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聯網思維審視政府和市場的新界限

隨著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互聯網逐漸從一個技術概念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維境界。“互聯網＋”的未知遠大於已知，未來空間無限。這也對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形成顛覆性的挑戰，倒逼政府主動擁抱互聯網，打造從內容到平台，以及到服務的新模式。

“互聯網+”帶來的功能重構

去界：“鏈接一切”

工業時代的經濟基礎是專門化的資源和能力配置，相互之間有個“界”﹔而現在的大數據、雲計算把這些“界”逐步去掉了。於是，“鏈接一切”的時代來臨了。

舉一個例子，人們出行需要交通工具，要麼選擇公共交通，要麼擁有私車，公共交通擁擠時一部分人需要站著，而很多私車都有閑置的座位。一邊是對座位這種資源的強烈需求，一邊卻是在浪費這種資源。“互聯網+”可以讓二者形成一種脫離空間限制的供求關系，將用戶與分布式的空間資源鏈接起來，這就是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於位置的服務）。“大鵝網” “開開網”“切客網”“領地網”“網易八方”“嘀咕”“酣逗身邊”“碰友”“飄信”“隨手尋”，新的創業項目在不斷迭代……在工業時代，“空間”資源在功能上是專用的，在產權上是專屬的，而網絡時代的“鏈接一切”，催生了兼用和共用的模式創新，促進了更高的資源利用率被釋放，同時也減少了“外部性”。

再窮的人，也擁有他不用的東西。那些隨年齡段而變的用品，那些隨工作性質而變的工具，那些隨著生活環境而變的設施，我們往往隻使用了很短的時間，卻一直佔有它們。從交流自行車、相機、工具、樂器到各類物品及服務，二手交易、以租代售等廣受歡迎，就如同沃爾瑪前高管Andy Ruben創辦的舊貨分享平台Yerdle，是為了“通過社交分享舊貨減少兩成消費”，“成為與亞馬遜並駕齊驅的新一代零售業核心”。在中國，短租領域的“螞蟻短租”“小豬短租”“途家網”“天天如家”，餐飲領域的“媽媽的菜”“回家吃飯”“有飯”，辦公領域的“馬上辦公”“聯合創業辦公社”“SOHO 3Q”等已全面開花。

去介：告別“渠道之王”

在工業時代，隨著專業化分工的不斷深化，必須設置出各種各樣的中介。交易需要商場，融資需要銀行，教育需要學校，看病需要醫院，還有電視台、旅行社、門店、前台……這導致產供之間有70%的成本發生在渠道環節，引發了諸多問題，如銀行的低效導致資金成本居高不下，學校的僵化導致每年近千萬的畢業生不能學以致用，醫院的低效讓看病難和看病貴問題積重難返等等。網絡時代的到來，使得我們終於可以找到更好的模式——去中介。

去掉商場，迎來網店，電商開始興盛。原來的商場經營逐步轉向直接消費，融購物、餐飲、娛樂和社交於一體。當網店作為交易“中介”逐步顯現低效和高成本時，去掉網店又成必由之路。這就是風行天下的O2O，它讓供需之間形成無縫對接，而碼上淘、微店、購物圈、企業號等，代表了“BAT”（百度、阿裡巴巴、騰訊）尋找下一代交易載體的“迭代”努力。交易“去介”的未來，是智能互聯后的全新購物場景。物聯網讓每件交易對象（或體驗對象）都有唯一的數字身份，消費者通過任意接觸點都可以實現買賣、分享甚至加工。

銀行曾為自己的“高大上”付出了過多的成本，而P2P則輕裝上陣，一路風起雲涌。“人人貸”“宜信”“有利網”“宜人貸”“融貸網”“易貸網”“速幫貸”“合盤貸”，以及一路高歌猛進的“陸金所”，使得資金的供需就像商品和服務的電商化一樣，獲得了直接的合作機制。金融去介的另一種努力促進了第三方支付的出現。除銀聯老大之外，支付寶、百度錢包、微信錢包一一閃亮登場，“快錢”“匯付天下”“易寶”“拉卡拉”“盛付通”“網付通”等“新秀”也接踵而至。

去誡：一切回歸人性

媒體在工業時代是專業專營的特區，為實現全社會公約和良秩，媒體需要選擇性報道，從而引導正確的社會輿論，它代表著意識形態的主旋律。進入網絡時代，大家忽然發現自己的意志不再需要被代表，自己的聲音完全可以直接發出。微博、微信等開放的平台成了他們發聲的載體。目前第一線的自媒體，微博千萬粉，微信百萬粉是初級門檻。特別是微信平台上坐擁百萬以上粉絲的自媒體，正在市場上高歌猛進。凱文·凱利在《失控》一書中說，如果一個人有1000個鐵杆粉絲，他隻要向粉絲提供自己的“作品”，就可以衣食無憂。自媒體依托或創造的，正是粉絲經濟。人們願意供養其心中的偶像，為自己的好感和關注買單。

在工業時代，我們習慣了以理性與感性區分人的決策和行為。當大數據和雲計算“代替”人腦，進行比人的思考更靠譜的關系判斷時，人的獨特能力就隻剩下了“感性”。於是一切圍繞“體驗”的改進和創造成了價值提升的關鍵。

