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宣讀詔書，正式投降。七十年后，卻仍有人否認日本侵略中國的基本事實，否認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缺乏對中國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害道歉和反省的誠意。這說明，七十年前的戰爭並沒有離我們遠去。
三年前，我站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納粹大屠殺紀念館前，分明感到這是世界進步力量對德國法西斯最為無情最為徹底清算的明証。德國承認罪行，真誠道歉，也因此贏得世界的尊重。第二天我在哈佛大學與傅高義教授見面時談起了我的感受，那就是“隻有徹底清算，才有永久和平“。他深以為然。
那是因為，1938－1944年的重慶大轟炸是我們這座城市最為慘痛的記憶。但時至今日，日軍轟炸重慶、轟炸大后方的罪行並未受到法律的清算，日本政府也沒有向重慶人民反省道歉。這對深受戰爭侵害的中國重慶和大后方人民來說是極不公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3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重慶史學家對重慶大轟炸進行了廣泛的史料搜集和深入的學術研究。我們曾到過台灣以及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荷蘭等地，搜集了大批珍貴史料﹔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慶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出版了專著。發表了《關於重慶大轟炸幾個基本問題的探討》等標志性論文。搜集整理出版了重慶大轟炸史料20卷，近1000萬字。資助出版了日本著名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的《從重慶通往倫敦、東京、廣島的道路──二戰時期的戰略大轟炸》，支持英國牛津大學瑞納·米德教授研究重慶大轟炸，出版了《被遺忘的盟國》。舉辦了“重慶大轟炸與日軍侵華暴行國際學術討論會”。目前，又承擔著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的史料整理與研究》。今年，我們又促成了美國電影紀錄片《苦干》回歸中國，回歸重慶，這是日本侵華的最新鐵証。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進行了廣泛報道。我們還拍攝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后方》，其中一集用50分鐘來還原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和重慶人民在轟炸中《愈炸愈強》的不屈精神。
在紀念中國抗戰暨世界二戰勝利70周年之際，不少新聞界的朋友們都問了我同一個問題，幾十年來，你為什麼這麼執著於重慶大轟炸？
我告訴他們，重慶大轟炸以歷時之長，范圍之廣，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在二戰期間和整個人類戰爭史上創下了新紀錄。重慶大轟炸與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旅順大屠殺、七三一細菌部隊等一樣，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慘痛的犧牲和巨大損失。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容抵賴的鐵証。隨著時間的推移，文物資料的散失，幸存者和見証人的辭世將不可避免，特別是當前日本右翼否定罪行、美化戰爭的惡劣態度，因此，搶救文物資料，深化學術研究，清算日軍罪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已經時不我待。否則，造成的損失將難以彌補，我們也會遺恨終身。
我還告訴他們，我執著於歷史真相的發掘，不是要停留於悲情的重復，更不是要延續民族的仇恨，而是要從中發掘“愈炸愈強”的重慶精神，張揚重慶這座英雄之城的豪氣。
一、重慶軍民挫敗了侵華日軍的戰略圖謀，保衛了戰時首都的安全，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
重慶始終是日本侵佔中國的戰略目標。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企圖通過對重慶的轟炸，造成大后方經濟的破壞，造成人民厭戰情緒的增長，並與其政治誘降相配合，動搖中國抗戰軍心，造成國民政府的崩潰，從而摧毀中國繼續抗戰的意志和決心。因此，重慶成為遭受日本野蠻轟炸規模最大、次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為慘重的中國城市。但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曾經親自帶隊轟炸重慶的第三飛行團長遠藤三郎為此提出了“重慶轟炸無用論”，就是“僅僅通過轟炸就能使其屈服的這種想法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1942年，日軍又制定了從地面上“殲滅敵中央軍主力，攻克重慶，迫使重慶政權屈服或崩潰”的計劃，后被迫取消。1944年，日軍再次侵入廣西、黔南，佔領獨山，重慶震動，但終其抗戰之期，重慶，這座不屈之城始終巍然挺立，最終贏得了抗戰的勝利。
二、日軍的狂轟濫炸造成了重慶人民的巨大損失，也極大地激發了重慶人民支持抗戰的愛國熱情
