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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通過“負面清單”重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夏磊

2015年08月22日09:42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通過“負面清單”重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資料圖片

  關於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研究始終是經濟學界關注的大問題,主要分為政府干預派和市場自由派。政府干預派認為,政府的干預能夠提高市場效率,斯蒂格利茨(1998)在其《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一書中提出,政府有著兩大特征:特有的強制力和普遍約束力。這兩大特征使得政府在特定的領域有著自身的優勢,例如可以糾正一定程度的市場失靈,解決市場無法實現的政策目標。而市場自由派則認為,市場主導能夠提高效率。市場引導的專業化生產由於其信息成本較低,能夠降低決策錯誤的損失,企業競爭可以通過倒逼機制改進政府的效率。

  兩大學派都是從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政府和市場的各自優勢,並對政府充當“守夜人”角色形成了一致觀點,即政府應充當規則的設定者和執行者以及出現爭議時的裁判。政府和市場到底誰主導經濟發展,這是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動態變化的。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市場對於產業升級形成一致性預期,容易形成“潮涌”和產能過剩現象,此時政府具有信息優勢,政府主導成為最有效的方式﹔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時,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時,市場具有信息優勢,此時市場主導便是最有效的方式。

  2014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國GDP增長率下降到7.4%,為1990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后,其動力機制、產業結構、發展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步入更高發展階段,進入了一種新常態。這種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點,就是我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一經濟新常態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規律使然。在經濟新常態下,第一,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失業率將會上升,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現象將會長期存在﹔第二,經濟結構面臨轉型和優化,從原來隻關注數量增長轉向更專注質量增長﹔由原來出口拉動型和政府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拉動型和民間投資拉動型﹔服務業、高附加值產業和綠色環保行業成為重點發展產業﹔第三,經濟增長驅動力從原來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經濟新常態下,創新能力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子,如何激發社會的創新能力,成為新常態下我國政府的重要工作。

  社會產品可以簡單分為兩大類: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私人物品的基礎屬性為競爭性和排他性,其利益邊界容易確定。對於私人物品來說,通過市場化的配置方式肯定效率更高。對於私人物品的供給來說,政府的作用在於完善制度設計,激勵提供私人物品的企業和個人的創新能力,生產更多的產品去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隻有當產品創新的過程中出現負外部性時,如環境污染等,政府才出面干預和限制。公共產品的基礎屬性為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所以利益界定比較困難,容易出現“搭便車”和“腐敗”等問題。對於公共物品來說,最有效率的辦法就是由政府來提供。由於公共權力的壟斷性,會增加政府權力擴張,所以需要從法律層面對政府權力進行約束,即政府的權力隻可以做法律規定可以做的事情,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自己的權力。

  國際貿易活動中有一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資本流動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外國投資者對東道國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不再滿足於資本進入東道國以后才能享受到國民待遇,而是要求資本在投入東道國之前就能夠享受到國民待遇,即所謂的准入前國民待遇。然而,如果東道國資本市場完全放開,又會帶來很多新的問題,如國內幼稚產業保護問題,國家安全等等。因此,雙方在簽訂雙邊投資協議時,准許東道國對特定行業、特定事項進行保留,這些特定的事項就被稱作“負面清單”。“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對東道國政府的行為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也使得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市場上有更大的投資自由度,能夠更加公平、有效地參與市場競爭。

  我們借鑒博弈論中的“先下手為強”的原理來分析,首先政府通過立法的形式,出台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對自己的權力范圍和行為加以約束,即對自己實行“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充當“守夜人”的角色。通過這種方式向理性人傳達准確的信息,使其理性依據自己接受的信息進行全要素的生產,此時,政府和市場能夠實現一致的理性預期。同時,市場中的理性人對政府行為的估計也能夠到達無偏估計,進而優化自己的行為模式和策略。通過上述機制的設定,政府和市場中的理性人將會形成彼此激勵相容的市場,各生產要素將能達到最優配置,減少了信息不對稱,避免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因此,“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將會倒逼政府管理邊界的后移,能夠對市場理性人釋放明確的信號。也因此,筆者認為,借鑒“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將私人產品交給市場去配置,隻要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不可以做的行為都可以去做,充分發揮個人和企業的創造力,提高整體社會的生產效率﹔對於公共權力,政府要形成自我約束機制,隻要是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做的,都不可以做,政府不能去“創新地”擴大自己的權力,對自身管理實行“正面清單”的管理模式。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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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娟、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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