艱苦奮戰，粉碎了日軍企圖在短期內征服中國、變中國為其爭霸亞太地區的戰略基地的侵略計劃，把上百萬日軍精銳死死釘在中國戰場，延緩了整個法西斯勾結起來擴大侵略的進程，為主要反法西斯國家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全民族抗戰的旗幟下，中國軍民所表現出的高亢的斗爭熱情、頑強的斗爭意志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贊揚，有力地鼓舞了亞洲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進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壯大。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不僅感動了世界人民，而且讓世界認識到了中國戰場的極端重要性。國際社會和國際友人紛紛伸出援手，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給予有力的支援。盧溝橋事變后，蘇聯政府和輿論界對日本的侵略行為給予了嚴厲譴責，並贊揚29軍盧溝橋抗戰是“中國方面堅決心與抵抗力之增長，民族覺悟之高漲，人民反對侵略者之憤激”。1937年8月21日，蘇聯政府又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被國際輿論認為是“插入日本蠻牛頸項的第一支火箭”。蘇聯政府還以最優惠的條件，向中國政府提供貸款和戰略物資，並派來數以千計的軍事顧問和志願空軍人員，其中不少人把自己的鮮血洒在中國的天空和大地上。1942年11月，中、美、英、荷、蘇五國軍事聯席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最終達成包括美國向中國境內及入緬作戰軍隊提供武器裝備等內容在內的五點協議。美英首腦及參謀人員也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決定設立西南太平洋與中國兩大戰區，並以《大西洋憲章》為基礎，擬定了反法西斯國家所遵守的共同原則，即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並發表的《聯合國家宣言》。宣言規定“加盟諸國，應保証運用其軍事與經濟之全部資源”，以打擊共同敵人，且“不得與敵國締結單獨之停戰協定或和約”。此后，美國援華物資通過中緬公路和駝峰航線等不斷運往中國抗日戰場，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與此同時，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共產黨也先后以通電、宣言、社論等形式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戰。一些國家的工人還舉行集會，抵制日貨，拒絕裝卸日貨和運往日本的軍用物資，開展援華運動。不少國際友人如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印度共產主義戰士柯棣華、美國醫生馬海德、奧地利大夫傅萊與羅申特、德國醫生漢斯·庫爾特、米勒等甚至千裡迢迢來到中國，直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大批外國作家、記者、編輯、教授如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潑斯坦等也來到中國，熱情報道、歌頌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發起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反戰同盟的會員常常奔赴抗日前線，與八路軍並肩作戰，為此有些人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全民族抗戰的勝利啟示我們，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隻要全體中華兒女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艱難險阻和風險挑戰，都會被我們克服和戰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會實現。（作者單位：西安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