面對這一巨大的民族災難，《新華日報》代表重慶人民庄嚴宣告：“我們決不因重慶在火中的毀滅而悲觀，我們要在舊重慶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正軌的堅強的合理的新重慶！我們敢正告凶猛殘暴的敵寇，舊重慶的毀滅不是投降，這是准備在血和火的鍛煉中，哺育尊重的堅強的力量來答復殘暴的死敵！”重慶人民化災難為仇恨，化悲痛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獻金不讓人獨多，成為支援前方抗戰的堅強后盾。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前曾感慨地表示：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重慶同胞與政府同甘共苦共患難，生死成敗相一致的關系，較之其它各地尤為密切。回想敵勢猖獗時期，重慶每天都要遭受敵人殘忍的轟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財產遭受不測的損失。然而大家為表示對於抗戰的忠誠，在抗戰期間輸財輸力之多，尤為全國其它各地之冠。這種偉大的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
三、重慶人民的反空襲斗爭樹立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頑強奮斗的國際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1944年6月25日的新華日報刊登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專門書贈重慶的一幅卷軸，寫道：“遠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襲恐怖之前，貴市人民屢次在猛烈空中轟炸之下，堅定鎮靜，屹立不撓，這種光榮的態度，足以証明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的精神，絕非暴力主義所能損害於毫末，諸位擁護自由的忠誠，將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動而永垂不朽”。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重慶發表廣播演說，在日本的狂轟濫炸之下“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世生活照常進行。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之供應方面，重慶直可與世界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無足異”。
因此，今天我們研究重慶大轟炸研究的意義，有助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戳穿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謊言，有助於伸張正義，為重慶大轟炸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有助於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
這是由於種種原因，戰后的東京審判沒有對日機轟炸重慶平民的罪行進行起訴定罪，重慶大轟炸的策劃者和實施者，沒有一位受到應有的懲處。相反，在日本有些人一味渲染廣島、長崎的原爆慘禍，卻閉口不談造成這種慘禍的原因。我曾訪問過日本廣島，參觀了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留言“不應忘記”，就是指不應忘記戰爭給日本人民造成的災難，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更不應忘記的是日本首先是“加害者”，當年的日本廣島號稱日本“軍都”，相當多的日本軍隊就是從這裡出發，開始對中國的侵略的。“加害”是因，“受害”是果。日本右翼勢力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活動愈演愈烈，這不僅不能正確總結歷史教訓，同時還將誤導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一代，還是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三十年來，在追尋重慶大轟炸真相的過程中，我認識了不少日本朋友，他們中有廣島大學小林文男教授和他的學生橋本學教授，有日本茨城大學石島紀之教授，有日本朝日新聞社的記者畑山美和子，有應義大學的山田辰雄，還有神交的前田哲男。他們告訴我，重慶大轟炸是日本的戰爭暴行，“對一個城市如此長時期固執地進行攻擊，不用說在航空戰爭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隊圍攻城市的歷史包括在內，也是極其罕見的”。因此對重慶人民深刻地反省道歉。
近日，我又讀到遠藤三郎先生的《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其中有一段話可以轉贈給今天的日本當政者，他說，“日本與中國之間這場持續了十五年的戰爭，客觀地說，就是一場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否定”。“這至少是我從長達四十余年的軍人生活經驗裡得到的教訓，一定要留給那些擔負著日本未來時代的年輕人”。此話寫於1974年，這就是一個曾經帶隊轟炸重慶當時就反對轟炸重慶的飛行團長，一個侵華日軍的高級將領戰后對這場戰爭最深刻的反省。
所以，“隻有徹底清算，才有永久和平”，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感悟，也是有良知的日本人包括參與過侵華戰爭有良知的日本軍人的認識，也是全人類的共識。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就要“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就“要以事實批駁歪曲歷史、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錯誤言論”。我們還任重道遠。
（周勇：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