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視角審視“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具有重大影響的國際性事件，隻有站在國際視角，才能更深刻地審視“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稱霸世界的“大陸政策”的重要環節

　　思想決定行動，行動強化思想，這一邏輯完全符合日本近代擴張政策和侵略行為。日本從明治天皇“開拓萬裡海疆、布國威於四海”到1927年的 《田中奏折》，“大陸政策”經歷了從最初萌芽到成為基本國策的過程。 “大陸政策”飽含了日本開拓“生存空間”的強烈渴望，是日本企圖建立“世界帝國”的全球性戰略，也是日本一切對外政策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最終實現目標。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侵略中國、征服世界”的“大陸政策”正式形成，在會后上報給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中這樣闡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可見，佔領中國東北是日本“大陸政策”的一個節點，是其推行“大陸政策”的關鍵步驟。

　　1930年，日本陸軍中將本庄繁認為，隻有抓住時機，迅速佔領東北，進而征服全亞洲，才能繼續征服全歐洲及非洲，掌握東半球大地以與美平分世界。

　　可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精心謀劃的稱霸世界的一個重要環節。從本質上而言，“九一八”事變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繼續，“七七”事變、珍珠港事件又是“九一八”事變的繼續，都是日本“大陸政策”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環。

　　“大陸政策”是日本企圖建立世界帝國的總體戰略，日本就是按照這一戰略一路窮兵黷武，最后落得“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下場。

　　“九一八”事變是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物

　　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推行的“大陸政策”決定了“九一八”事變或早或晚必然發生。至於何時發生，則與當時的客觀環境有密切關系，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為 “九一八”事變提供了可乘之機。

　　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同英、法一起壓制日本，日本被迫“無條件地無保留地尊重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日本一心躋身歐美列強行列，無日不想重新奪回一戰期間在中國贏得的勢力范圍。 1929年爆發的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終於給它提供了東山再起的契機。

　　經濟危機從美國開始，並引發政治危機，歐美各國紛紛忙於應對，無暇他顧，日本則欲趁機在中國東北發起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以之為立足點繼續南下北上，實現世界帝國夢。而當時蘇聯正致力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因此，日本關東軍對國際局勢的判斷是：日本“即使出兵滿洲，蘇聯也不會出兵，國聯也好，列強也好，都沒有干涉滿洲事態的實力”。

　　這種形勢下，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頻繁制造事端，策劃皇姑屯事件、制造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進行連續的軍事演習。同時，日本國內也把戰爭輿論和戰爭准備推向了頂點。

　　國際社會從國際法層面對“九一八”事變性質予以仲裁

　　“九一八”事變爆發，震驚了世界，各國的目光迅速聚焦到中國東北，各種進步媒體紛紛予以譴責。然而，日本蓄謀已久，不斷編造謊言以混淆視聽、欺騙世界輿論。為了了解事實真相，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

　　其間，沈陽“九君子”冒著生命危險發起國聯外交，搜集大量日本侵華的第一手証據，完成“TRUTH”匯編，在國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巧妙地將其遞交給調查團。這為國際仲裁提供了實証性依據。1932年2月24日，國聯特別大會以42票贊成，日本1票反對，通過《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這是第一次正式宣布“九一八”事變真相的國際性文獻，是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的權威定性，是按照“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等一系列國際法相關規定予以仲裁的，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日本對此惱羞成怒。當日本駐國聯代表招其同僚中途退出國聯大會會場的時候，“全場屏息側目，咸知柳條溝（湖）一隅之事變，將掀起太平洋整個之波瀾”。日本在世人期盼和平的道路上逆行，越走越遠。

　　始於“九一八”事變的侵略戰爭在國際正義力量的聯合斗爭中敗亡

　　“九一八”事變撕開了列強新一輪瓜分世界的裂口，更使一戰后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走向瓦解。然而在事變之初，列強出於各自利益考慮，對日本實行了綏靖政策。美國總統胡佛認為，隻要日本針對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化和蘇聯的滲透危險便“不提出更多的異議”。英國首相張伯倫強調：“在滿洲事變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國方面無數挑舋的舉動，因此，局勢是非難辨，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

　　日本的野心得到列強的縱容，在南下擴張過程中又與德、意結成法西斯軸心同盟。 1941年底，日本悍然挑起珍珠港事件，意欲奪取英、美在遠東的利益。這樣，“九一八”之夜點燃的戰火，從中國蔓延過東南亞又至太平洋，和歐洲戰場遙相呼應，戰禍波及全球。僅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踐踏之處，殃及的國家就有20余個。

　　美、英、法縱虎為患，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深刻的教訓終於使他們放棄綏靖政策，轉而聯合御敵。 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終於建立。法西斯國家的倒行逆施在世界人民聯合斗爭中走向敗亡。中國人民始於“九一八”的抗戰從一開始就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誠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國際組織是處理戰后問題的主導力量

　　隨著二戰的結束，捍衛和平又成為緊迫的時代主題。 1945年10月，美、中、英、蘇等國提議的“聯合國”在美國舊金山宣告成立，它的職責是致力於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為基礎的二戰后國際秩序，處理國際爭端，而擺在其面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處理戰后問題。

　　在聯合國框架下，1946年5月，由美、蘇、英、法和中國等11國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公開審判日本戰犯。此外，伯力審判、沈陽審判等也都是根據國際法准則和相關國際決議進行的審判，具有國際性特點。 “東京審判既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總結，也是戰后日本和遠東國際關系新格局的起點”。

　　日本僑俘的遣返也成為中、美、蘇等盟國必須解決的一個戰爭遺留問題。從1945年11月至1946年11月，中國大陸遣返日本僑俘共計2983550人。這是中、美、蘇按照《波茨坦公告》等決議的原則合作解決戰后問題的又一范例。中國大陸從1950年到1956年對日本戰犯的改造，也是站在國際化視角下採取的重要舉措，著重於從思想根源上清除戰爭隱患，維護世界和平。

　　因此，“九一八”事變表面看似乎是局部地區性沖突，本質上卻是國際性事件。從國際視角審視“九一八”事變，是對二戰歷史的深刻總結，也是洞察和遏制日本右翼勢力的有力武器，更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應該遵循的基本觀點。

　　（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本文系國家 2013年重大委托課題“TRUTH（真相）史料研究”的系列成果[批准號：13@ZH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