首先，經營場景體驗化。源自新加坡的“鄰裡式”社區中心，正在改造我國傳統的小區開發與物業﹔源自美國的“娛樂化”購物中心，也在以萬達為代表的商業體中發揚光大﹔源自日本的“綠色化”公共空間，同樣在中國各地造景工程中一一亮相。其次，產品設計宜人化。蘋果引領了產品設計的宜人化。商業世界的種種用心，要麼用以適應人的生理特征（易用和省力），要麼用以適應人的心理特征（識別、防呆、舒適、優美）。最后，營銷努力體驗化。如貴族化、響應式服務（海底撈），代入式、定制化體驗（家俱、服裝、旅游等3D模擬），親友式、關懷型的溝通交流（從保健品到保險無不如此），創意式、戲劇化促銷設計（限時競價、一元眾籌），以及觀光式、基地化深度營銷（農業、現代制造基地等）。

重構：分享經濟深入人心

過去多人合作的事務，在今天為什麼可以獨自完成？因為數據、知識及工具都平台化了，每個個體可以即時獲得來自雲端的柔性支持。最先應用的，是程序化且重復性的操作。比如銀行終端POS機，從查詢、存取的簡單功能，擴大到包括開卡和銷卡在內的全功能應用。再如加油站的自助化，檢票站的自助化，甚至超市收銀的自助化。更高級的應用，例如自助檢測、自助診療、自助生產和自助提貨等，也開始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

參與經濟的魅力更為明顯，客戶員工化將是大勢所趨。無論是消費品還是工業品，用戶不再滿足於對成品的挑選和購買，他們希望能夠更進一步，即參與到設計、採購、制造、包裝、質控及物流過程中，當然是以“在線”而未必“在場”的方式。如小米的米聊，LinkedIn的個人檔案，以及微博和微信，甚至淘寶的光棍節定制。我們會發現，從構思到生產出成品的全過程越開放，就越能吸引顧客。同樣的道理，顧客對某產品的想象和期待投入得越多，對其依賴感就越強。

自主經濟的未來，是對資本模式的革新。每家企業，將由一開始的“資者有其股”，演化成“勞者有其股”，最后的趨勢將是“用者有其股”。出資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合為一體，消費即投資，用戶即股東。企業的本質不再是市場交易的替代，而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企業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潤，也不是創造顧客，而是滿足其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分享型經濟認為未來社會是零邊際成本社會、協同共享的社會。使用權勝過了所有權，可持續性取代消費主義，合作壓倒了競爭，資本主義市場中的部分交換價值被協同共享中的共享價值所替代。“Uber”“跑腿兔”“空中食宿”等正在快速發展，人們從彼此而不是從集中化的結構那裡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追求所有權是一種過時的行為，分享和短期租借，而不是購買或長期持有某種東西，是今后的趨勢。“互聯網+”從一個技術概念逐漸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維境界，它是一種對市場、用戶、產品乃至整個商業生態重新審視的方式，體現的主要是注重“以用戶為中心”，強調信息在生產、交換和傳播中的價值。

去界——一切過去被分隔的資源，而今廣為鏈接﹔去介——一切過去要依賴的渠道，現在紛紛破除﹔去誡——一切過去須遵循的陳規慣例，逐漸被摒棄而回歸人性。

“互聯網+”帶來的政府治理轉型

互聯網思維帶來的不僅是新的商業、服務模式，其在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思考方式及政府機構的運行模式。我國的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轉換正處在接續關鍵期，要想穩定經濟增長、調整經濟結構，亟須用足“互聯網+”這個大變量，使之釋放出源源不斷的新動能。國務院2015年5月印發的《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轉變政府職能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要重點圍繞阻礙創新發展的“堵點”、影響干事創業的“痛點”和市場監管的“盲點”，拿出硬措施，打出組合拳，在放權上求實效，在監管上求創新，在服務上求提升，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方面邁出堅實步伐，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互聯網“去界”“去介”“去誡”的三大特性帶來的必定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在這一格局下，政府如何真正把民眾當成客戶？如何開門搞改革？如何由人民群眾和實踐來評判和檢驗改革成效？這些都是簡政放權要涉及的關鍵問題。

積極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實行“互聯網+治理”的新模式，是當前政府職能轉型的重要抓手。網絡社會在本質上是人類知識外化所形成的虛擬生活空間，是超越農業、工業時代的“智業時代”。面對“互聯網+”帶來的社會發展新形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原有的單向度、以行政工具為主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模式，以適應碎片化、高度流動性的網絡社會新環境，考驗著黨和政府的治理智慧與治理能力。為此，黨和政府必須積極轉變治理思維，探索科學的網絡治理模式，實現網絡治理與現實治理的有機結合。面對“互聯網＋”的倒逼機制，政府需要切實簡政放權，“要以權力的‘減法’，換取群眾滿意度的‘加法’，同時激發出市場活力的‘乘法效應’”，通過簡政放權，讓改革紅利充分釋放，讓市場活力全面迸發。簡政放權，對政府部門而言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過程，也是政府的一次“全力轉型”，轉型志在“提效”。

網絡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執政黨和政府需要在創新網絡治理理念的過程中，在對立與融合的矛盾心態中實現從不適應到逐漸適應再到最終完全融入的嬗變，要在構建互聯網道德自律機制和法治建設機制的進程中，不斷提升自身的網絡治理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終實現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良性互動。

（本文作者分別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國際商業模式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2015年度全國行政學院科研合作基金課題“網絡社會與政府治理現代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批准號：15HZKT041）